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类鸟类都是蝗虫的天敌，为何蝗灾来的时候依然无法阻止？_风闻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其实，“利用天敌防治蝗灾”的思路，早在中国古代就十分丰富。

比如在中国古代治蝗史上，这种“等天敌”的事情就不少。许多曾震惊朝野的蝗灾，都是被神兵天降般的“蝗虫天敌”打败的：唐朝开元二十五年（737）贝州蝗灾时，就有数万白鸟从天而降，把蝗虫转眼一扫光。元朝泰定四年（1327）洛阳蝗灾，蝗虫前后来了两次，鸟群也飞来两次，在洛阳上空开了两场“蝗虫宴”。明朝天启二年（1622）的山东新泰蝗灾，更把秃鹫都招来了，又是一顿猛吃……

除了飞鸟外，其他“蝗虫天敌”也常来凑热闹，清朝同治二年（1863）的曹县蝗灾，就引来了漫山遍野的蛤蟆，逮着蝗虫就“便吞食之”。“蜂群灭蝗”也常见给力场面，北宋熙宁六年（1073）辽国南部蝗灾时，就有过“蜂食蝗”的记载。崇祯十五年（1642）东明县蝗灾，也是黑压压的蜂群斜刺里杀出，把恐怖的蝗虫“杀”得无影无踪，救了全县百姓……

“天敌”如此有效，放在科技落后的古代社会，也让人们在蝗灾时多了指望。永乐二十二年河南浚县蝗灾，知县王士廉干脆连蝗虫都不抓了，带着县衙属吏们沐浴更衣斋戒，跑到祠堂里不吃不喝求了三天，果然盼来了数万只呼啦啦的飞鸟，给蝗虫来了场歼灭战。类似烧香磕头“求天敌”的事儿，中国古代也不少。当然，能像王士廉县令那样“求”来的，真是为数不多的奇迹。

不过中国古人也早明白，“求天敌”不如“养天敌”靠谱。明朝万历年间的农学家陈经纶（推广番薯的那位），就首创“养鸭防蝗虫”的思路。他的《治蝗笔记》里，更详细介绍了鸭群养殖训练治蝗的各个步骤，明清年间的江南地区，也从此常见“鸭群数百入稻畦中，蝗顷刻尽”的解气景象。造福中国农村数百年。

这种“养鸭治蝗”的传统智慧，还在21世纪初新疆治蝗时大放异彩：2000年5月，新疆北部爆发特大蝗灾，3万只浙江鸭子被紧急空运到新疆，迎击黑压压的蝗虫。而当时类似这般投入新疆灭蝗的鸡鸭，总数更有10万只之多。之后的三个月里，曾威胁新疆百万亩草原的蝗灾，被10万“鸭兵”一口气击败。“鸭子灭蝗”的场景，也叫当地牧民连呼精彩：“一只鸭子一口气能吃100多只蝗虫。”“鸭子们太自觉了……每个队中鸭子一只跟着一只，真像训练有素的部队。”

但虽然有过这类精彩景象，可残酷的事实是，放在大多数的特大蝗灾里，单靠“天敌”们阻击蝗虫，依然非常无力。

比如中国史料上，那些有过“天敌灭蝗虫”精彩场面的年代，“精彩”的背后，常是席卷多省，造成饿殍遍野的大蝗灾。个别县市出现的“飞鸟吃蝗”“蜂群灭蝗”的景象，无力阻止大蝗灾的蔓延。甚至19世纪中叶，正经历工业革命的美国，也曾用高科技手段，推广“养火鸡灭蝗虫”，但面对当时席卷北美大陆西部和中部的特大蝗灾，依然作用有限。

原因也很简单：蝗虫太多了，“天敌”根本吃不过来。

特大蝗灾有多恐怖？比如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蝗灾，肆虐中国长江以北各地。当时宋真宗正在皇宫里吃中午饭，却突然惊觉外面“天黑了”，只见漫天的蝗虫将天上的太阳都遮住，正午的汴京城瞬间成了“黑夜”。

如果说古代史料的景象，尚有夸张渲染成分，那么近现代的记载，则更加直观：比如19世纪美国人“养火鸡灭蝗虫”的年代里。1857年席卷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的大蝗灾，把长150英里宽80英里区域里的农作物啃食殆尽。1874年的美国蝗灾，受灾11个州，仅密苏里河沿岸就有75万居民受灾。这些蝗虫群不但数量多，飞行速度也奇快，每天可以在强风下飞行300英里。靠火鸡来吃？那既是吃不过来，更撵不上。

而放在蝗灾“重灾区”的非洲，非洲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蝗灾，更曾波及29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祸害六十五个国家地区，导致六亿多人受灾。单是1988年的塞内加尔蝗灾，每一群蝗虫密度就多达1000亿只。这样的强大蝗虫群，再强的“天敌”，也是扛不住。像2000年中国新疆那样，短时间利用现代化运输手段，调动大批“天敌”灭蝗的案例，只能说是特定条件下的特例。

而说起互联网上被调侃无数次，据说能消灭蝗灾的“吃货”们，那更要明确一个事实：饿急了的蝗虫群不止啃庄稼，更啃人畜。五代后晋年间的蝗灾里，乡民们饲养的家畜，都遭到蝗虫的啃食。清朝乾隆年间的蝗灾里，也有百姓“为蝗所食者”。靠“吃货”对抗蝗灾？那真不一定谁吃谁！

所以古往今来，最重要的治蝗方式，还是根治蝗虫孳生地且灭杀虫卵。就是靠焚烧孳生地加“化学除蝗”等方式，才令蝗灾渐渐消停。今天的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常通过直升机与卫星监测等手段预警蝗灾，并以地毯式的喷洒农药方式来灭杀虫卵。

而比起蝗灾频发的中国近代史来，新中国防治蝗灾的重要举措，就是改造“蝗区”。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滋生蝗虫的“蝗区”，总数在450万公顷以上，包括了大江南北的河岸浅滩洼地盐碱地。而从1949年起，这些“蝗区”终于得到了彻底的改造：有的变成了肥沃的垦田，有的成为了绿油油的森林，还有的变成了盐场和水库。

比如曾是蝗灾重灾区的河南安阳，为了改造蝗区，就从1961年起，修建了长40公里的新水渠，重新清理修复了100公里的旧河道，终于在昔日的“蝗区”上，建成了总面积100公里的田间水利工程。同是“蝗区”的河北黄骅县，也将昔日滋生蝗虫的浅滩铲平，变成当地民歌里“水库塘淀鱼虾满”的稻田区。安徽淮河沿线的“老蝗区”种植了几十万亩森林，扬州提水工程的建立，也令江苏北部河网化，大量滋生蝗虫的浅滩不复存在……

这些旧貌换新颜的改造，贯穿新中国至今。但蝗灾的隐患，至今也没有根除，由于气候和地理水文条件的变化，新的“蝗区”其实也在不定期滋生，中国中小规模的蝗灾时有发生。于是跟进的改造与监控，也从未停止。也正因如此，虽说有蝗灾，可新中国至今，我们再也没有经历过类似史料记载里那般，曾席卷数省的特大蝗灾。有些被互联网传播的蝗灾，动不动还在网络平台上“红”一下。

所以说，蝗灾真正的“天敌”，哪里是飞鸟虫蛙？却是那些一代代默默探索，默默守护岁月静好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们。

参考资料：章义和《中国蝗灾史》、高冬梅《建国以来我国蝗灾防治工作的历史考察》、王润黎《我国飞蝗发生动态及防治对策》、朱恩林《澳大利亚的蝗灾治理》、赵艳萍《十九世纪中美应对大蝗灾的比较研究》、中央电视台《浙江三万鸭“兵”空运新疆灭蝗》、海河传媒《4000亿只蝗虫快速逼近中国！浙江曾派3万只鸭子灭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