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绍光：预防必须为主——中国疾控体系的四次危机及其教训_风闻

【编者按】停课不停学，2月17日，清华大学师生开启了“云”学习模式。本文摘编自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苏世民书院特聘教授王绍光日前录制的在线课堂内容。

在我国公共卫生与疾控事业的发展过程中，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也出现了四次较为严重的危机。本文复盘了这四次危机，总结出来一个教训——预防为主。本文强调，“预防为主” 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举措中，落实到人员与资金的配置上。

Editor’s Note: The most important guiding principle of China’s health work has been taking prevention as a major part. Researches show that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ontribute 80% to the increase of life expectancy, and the rest 20% is ascribed to the medical treatment. In the developing cause of China’s health and medical work, we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ough, we are encountered with four serious health crises. After reviewing these four crises, only one lesson was generalised, which is still to take the prevention as a major focus. And what needs to be underscored, is that this guideline should be implemented effectively to the deployment of people and financial support.

**新中国成立以来，“预防为主”始终是我国卫生工作最重要的方针。**到1980年代初，我国已建立起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卫生网络，包括四级国家卫生防疫体制（中央、省、地市、县）和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网（县、公社、大队）。我国卫生防疫事业也因此取得了显著的、举世闻名的成就。

例如，建国前30年，我国甲、乙类法定报告传染病发病率、死亡率快速大幅下降。同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处于快速提高期，从建国前的不到35岁提高到69岁，增加34岁，年均增长达1.1岁。研究表明，这期间疾病预防控制对预期寿命提高的贡献率近80%，其余20%才是诊疗医术的贡献。

很显然，执行“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是取得这些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不过，在我国公共卫生与疾控事业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四次较为严重的危机。

第一次危机发生于1958-1961年间。

表现为防疫站的相对数量持续下滑，主要原因在于一些地方将卫生防疫站、专科防治所与卫生行政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合并（“三合一”、“四合一”）。这导致防疫机构的专业工作受到影响，造成部分传染病回升。这次危机随着1962年党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的提出而结束，卫生防疫体系逐步恢复到正常发展轨道。

第二次危机发生于1967-1971年间。

表现为防疫站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数量双双下降，主要原因在于文革初期由于机构精简，很多地方的卫生防疫机构被撤销，合并到卫生行政部门或医院。这次危机使卫生防疫体系遭受严重影响，导致疫情大幅回升，甚至出现暴发流行的情况。

例如，流行性脑脊髓炎发病累计达300万人以上，发病率为403/10万，病死率为5.49%，苏、鲁、豫、皖、鄂五省的疟疾发病人数达2000万左右。文革后期，四级国家防疫体制逐步恢复，农村地区逐步实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形成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有效地促进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在农村地区的广泛开展，这次危机宣告结束。

第三次危机发生于1985-2003年间。

表现为防疫部门无法得到足够的财政拨款。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忽略了卫生事业，政府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重急剧、大幅下滑。1985年，国务院为卫生防疫部门收取劳务费与成本费打开大门。此后，有偿服务逐步演变为疾控机构主要的筹资渠道，而这一做法在国际上极为罕见。

以2002年为例，全国各级疾控中心的收入来源中，有偿服务占比高达72%。这使得四级国家卫生防疫体系日益脆弱，同时原有的三级基层医疗预防保健网逐步瓦解，“重医轻防、重有偿轻无偿、重收益多轻收益少”的现象突出，最终暴发了非典危机。

2003年以后，党中央、国务院提出3年内建立健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各级疾控中心的财政投入迅速增加，疾控中心硬件条件大幅改善。

此后10年，各级疾控中心房屋建筑总面积增加了478.7万平方米；人均建筑面积为63.3平方米，比2002年上升了66.9%。全国疾控中心平均每个机构的设备资产总值累积增加了约71.3亿元；实验室万元以上仪器设备配置增加了16.7万台，增幅为192.6%。

我国还建成全球最大的、纵向到底（乡级以上）、横向到边（所有卫生机构）的传染病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信息从基层发现到国家疾控中心接报，时间从5天缩短为4小时。第三次危机随之结束。

第四次危机发生于2008-2020年间。

表现为疾控部门在医疗卫生体制中的相对地位持续下降，主要原因在于第三次危机过后“重医疗、轻预防”的顽疾再次复发。从队伍规模来看，我国疾控机构队伍不稳定，高端人才流失严重，全国疾控队伍规模缺口巨大。

统计表明，我国疾控人员数、疾控人员占医疗卫生人员比重、每万人疾控人员数等均处于持续下滑状态。目前，我国国内疾控人员不到19万人，比非典时期下降2万多人，跌幅超过10%。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每万人疾控中心人数仅为1.35人，低于国家编委规定的1.75人核定值，更远低于美国的9.3人和俄罗斯的13.8人。

更严重的是，兜底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基本上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三级医疗卫生服务网”，淡化了其预防保健职能。如重建该网络，据估算，需按3-6人/万人作为基层疾病预防控制人力配置标准。这样一来，全国基层需要42-84万从事疾病预防控制职能的人力，才能实现全覆盖。正是在此背景下，2020年初，新冠疫情暴发。

以上四次危机，总结起来只有一个教训，即**“预防为主”，虽是老生常谈，却是金科玉律。**任何时候偏离这个方向，忽略群体，只对个体进行干预，忽略预防，只注重临床诊疗，终将受到惩罚、付出沉重代价。需要强调的是，“预防为主”不能停留在口号上，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政策举措中，落实到人员与资金的配置上。

文字整理丨杨波

英文编辑丨王其珍 王弘书

图丨pixabay.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