牟永抗：蝉鸣的遐想——良渚古玉研究札记_风闻

　　夏季，大地尽情拥抱着骄阳，让万物迸发出最旺盛的生命力。高亢的蝉鸣，作为生命向自然的反馈，谱写了火一般炽热的奏鸣曲。它歌颂太阳，歌颂生命，也同时歌唱着光明。蝉声给人带来烦躁，也彷佛感受到收获的来临。它是那样地自负、自信、自得其乐的一声长啸，从这棵树冠飞向另一株高树的尖顶。这又给人以怎样的启迪？

　　现在还不知道人与蝉的交往始于何时，至少它是华夏祖先在动物界结识最早的朋友之一。在已知的商、周青铜器上的昆虫纹样，以蝉纹独占魁首。玉是高尚、纯洁和美好的象征，以玉琢蝉，反映了古人对生命的理解。宋、元之间爱好古玉的金石学家，已经研究著录汉代的玉蝉，并考证它们是葬仪中纳入死者口中的琀。这一认识为以后包括朝鲜乐浪在内的许多汉墓所证实。汉代琀蝉的琢雕工艺已臻成熟，刀法简练，寥寥数笔就刻划出蝉的形态特征，唯体形较扁薄而已。有的仅为形似，连纹饰都没有。琀为什么琢成蝉形？有的学者认为：“人之死，其尸体有似于蝉之蜕，而又不能食，古人或因即用为琀玉耳”，这是第一次从观念形态上作出解释。实际上，古玉蝉并非全作琀用，但直到晚清的著名学者吴大澂仍然将蝉形之玉，都归入琀。本世纪中叶前后，古玉鉴赏家将钻孔的玉蝉从琀的概念中分离出来，名为佩蝉，并推论有缝缀在帽子上的“冠蝉”。此时的考古发现证明，玉蝉的年代可早到商、周，雕琢具有较多的写实性，蝉体亦较厚宽，两翅后端稍稍翘起，匠心独具地发现了蝉鸣鼓翅时的动态效果。《荀子·大略》云：“饮而不食者，蝉也”；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写道：“濯淖淤泥之中，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俗垢”；《淮南子·精神篇》也有“蝉蜕蛇解游太清”之句，应是青铜时代对蝉鸣遐想某种踪迹的文字记录。

　　1977年，苏州的张陵山遗址发现了一件良渚文化的玉蝉。此蝉体形较大，玉质晶莹，正视如蝉而倒视若蛙，或许是一种双重的构思。1986年，在杭州附近的反山墓地又发现了一只良渚文化玉蝉。此器全长2.3厘米，厚0.95厘米，宽1.6厘米。体形大小与最善鸣叫的现生种“小炸蝉”相若，是一件写实的圆雕作品。1988年在湖北省石家河文化的一个瓮棺中，又发现了一件玉蝉，从而将玉蝉的出现时间推前到距今四、五千年之前。良渚文化分布在太湖周围，石家河文化分布在长江中游的江汉平原，连同分布在辽西、内蒙间的红山文化都是著名的用玉文化，三者共同构成了古代东方特有的玉器时代的主体。青铜时代的玉器已经演进到人格化、礼仪化的阶段，在玉器时代，玉是神化了的物质。古人云：“夫玉，亦神物也”。以玉琢蝉，给生物蝉蒙上了神的面纱。

　　蚕是人类最早饲养的昆虫，它的起源或许比来自植物培育的农业，来自动物驯养的畜牧业晚一些。蚕作为昆虫属于动物，而饲蚕的桑却是植物。农业和畜牧业是解决人类赖以生存的头等大事，而养蚕的起源无论如何不是为了吃。蚕丝是古代东方对人类的杰出贡献。半个世纪以来，雕琢得惟妙惟肖的玉蚕、玉蛹和丝织品的印痕，在商、周时期的不少大墓一起发现。1958年在浙江湖州钱山漾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丝织品的原件。1977年又在浙江余姚的河姆渡遗址，发现了六、七千年以前雕刻在象牙制品的蚕纹。近年又在内蒙巴林右旗出土了两件红山文化的玉蚕。这两件玉制品体形短胖丰满，身长7.5至9厘米。首端以双圈纹饰作蚕目，背部以数道弦纹表现躯体，无翅，可知非蝉。说明蚕和蝉的玉制品在华夏大地上是同时出现的，人们对它们都怀有崇敬的心理。据传，汉字中的蚕字，表明它是一种天虫。它的汉字读音can又和野生的蝉是那样的相近。说明在华夏祖先的心目中，这两种昆虫有着相似的功能。在先秦典籍中，与蚕有关的桑、桑林、桑木、扶桑的含义，往往和爱情、生育乃至沟通天地等神圣事业联系在一起。只要稍稍留意一下，从养生保健到人生哲理一系列传统观念中，例如葛洪在《抱扑子》中，将神仙分为天仙，地仙、尸解仙三等，“先死后蜕，谓之尸解仙”；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主张“性净自悟”，提倡主静禅定修炼模式的教派——禅宗；直到宋代理学家以习静才能去私欲合天理、与天地合其德等等，到处都能见到蚕或蝉休眠作茧、羽化升天对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深刻影响。因此，作为春蚕生命的结晶——洁白而有光泽的丝及其织品的主要功能，好像不应该局限在御寒蔽体的衣着范围。四十多年前，在长沙战国墓出土的帛画和缯书，是丝织品功能最明确的最早资料。从内容及书写形式看，丝织品具有简牍以外，另一种表达、传递人类感情或信息载体的功能。七十年代在山西侯马发现的晋国盟书，这些为天地神明共察的神圣文书，书写在源自戈兵的圭形玉片上。可见在中国古代，文字的内容与书写材料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从本质上看，甲骨文的内容与载体之间，也是这种关系。在发掘侯马盟誓遗址时，有不少没有遗物的空坑，可能一些与盟誓有关的有机质资料未能保存下来。如果我们将盟誓和成语中“化干戈为玉帛”联系起来，并依此推论有些盟誓的内容可能书之于帛，当然论据欠缺，但古人曾赋予玉、帛有相似的社会属性，大概不会有很大的错误。有的研究者认为：“藏传佛教的内涵与蒙古社会的原始信仰萨满教有相似之处”。在现今藏传佛教地区，“哈达”是奉献的神圣物品，丝织品的本义可能与“哈达”相去不远。

　　鸟的飞翔远高于蝉，先秦玉雕中鸟的形象更为多见。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石家河文化中都有玉鸟。每当研究者讨论上古时代的鸟形时，无不提及“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而且从东方部族的鸟崇拜联系到鸟图腾。图腾是史前时期自然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混合产物，而应具有强烈的内向性。图腾并不一定见诸形象，也不与多神崇拜相斥，至少和现代生物学分类没有共同之处，崇拜对象不等于图腾。红山文化的玉鸟。形似鸮，两翼平展作飞行状，鸟首向下凝视大地，腹部琢有蜷曲的爪，是一种仰视的构图。良渚文化的玉鸟形如鸽，双翼展开而鸟首朝前，两眼琢于头部上方而腹部不琢鸟爪，构思者的立足点比鸟高得多。在那件著名的大玉钺上，神人兽面像高踞上方，飞鸟则布置在下角，形象地衬托出以神人兽面图形的神遨游苍天的崇高地位。在江淮地区出现的玉鸟又往往表现为侧视的图形，联系到河姆渡文化象牙雕刻的鸟形图像，都突出地表现其强大的喙。可见每种鸟的形象，各自寄寓着各地社会群体的感情和信念。这些图或形，在一定意义上是文字出现以前，记录古人精神生活最原始的视觉信息。虽然目前我们还不能正确地读识，如果按照天人合一的观念，古籍不会距离飞翔或攀登的主题太远。

　　良渚、红山和江淮之间的古文化共同拥有玉雕的龟，人所共知。在华夏祖先的心目中，龟是具有灵性的生命，史记云：“略闻夏殷，欲卜者乃取耆龟”。占卜是古代东方天人交往的重要渠道，构成了巫术活动的主体。河南舞阳贾湖遗址的发现，将龟灵信仰的起始推到八千年以前。玉雕的龟，只是这种信仰新的发展。可见古人认为有灵性的动物不只是会飞的鸟和蝉。

　　有位国外研究者认为，中国古代艺术品具有宗教和政治意义，艺术品上的动物纹样是巫觋通天的工具。近十年良渚文化的考古学研究表明，以大量玉礼器随葬的死者，具有巫觋的身份；在四、五千年以前已经出现拥有神权、军权和财权的显贵阶层。联系到东北等地萨满教的法衣，其下缘或飘带上，每每绣有动物图形或钉有铜片，犹似现代的腰铃舞。在反山、瑶山等良渚文化墓地，玉蝉、玉鸟和玉龟都发现在死者腰部以下，每件的背或腹部均有隧孔，应是一些缝缀在衣着下缘的饰物。商代的国王是群巫之长或自兼贞人。当周武王战胜殷纣王时，这位自兼贞人的商王帝辛“登鹿台，着宝玉衣，赴火死”。鹿台可能是巫师作法的专用场地——祭坛。赴火或许是燎祭，乃是这位群巫之长在履行禀告先巫和上苍的最后职责。这袭宝玉衣也就是缝缀着蝉、鸟、龟……等玉器的法衣。蚕、桑、丝的本义与巫术是相通的，殷纣王的这件宝玉衣可能是丝织品，以丝织品作衣料似乎是巫术的衍生物。看来将丝织品服装形容为“飘飘欲仙”，并不完全是现代文人的凭空想象。

　　人类在生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创造着自己的精神生活，制造工具只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物化标志，人有高级思维活动还有精神生活。人类对于包括自身在内的自然界，永远处于似解与不甚解之间。原始宗教是古人对众多自然想象不理解的结果，也是人类高级思维活动的精神产品。将未被认识的自然力赋予人的意愿，并藉此驾驭自然，在心理上协调对大自然认识的缺陷。本世纪初的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礼字的本意“象二玉在器之形，……为以玉事神之器”。以事神致福的礼仪活动在古代的东方源远流长，并构筑了中华礼仪之邦的思想基础。国内一位同事说：“要多花一些精力去思索考古学遗存中所含的精神领域的问题”。良渚文化、红山文化和江淮之间的古文化是东亚大地上三支各有渊源并自成系列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之间在物质文化面貌上的区别也是清楚的。但是它们却共同地孕育了华夏古文化，并组成了早于夏商的玉器时代。蝉鸣的遐想，旨在探索蕴藏在蝉、蚕、鸟、龟背后古人精神生活的沉积，或可拨开远古东方神秘面纱的一角，窥见华夏上古文明的点滴真谛。

1991年6月30日

牟永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