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原副主任杨功焕：再好的系统你不用，那也没有作用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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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功焕是中国疾病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多年的疾控系统工作，让这位退休老人对这场波及全世界的新冠病毒疫情始终保持着密切关注。

近日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杨功焕说，目前很多专家开始讨论人类和新冠病毒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像SARS那样严格隔离控制，然后病毒消失；还是像流感病毒一样，毒力越来越弱化，最终与人类共生，靠疫苗来预防控制。”

“随着疫情的变化、对该病毒特点的进一步认识，今后更可能是第二种情况。”杨功焕认为，新冠病毒将更可能与人类长期共存。

迄今为止，人类真正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它也是人类用科学方法消灭的唯一传染病。而多数传染病病毒，学会了与人类共存，人们通过疫苗来预防控制它们，比如流感、麻疹、甲肝等。

距离1月23日武汉封城已经近4周，武汉日新增确诊病例依然维持在四位数。好消息是，湖北非武汉地区的新增自2月13日以来继续下降，国内非湖北地区新增病例2月17日已降至接近100以内。

杨功焕强调，在当时的情况，如果（武汉及其他湖北城市）不“封城”，很可能就会引发全国性的疫情大暴发。

她表示，湖北各市解除“封城”还没到时候。如果湖北省的日新增病例下降到两位数，“才有可能解除‘封城’。”

以下是杨功焕接受《财经》杂志专访的内容：

《财经》：为什么新冠病毒在湖北的病死率会远高于其他省？

杨功焕：

我认为主要是因为湖北省的轻症病例发现得比其他地方少，这是个比例问题，轻症病例比较少，当然显示出来的病死率就高。

流行病学经常说冰山现象，你发现的病例就像你在大海中看见冰山的顶，海面之下还有更大的冰山。轻症患者不可能100%都被发现，但除湖北之外的其他省市发现得多，可能发现了80%，轻症患者作为分母变大了，所以病死率就低；但是在湖北可能只发现了50%，所以它病死率就显得高——我认为主要原因在这。

最近中疾控在《中华流行病学》杂志上发了一篇文章，显示截至1月20日，有6174例患者发病（这是回顾性病例，他们的发病时间在1月20日之前，后被确诊）。然而当时国家卫健委的官方通报显示，截至1月20日，全国累计确诊病例只有291例。

发病病例的比例和报告率的数字是不一致的。1月20号之前，那个时候病例发现率只有5%都不到。所以你可以设想，那个时候你发现的都是重症，病死率当然就高了。

《财经》：这是否意味着湖北真实确诊数字比现在高很多，但是真实致死率比现在公布的数据要低？

杨功焕：

我们无法说真实确诊数，只能称为报告的确诊病例数。也不能说真实病死率，我们的估计起源于中疾控昨天对7万病例的分析，6174是按发病日期计算的，291例是按传染病上报系统报告的病例数，因此我们推断：1月20日前病例发现率不到5%。

所以，湖北病死率高，与病例漏报比例高、发病率有重要关系，但不是唯一的关系。另外，病死率高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与湖北患者多，医疗资源紧缺，也有关系。

《财经》：回头来看，“封城”这个决策是否应重新审视？尤其在毫无准备下的“封城”，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混乱和交叉感染。

杨功焕：

此一时彼一时。当时那个情况，如果你不封城，很可能就会引发全国性的大爆发。

《财经》：你认为整个湖北会在何时解除“封城”？

杨功焕：

湖北省的日新增病例要是下降到两位数，才有可能解除“封城”。现在日新增病例还在四位数，千例以上，我认为现在还不到时候。

我还想说一点，不要简单说学习日本和新加坡的做法，即使达到一定条件解除“封城”了，也需要考虑到我们国家的医院系统存在一些固有的问题。我们医疗资源的配置在不同级别的医院实际上是不够的，分级诊疗还存在很多问题。当初大家有发烧，集中到大医院就诊，这个行动直接导致了新冠病毒的传播。

新加坡和日本的医疗资源，尤其在分级诊断这些方面的基础设施和我们国家是不可比的。中国整个分级诊疗的运行还在进一步的改进中，如果这些基本问题你没有解决，大家如果再集中到大医院去就诊，特别在病例数比较多的情况下，又会加大传播，那就会前功尽弃，所以（解封）要非常慎重。

《财经》：如何看其他省市的严格防控和部分村庄、城市小区的强制隔离措施，其中是否有不理性的地方？

杨功焕：

每个（地区）都是要根据现实情况来分析的。如果连续10天上海、北京都是几例病例增加，当然它的经济活动、社会活动是可以增加的，我觉得现在是可以讨论改变的时候。

新加坡和日本就是这么做的，他们目前的新增病例都是个位数或十几人，我认为每个地方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在他们的情况下，选择的做法也符合他们所在地区疾病的流行情况。

《财经》：日本、新加坡的做法和国内不同，他们认为新冠肺炎靠隔离很难防止传播，所以不强制隔离，而是加强对高危人群的保护和准备更多的医疗资源。这是否对国内有一定借鉴意义？

杨功焕：

大家对新冠肺炎是不断认识的过程，开始武汉那么多的感染者，就算重症比率不高，但是感染者多了以后，重症的绝对数量还是不少，加上当时导致全国大流行的风险很高，所以当时的封城十分必要。

但是随着病毒传播的时间比较长，病毒在多代传播后，毒力可能进一步弱化，轻症的比例很大，而且传染力度又特别强，有些只有几百分之一的传播可能性居然也有人受到了感染，所以针对这个病毒，要完全挡住不太可能。现在新加坡、日本的措施也是一种尝试。

《财经》：

北海道大学称在其跟踪的50多个案例中，差不多一半的案例是被无症状感染者所感染的。

而有些日本官员认为，如果确诊者是没有症状的话，基本可以视为没有传染性。

上述截然相反的两种判断，你赞成哪一种？

杨功焕：

我目前无法判断，只有依据现在的报告来判断，但也不会依据一项单独的报道，目前我们对该病毒的认识还是有限的。

因为有过少数的报告说没有症状也具备传染性，但是也承认这种比例并不是很高。

如果要把无症状的都视为有传染性，这种情况要采取的措施，和视为无传染性的措施可能完全不同。前者工作量要大很多，后者工作要简单一些，但是会有风险。日本官员公开说确诊者无症状可视为没有传染性，这是一个权衡的结果。

《财经》：有专家提出，新冠病毒是不可能像SARS一样被彻底消灭了，会长期伴随人类，你是否认可这个判断？

杨功焕：

现在国际上很多专家都开始讨论人类和新冠病毒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是像SARS那样我们把它隔离得很严格，把它控制住，然后病毒就消失了？还是像流感病毒一样，随着不断的传播，它的毒力会越来越弱化，它就会变成一个跟我们人类共生的一个病毒，以后只能靠疫苗来预防控制。

随着我们国家现在湖北省外的病例数越来越少，我们应该开始思考，是否采取类似新加坡的做法。比如两周以后，或者一个月以后逐步不用那么严厉的封闭措施，而是强化常规的预防措施，包括随时戴口罩，人与人的距离比较远，学会如何咳嗽、打喷嚏，避免把飞沫传染给他人、勤洗手等，即使有一些感染，再出现一些病例也不用恐慌，慢慢形成这样一个过程。

《财经》：新冠会像SARS一样消失还是与人类共生，你的回答是？

杨功焕：

随着疫情的变化、对该病毒特点的进一步认识，今后更可能是第二种情况。

《财经》：你曾经多次对比本次和SARS时的疫情防控措施。今天来看，SARS之后建立的传染病直报系统为何没起作用？

杨功焕：

SARS爆发时，还没有建立直报系统，传染病的报告分级报告完成的，从传染病发生地到国家层面，了解疫情就会比较慢；SARS以后，国家投资建立了这么一个直报系统。但这一次的疫情，是在开始的时候没有用，再好的系统你不用，那也没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