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武汉的至暗时刻_风闻

作者|    霍小山

说到1931年，大家脑海里最先浮现出来的肯定是九一八事变。事变之后，我的家在松花江上儿传唱大江南北，国人无不深以为耻。

其实，那一年除了九一八事变这样的人祸，还有创痛巨深的天灾。当年，从6月到8月，以江淮为中心，发生了全国性的大洪水。水灾波及到23个省，死亡约370余万人，灾民达1亿人，财产损失更是无法估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的《为救济水灾告全国同胞书》中曾这样评价这场灾难——今日中华民族，实已濒九死之绝境。

在这场百年未有的大洪灾之中，**处于长江、汉江交汇点的武汉，**由于地势低洼，水利不修，成为第一个被洪水肆虐的地方。

01

遍野哀鸿

长江流域历来的梅雨期都是从6月中旬到7月上旬，然而1931年6月份降雨量却很少，雨量都叠加到7月份上去了。7月份，汉口连续降雨21天，雨量563.2毫米，远远超过标准雨量的412毫米。如此集中降雨，导致长江江水猛涨，武汉眼看就要有灭顶之灾。

汹涌的江水已经近在眼前，然而国民政府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却一边打着麻将，一边表示对洪水满不在乎的态度。由于政府没有采取任何防堵措施，结果，**从7月28日开始，江水由江汉关一带溢出，策马奔腾，冲进汉口市内，并很快淹没全市，其最高水位在中国近代史上首屈一指。**到了8月中旬，武昌、汉阳也被洪水攻陷，至此，武汉三镇都被浸泡在水里，变成汪洋泽国。

武汉三镇受害者达13万户，约68万人。由于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使得受害者中约有45000户无家可归。洪灾导致百业萧条，其中失业人力车夫3万人，码头苦力及其他工人失业者约10余万人。工厂关门，商店歇业，一、二十万的工人领不到工资。淹死约2500人，死于饥饿时和疾病者每日约千人。而周边的绝大多数村庄，直到年底才退水。

从武汉开始，洪水铆足了劲向长江中下游奔去。所到之处，摧枯拉朽，沿江堤坝全部崩溃。九江、芜湖、南京、扬州等等沿江城市，一个也别想置身其外。

更恐怖的是，长江洪水还与淮河、钱塘江、珠江、运河等大江大河互推、联动，导致这些江河差不多同时泛滥，“南起百粤北至关外大小河川尽告涨溢”。成千上万的人惨遭没顶，几百万人流离失所。当时的一位记者描述灾情的惨不忍睹，“万里无田庐，但见云树梢，野哭声断续，浮尸水逐草”。

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此时的主要精力还在围剿苏区上，他虽然对灾情已经有所耳闻，但并没有意识到这次灾情的严重性。直到8月17日，他才亲眼所见，“四时到九江，五时开船，沿途田舍湮没，人民漂流，是诚陷于水深水热之中，见之心伤，思之凄惨。此为余一人不德之所致，使之天灾兵祸浩劫至此，敬求上帝愿殛诛余一人以安苍生，不使余日加罪孽贻害兆民，不使余日受苦痛压迫以活受地狱之惨悲也。”不过，他说完之后，还是念念不忘苏区的战事，为此他在日记里提醒自己一定要抓紧“完成此历史惟一重大之使命”。

02

束手无策

面对武汉的灾情，湖北省主席何成浚坐不住了。当时，武汉市民给何成浚编了几句顺口溜：“主席何成浚，一官兼三印。除了打内战，百事都不问。”

何成浚其实是个能人，首先，他是革命元老，曾经跟随孙中山、黄兴，从辛亥革命到护法战争，全程参与；其次，他口才一流，曾经为济南惨案与日军严正交涉，为东北易帜与张学良软磨硬泡，立下不少功勋。

按理说，以他的能力，不应该犯下忽视洪水威胁的低级错误。但是，事情已经发生，无可挽回。不过他的反应速度很快，洪水冲进汉口的当天下午，他就召集武汉党政军各界开会，讨论救济办法。

武汉警备司令夏斗寅怂恿地方绅商，以何成浚“防洪失职”、“绥靖无方”，要求国民政府明正典刑。夏斗寅还指使被何成浚革职的省府职员刘维新，到南京散发传单，让首都人都知道何成浚“治鄂无术、祸鄂万端”。

当下最要紧的事还是救济灾民，何成浚首先请求湖南省能够支援粮食，毕竟湖南跟湖北一样，都是中国主要的产粮区。但是湖南省主席何键是个土生土长的军阀，他一手把持湖南军政大权，独立性相当强。他连蒋介石的话都不一定听，还会听你一个同级别的官员的请求？于是他回电说，湖南省自己也遭受了严重水灾，实在是没有多余的粮食可以分给你们湖北了。

何键最后同意支援湖北一些粮食，还是看在蒋介石的面子上。8月28日，蒋介石到武汉视察水灾，看到洪水未退，本来就已经很糟心，结果又正好碰上一个大型煤油库烧起大火，更是怒火攻心。他亲自给何键下令，要求湖南省拨一部分大米给湖北。何键不看僧面看佛面，只得不情不愿地援助了湖北省一些大米。然而此时，武汉人民已经在大水里泡了整整一个多月，饿死的人已经难以计数。

**何成浚不但搞不定邻省的土皇帝，他也搞不定本省内的地方官。**湖北省内各地之间为了自保，壁垒森严。汉口市商会要在孝感采办大米2000石，但是却被当地政府扣押，不准出境。何成浚只得通令各县，不准私自阻拦米粮转运，但是他的话貌似也没有多少人听。

何成浚知道自己办事不利，民间对他口诛笔伐，政敌对他落井下石，与其等国民政府来处罚自己，还不如自己主动提出辞职，还能保留些面子。

面对何成浚的辞职申请，蒋介石也只是客套地挽留了一下，然后就批准了。

03

勉力为之

虽然蒋介石本人的关注点在围剿苏区上，但是国民政府的反应并不慢。8月10日，国民政府就拨交赈灾委员会库券200万元，作为救急之用。

国民政府成立伊始，就制定了**《救灾准备金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具有近代意义并且是以国家立法的形式出现的救灾法规。**它规定国民政府每年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1%，作为中央救灾准备金；每年各省政府应由经常预算收入总额内支出2%。作为省救灾准备金。并规定遇有非常灾害为市县所不能救恤者，先以省救灾准备金辅助，才以中央救灾准备金辅助。

▲宋子文

问题是，这项制度的设计虽然很美好，但是在现实中却无法执行。因为国民政府长期打内战，又是打红军，又是打军阀，导致国库空虚，就在水灾的前一年，国民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21660万元。财政部长宋子文帮妹夫筹集打内战的军费就已经焦头烂额了，此时面对救灾所需要的巨额费用，更是黔驴技穷，能拨出200万元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区区200万元，对于救灾根本是杯水车薪。

不得已，宋子文只好通过发行公债来筹集救灾资金。9月11日，国民政府宣布发行救灾公债8000万元，分两期发行。不知道为什么这又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他在日记中写，“立法院自动通过赈灾公债八千万元，并不求政府同意，内无法纪，徒买民心，革命至此殊堪浩叹，而独怪自身之无能力也。”

虽然蒋介石没有出面阻止，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7天之后，日军在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造成政局动荡。当经济疲软，政局恶化之时，尽管国民政府给予公债高利率，但是社会各界以及金融机构都不愿意再购买。

本来国民政府有一个救灾机构——中央赈务委员会，该会在水灾发生后赈灾表现不佳。比如政府将湖北省划分为甲等受灾区，拨款17万元，其中指定给武汉市7万元。另外，还拨给汉口防疫费2万元，合计19万。

别看这些钱不多，它已经是全国受灾省份中拨款最多的了，武汉市也是唯一享有指定拨款和另加防疫费的城市，可见国民政府确实高度重视湖北和武汉的灾情。但是这些钱分摊在武汉市78万灾民身上，每个人就只能分到一块多，这点钱最多买两个馒头，对于灾民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帮助。

因此，中央赈务委员会必须退出历史舞台，换一个更有执行力的救灾机构。很快，国民政府紧急成立了**救济水灾委员会，宋子文任委员长，负责管理全国各项救灾事宜。**虽然救济水灾委员会拥有国家行政力量，可以聚合社会资源，但是是否能够在资金筹措上获得成功，宋子文当时心里并没有底，“自此次办理赈务，自始迄终所最感困难者实为筹措巨款。忆自本会成立之时灾祲方殷，历时月余，即值辽沈、上海事变发生，其时发行公债既经中辍，所恃以接济者，仅有捐募一途。经费未有着落，一切计划能否成功，实非当日所能料及。”

为了募捐，救济水灾委员会在《申报》等国内外各大报纸刊登广告，描述灾民救济的紧迫情形，号召大家积极捐款。为此，各地银行设立“赈捐代收处”，各地设立“募捐分处”负责劝募，他们甚至还设立了以海外侨民为对象的 “募捐分处”，鼓励海外侨民捐款。到9月23日，委员会筹集到国内外捐款700多万元。现款之外，委员会还收到了大量的物资，衣裤、鞋袜、被褥、医药、血清疫苗、消毒水、纸类印刷物等等，应有尽有。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的援助，日本成立了中国水灾同情会募捐赈款，包括天皇个人捐款在内，共捐款33万多。此外，同情会还托慰问船天城丸装运米两万包，面粉六万包，绒毯三万条，牛乳一万听来华赈灾。如果不是考虑到他们不久之前才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些援助还是蛮感人的。

由于水灾对中国农业产生了毁灭性的打击，导致政府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足够的粮食送往灾区。为此，宋子文出面与美国农业部签订了一份订购美麦合同，即向美国赊购小麦45万吨，“专供中国水灾区域慈善赈济之用”。

除了募捐，救济水灾委员会还强制所有公职人员“捐俸助赈 ”，训令“凡属全国官吏及国营企业职员，公立学校教职员，公立教育机关职员，暨党部工作同志 ，拟规定月薪在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五，二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四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十五，六百元以上者捐百分之二十，以三个月为限。” 并要求各机关在三个月内内尽先扣缴水灾捐款。   

这种强制捐款，只能在政府体制内进行，在体制外就没人搭理。救济水灾委员会看到上海房地产业发达，房屋租金高昂，就下令从全市抽取一个月的房租，大约6000万元。但是上海房产界人士表示坚决反对，不配合政府的工作，以至于被抽取的房租寥寥无几。   

根据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的调查，此次水灾，财产损失高达22亿元，如果要维持灾民生存和恢复生产，则至少要15亿元的救灾款。尽管救济水灾委员会已经竭尽所能，前前后后筹集到救灾物资7000万元左右，但是跟15亿元的需要相比，只是杯水车薪。

**截止到1932年11月，灾民每家平均才分到赈款大洋六角，这导致绝大多数灾民依然处在死亡的边缘。**江南的逃荒路上，也是流民滚滚，1932年8月，江苏溧阳一万多名灾民流亡到无锡、南京，与军警发生冲突，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而此类事件，当时屡屡发生。

武汉作为九省通衢，受到国民政府的特别关照，在救援物资的分配上多有倾斜，以至于江西、湖南的灾民喊出“到武汉去吃赈”的口号。但即使如此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而已，武汉市救援物资依然紧张万分，连发给所有难民的馒头都不够，以至于很多难民在赈灾机构发馒头时，任意抢夺，“拥挤落水者有之，独自向隅者有之，情形紊乱且可怜”。

政府除了重视物资救济，也重视卫生防疫工作，中央赈务会特别给汉口拨防疫专款。同时，社会团体也加入到政府的防疫工作中，比如武昌学界和医界成立临时防疫会，专门负责武汉的卫生防疫事宜。他们在这次救灾中积累的防疫经验，后来被国民政府在全国大力推广。

         

总体来说，当时国民政府的救灾工作还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政府在报刊、广播等新闻媒介上号召社会各界协力救灾，各种社会救灾组织随之纷纷成立，整个国家的人力、物力得到了充分的集中与动员，这在中国救灾史上史无前例。

参考资料：

1、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中华书局，1978年

2、宋子文《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报告书》，国民政府救济水灾委员会，1933年  

3、《蒋介石日记1917-1936年》

4、孔祥成《1931年大水灾与国民政府应对灾害的资金筹募对策》，《安徽史学》，2011年

5、张瑞娟《1931年江淮流域水灾及其救济研究》，《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

6、王方中《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近代史研究》，1990年

7、章博《武汉1931年水灾救济问题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2年

本文首刊于历史研习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