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夸韩国电影改变韩国,却很少有人知道重庆花150亿给高山居民建新家_风闻
陆东川-2020-02-21 13:33
导语
近日,韩国政府因寄生虫拨款改善半地下家庭的新闻又出现在了公众的视野,新闻称将改善1500户家庭的居住条件,每户家庭最高可获得320万韩元(约合1.9万人民币)的资助。
而在中国的重庆市,有一群人花掉了一百多亿去改善高山居民的居住条件。笔者有幸以非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份参与了部分工作,因此结合政府部门公开资料与文件及自身经历撰写本文。
重庆市概况
重庆作为新晋网红城市,广为人知的便是火锅与夜景了,但是在网红城市的外表下却另有一番面貌。根据相关资料显示,截止2014年底,重庆全市有14个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4个市级贫困县、1919个贫困村、165.9万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7.1%。
之所以会造成这样的情况,是因为重庆各区县之间的发展状况极度不平衡以及地形造成的先天不足。
重庆是一个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于一体的特殊直辖市,属于欠发达地区。重庆的行政级别为直辖市,与一般省平级(如湖北、江苏),其中下辖的行政单位是区县,与一般省的地级市平级(如宜昌、南通)。虽然重庆是直辖市,但是它比其他直辖市要大得多,全市总面积8.2万平方公里,接近浙江省面积(浙江省10万平方公里,台湾省3.6万平方公里),辖26个市辖区、8个县、4个自治县,合计38个县级区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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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行政区划图,左下角挤在一堆的就是主城区
重庆最低海拔73.1米,最高海拔2796.8米,平均海拔为400米,属于我国陆地地势第二级阶梯。东北部雄踞着大巴山地;东南部斜贯有巫山、大娄山等山脉;其西为红色方山丘陵;中部主要为低山与丘陵相间排列的平行岭谷类型组合。在这样的地质条件下,才使得重庆以1.4万座桥梁的数量获得“桥都”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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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地形图
正因如此,造成了重庆各区县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19年上半年重庆GDP破万亿,全国排名仅次于北上广深津,然而总面积仅为0.54万平方公里的重庆主城九区GDP就占了4335.34亿,接近一半,其余区县几乎都处于打酱油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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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生态扶贫搬迁
根据重庆市政府的摸底调查,重庆60%以上的贫困人口分布在生产生活条件极差的高寒山区、深山峡谷和石漠化地区。不仅居住条件差,交通也十分不便利,而在这些地方就地扶贫,投入极大效果却非常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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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农村的土房,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网图)
正是基于这样的现状,重庆市政府在2013年决定安排40亿元专项资金,整合“地票”等政策补助资金100亿元,在整个“十三五”期间实施25万农村建卡贫困人口的搬迁(后扩大搬迁人群范围并加大投入,见下文)。即将居住在高寒偏远地区的贫困户搬迁到资源、基础设施等条件相对优越的区域,以达到扶贫和保护高山生态环境的目的。
那么整个搬迁过程如何操作呢?
有的读者可能会问,都说是贫困户了,他们哪里来的钱搬迁呢?我们先来算一笔帐,以重庆全市25万建卡贫困人口为例,令搬迁总投资150亿元,其中国家补助20亿元(8000元/人),市级差异化补助5亿元(2000元/人),国家专项建设基金12.5亿元,地方政府债券24.4亿元,长期贷款87.5亿元。如此一来,在各种政策用足的情况下,需要贫困户自筹的资金仅6000万元,平摊到每一户仅有240元。
政策虽好,但是同样会产生一些问题:有的贫困户在山上有田有地,如果进行搬迁,他们很可能会失去收入来源,陷入更深度的贫困;而且部分搬迁户可能存在盲目攀比的现象,在政府的补助资金之外再额外负债,导致更加困难等问题。
针对以上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笔者先就第二个问题回答,以重庆某区相关文件为例,安置房建设的人均占地面积不得超过30平方米,人均住宅面积不超过55平方米,同时3人以下的家庭按照3人的标准进行计算,5人以上的家庭按照5人进行计算,这样不仅能够解决用地过大的问题,也能减少贫困户进行盲目攀比。
重庆某区集中安置点
我们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地方政府如何保障已搬迁贫困户的生计呢?正所谓搬迁只是手段,让群众致富才是真正的目的。重庆市政府要求各个区县发展产业,例如打造优质蔬菜、水果、烟草,或者农产品加工、乡村旅游等;同时加强劳动技能培训,让每个搬迁户都能掌握一两门专业技术,以此提高收入。
南川区王坪镇,第一个搬迁来的秦家村村民梁建华开了土特产商店,月收入五六千元;
开州区满月乡顶星村,贫困户利用当地海拔高、气候凉爽的优势,办农家乐,家庭年收入近20万元;
城口县庙坝镇关内村,贫困户左天权通过培训掌握了现代化养殖技术,养了数百只鸡苗,预计年收入上万元;
酉阳县板桥乡土家族妇女冉月娥搬进新家后,在一楼开了一家小超市,自己当上了小老板,而她的丈夫在一所学校代课,一家人的收入比以前高了不少;
……
根据资料显示,截止2017年,也就是自高山生态扶贫搬迁实施4年多来,重庆已有70多万群众搬离了深山,开始了新的生活。而这70万人,也仅仅是全国扶贫工作很小的一部分。
从2017年至今,重庆市共有十位因公牺牲的扶贫干部,其中最大的62岁,最小的38岁,他们大部分是因突发疾病或过劳死亡,也有因交通事故、坠下山谷意外身亡,他们同样是父母的孩子,也是孩子的父母,他们也仅仅是全国扶贫干部一个小小的缩影。
总结
当然,高山生态扶贫搬迁政策虽好,具体实施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不足,如某些搬迁地点选址不科学,住房建设不合需求,配套设施不够完善,某些干部乱作为等情况,但是搬迁工作本身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
正如我国人权观所认为的那样,生存权和发展权是首要的基本人权。
不必妄自菲薄,更不必过度吹捧,不忘初心,方得始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