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6年16名麻风病人被强制放逐孤岛，然后……_风闻

文章来源丨北京大学出版社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麻风病曾一度侵袭夏威夷。

在当地人看来，麻风病足以致命，且极易传染。当地居民及商团产生了警觉，他们开始要求当局采取措施，帮助其免受这一日益迫近的侵害。

在卡美哈梅哈五世的敦促下，夏威夷王国立法院制订了解决方案：国家出面购买偏远的莫洛凯岛上大部分土地，然后将所有麻风病人都运送至此。

莫洛凯岛

卡美哈梅哈五世（Kamehameha V，1830年12月11日－1872年12月11日）

1866年1月6日清晨，渡轮“华威号”抵达莫洛凯岛北部滩头。冒着瓢泼大雨，顶着汹涌巨浪，这艘船将承载的“货物”，即遭到强制流放的十六位麻风病人，卸载于海滩之上。

一名骑马官员前行带路，这群人沿着崎岖的山路鱼贯跋涉。过去的二十四小时，他们几乎未曾合眼，接近一天的航行途中，每个人也只分得了一丁点儿面包作为口粮。

攀到半途，在悬崖绝壁阴面的一处小山谷中，他们与其间散落的几座废弃茅屋不期而遇。因为几乎从不见天日，加上连日阴雨，这里难得找到一寸干爽之地。

茅屋潮湿霉烂，周围荒弃的芋头地、红薯田也是如此。但这些人早已筋疲力尽，一进入这些茅屋，纷纷倒头便睡。

就在他们熟睡之时，带路的官员不辞而别，并未告诉这些人自己什么时候，或者是否还会回来，只给每个人留下了一床毯子及些许农具。

但这些人当中没有一个人是农民。连饮用水，都只能到一英里之外的山涧中才能汲取。至于柴火，则需要沿着崎岖的山路折回到海岸线才能觅得。对于麻风病来说，潮湿阴冷的环境，堪称“绝配”。

次日清晨，这群麻风病人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被抛弃，他们又冷又饿又渴。在十六人当中，有两人病情危重，急需密切关注、悉心照料。

当时，只有四人身体强健。其余病人的状态，则处于二者之间，因为长时间处于潮湿的环境，后来又有三个人病情加重并最终致残。

食品（腌猪肉和硬面包）勉强能够维持两三天。如果这些食物只供身体状况尚可的人吃，可以支撑数周的时间，或许足够这些人找到更多的食物，同时开始自己种植农作物。

照顾病重的陌生人，不仅意味着需要分享有限的食物，更会消耗维持自身健康所必需的时间与精力。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期待这些身体条件尚可的麻风病人做些什么？他们会为了自己求生而将属于病人的食物据为己有，还是对其弃之不顾？

身体条件尚可的麻风病人具有寻求自保的强烈动因，帮助病重者毫无回报可言。因为麻风病的关系，这些病人的手指、脚趾早已烂掉，显然无法马上帮助自己种植作物，相反，将会愈发成为累赘。

同时，病重者尽是些陌生人，与身体条件尚可的麻风病人并不存在亲情或友情的羁绊。这个群体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在被赶上同一艘船的前一天才首次相见。

当时的人们相信，麻风病会传染，且相当致命。因为这种疾患的本质，使得感染者希望能够与人隔绝，保持距离。病人的生活，也因为这种而变得苦不堪言，充斥着厌恶与排斥。

他们的政府，已经从法律上宣告了这些人的“死亡”。他们只不过是法律意义上的僵尸而已，婚姻被判失效，财产被判继承。

两周后，“华威号”重返莫洛凯岛。官方又送来了另外一批遭到流放的麻风病人。

但两周前在睡梦中被遗弃在岛上的那群人，并未在一觉醒来后上演霍布斯笔下“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而是有组织地进行分工。

其中两位最强健的麻风病人承担起照顾卧床不起的残疾病友的重任。一些人需要白天从海滩上拖拽回柴火，从山涧中汲取饮用水。剩下的人负责采集食物，制作饭食。

他们还在树林中发现了香蕉树及橘子树。为了祛除对于麻风病而言相当致命的湿瘴阴冷，必须二十四小时不间断燃起篝火。

茅屋还得到修缮，终于可以为这群麻风病人提供一片干爽的天地。他们从田间腐烂的庄稼里，积少成多，一点点筛检出可供存储的食物。

已经堆攒起一堆柴火，储水、取水系统初见雏形。尽管手工劳作颇为艰困，但他们还是种得了几垄红薯。

如果没有足够的食物、水或宜居的住所，这些奄奄一息的被流放者注定命不久矣。然而，最初抵达的这批人却都还活着，并且情况有越来越好的趋势。

其中原委究竟为何？

如果让身体状况尚可的麻风病人作出最为理性的选择，以迎接即将到来的挑战，目前的情况显然绝非此种理性选择的结果。

然而，似乎这些人，或其他身体状况较差的麻风病人，都未进行过什么理性的算计。身处绝境的他们，随着不幸程度不断升级，似乎完全是在依靠直觉行事。

如何解释幸存者之间的这种合作行为？现在，在所有人都将很快命丧的事实面前，还应期待他们如何行事？

根据托马斯·霍布斯的悲观论点，将出现“每一个人对每一个人交战的状况”，强者将毫不迟疑地杀死其他人以求自保，哪怕仅仅得以暂时苟延残喘，正如船难后的落水男子会本能地将老妇人从救生梯上扯下来以避免自己被淹死。

霍布斯式的坏人显然不会惜伤怜弱。持类似悲观态度的，绝不止霍布斯一人。

尼采曾谈到，“人类天生的‘强力意志’ 需要通过奴役和剥削得以释放”。人虽然可以教化，但正如梭罗所言，“人类内心的野蛮从未彻底根除”。

实际上，这也是大多数人对于他人行为的思考方式。社会心理学研究告诉我们，大多数人认为，他人，特别是陌生人，将会主要围绕自身利益行事。

一派研究者认定：

只有少部分美国公众坚信人类具备同情之心，绝大多数人则认为人类自私自利。

当研究者询问受访者“总体上，你认为我国国民是真心关注他人疾苦所需，还是更在乎自身的行为及利益”时，其中只有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肯定人类关注他人，超过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认为人类只关心自身权益。

在麻风病人被遗弃这种几近绝望的情况下，自私倾向的出现自然符合预期。在物质极大丰富，至少供应充足的情况下，与他人分享绝非难事。但如果帮助他人注定加速自己灭亡，利他的可能性就将显著降低。

被流放的麻风病人的情况却恰恰相反，虽然生还概率日趋渺茫，强者依然没有牺牲弱者，反而在牺牲自己的情况下对其呵护有加。

为什么幸存者会选择如此有悖个人利益的行为方式？

起作用的，一定不是法律。他们当时所处的那个“世界”，与法律无缘。一定是他们人性当中的某些特质在发挥作用。

作为爱放马后炮的事后诸葛亮，我们经常会放言，从长远角度来看，团队合作行为对其更为有利，但对身处困境的个体而言，能够有此智慧并愿意予以践行的现实性又有多大？特别是这样做经常意味着需要个人马上为此付出代价。

合作，似乎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某种缺乏合理性的风险，要求用当下的现实牺牲，换取未来的长期收益。

但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此类算计根本就未曾发生过，他们都只是对迫在眉睫的危险本能地作出反应。

这种倾向合作的天性，明显属于人类的先天禀赋，不仅可以通过逸事奇闻加以说明，更可见于大量的可控实证研究之中。

人们或许会将他人的行为动机理解为谋取私利，但研究显示，这种对他人行为的认知“过高估计了自私的力量”。

尽管人们都将他人视为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者（这本来也应该是每个人的行为动因） ，但事实上，并非所有人都会选择这种行为方式。

为此，曾有学者做个一个“公共产品”的实证研究：每位参与者都可以分得特定数量的金钱，可以选择自用，或者交给公共资金池。投入到公共资金池的资金增值部分，将会在所有参与者之间进行平均分配，并不考虑其是否将资金投入公共资金池。

可想而知，一位理性的人最经济的做法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自己留着全部资金、不向公共资金池提供一分钱，同时还能享受到公共资金池对于所有测试参与者的分红。

然而，在这个受控实验中，参与者通常都会向公共资金池提供资金，进而增加了整体福祉。

事实上，即使明知其他人可能不会提供资金，但投入到公共资金池的资金，仍平均占到每人分得资金的60%。

这表明，即使明知可能会让自己受损，人们通常依然会选择进行合作，人性远不止于利己。

但就像麻风病人事件那样，人们或许会以牺牲自己为代价，从事对于群体有益的合作行为，即便合作对象根本就是陌生人，即便与该人再次合作的机会根本就是零。

哪怕这些人毫无可能因此获得报答，无法期待获得提高社会地位或声望等个人利益，哪怕存在诱发利己行为的强有力动因，情况亦是如此。

是什么赋予合作倾向的普适性？

人们之所以合作，显然并非政府法律强制使然，也非经过算计后认为这样做对自己有利；相反，合作似乎是所有人的缺省设置。

为什么会是这样？

在威胁存在的情况下，合作的好处显而易见，但危局之中，无法保证通过合作获益，这一点也变得更为显明。如果无法克服威胁，那么这种冒险就毫无回报可言。

更有甚者，其他人也可能会这样盘算，并决定在危险迫近时不再火中取栗。这些人可能会表面上进行合作，但当饿虎杀到，立马丢下他人作鸟兽散。

正如在“公共产品” 实验中那些选择不向公共资金池注资而坐等分红的参与者一样，似乎最好就应作壁上观，静观其变。

一个组别中此类“搭便车者”人数越多，压制危险失败的概率越大，那些冒险的人为此伤亡的可能性越高。而这显然会让整个团体的力量遭到削弱，甚至连那些“搭便车者”也肯定会作为一分子，在团体的削弱过程中受损。

当面对亮着十二英寸獠牙的剑齿虎时，很难设想有人还会费心考虑这些遥遥无期的未来危险，最好的选择当然是溜之大吉，之后再去考虑大家的长期利益吧。

往往，最亟须合作之时，恰恰就是合作阻力最大之际。但从长远角度来看，在最危困的情况下，有合作倾向的人群的表现也往往优于缺乏合作倾向的人群。

如此一来，我们还会对十多万个人类世代的漫长进化过程中所适用的自然选择机制，更青睐具备天生合作倾向的人群。

维持有效合作的早期人类，即使面对逆境，也总能较之合作较少的同类获益更多，总能保持合作的优势。于是，积极合作的人群欣欣向荣，而合作消极的人群则被淘汰。

**最终，只有具备合作基因的人群得以幸存，**而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理性计算的结果不合适的情况下，人类依然会展现出合作倾向。

霍布斯或许认为，政府法律才是社会秩序的根据，是法律“将人类从其自身拯救出来”；但真相却是，在头脑中尚未出现任何政府法律意识之前，凭借自身的合作天性，人类就已拯救了自己这一种群。

最早出现的政府法律，即公元前3000年的古埃及法典，只不过是人类浩瀚发展进程中的一粒微尘。

人类当然并非首个表现出合作倾向的物种，正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所作的结论：

现代人具有合作性，但如果不是因为早就存在这种生物基因，恐怕人类将永远不会如此——不仅原人，其他一系列人类先祖总体上都体现出某种程度的合作态势，并且随着进化愈发复杂化。

因此，我们的合作本能，可以回溯的范围远远超过125000个人类世代。这种本能建立在亿万年来，很可能在人类出现之前，社会性动物的成功合作基础之上。

这一点，甚至连对非家族成员、不太可能再次重逢的陌生人乃至其他动物皆展现出合作倾向的具备社会属性的大猩猩，都无法与其相提并论。

在很多方面，合作都成为人类这个物种特有的进化之路的决定性特征。

在描绘纳粹大屠杀惨烈现实的经典著作「幸存者」一书中，特伦斯·德·普莱斯以优美的笔触，这样描述人类的合作特质：

自然本身——我这里指的是生物体——具有预防解体、压制混乱的功能，这种功能无法通过政府控制，亦非理性贯彻“自然法则”，而是借由漫长的危机过程中萌发的合作机制得以发挥作用，目的当然在于维持生命的社会基础。秩序，由此产生。

这在生物学家看来，无疑是生命体最早出现、最为引人注目的事实特征。

如无根野草般被裹挟进入到混乱之中，这些人必须无所不用其极才能求生，在这过程中，形成了一个较为人道、可以共赴危难的社群。

经历最初的崩解后，这个社群就会进入后续的重新整合过程，这个过程通常因为人类需要时间适应而颇为耗时。但是，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又可以在转瞬间完成。

德·普莱斯详细叙述了在纳粹将犹太人大规模运往集中营的过程中，被塞进一辆闷罐车的九十六人是如何面对这一局面的。引用「幸存者」中德·普莱斯的如下描述：

行为受过教养这层“面纱”，平时或许可以维系得不错，但在此种压力面前，却显得不堪重荷。第一反应当然是恐惧、痛苦，随后便陷入一片混乱。

但随着事态冷却，歇斯底里开始让位于现实主义，某种原始形态的秩序，至少是某种接受现实的态度，开始发挥作用。

人们倾听“头脑冷静”者发表意见的机会终于到来。混乱中，大家进行了选举，在基本权责方面达成了共识，下定决心同舟共济。

这一成就或许看起来很像是既往秩序的表征，但却足以确保闷罐车中的九十六人能够清醒地存活，免于沉沦苦海。

文明的解体与失序十分常见。之后，以一种悲伤但从未经历过的现实主义精神，“同坐一条船”的大家变得安静、亲近，最终平和地结成原始的社群组织。

在这样或那样的例子当中，因缘际会简单结成的乌合之众，却揭示出某种既存意愿的内在结构，在特定外力作用下呈现出来的惊人可塑性，以及虽然不甚可行，但却赋予最荒谬、最绝望的人类行为以意义的计划。

秩序自然萌发，人们彼此之间“亲近互助”。此种模式在世界范围内的各类集中营中随处可见。

倾向于团体合作乃是人之天性，这种天性即使在出人意料的情境，甚至在明显不符合主体性格的情况下，依然可以显现自身的威力。

2005年8月29日凌晨三点，就在卡特里娜飓风杀入新奥尔良之前，该城的排水管道早已水满为患，而庞恰特雷恩湖也已漫堤。情况急剧恶化。清洁淡水告急，安全避难所短缺。

卡特里娜飓风

官方号召大家在距离“超级穹顶”体育场一英里之遥的莫里尔会议中心集中，但这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死难者的遗体暴露在外，无人收殓。匪盗公然劫掠前来寻求避难的灾民。缺粮断水。

和平时扮演的角色不同，街头帮派反而开始维持秩序。组织严密的帮派在减少民众痛苦方面贡献颇多。就像“罗宾汉”一样，某人谈到，这些帮派分子在近乎绝望的人群中进行巡查，维持秩序。

一位目击者这样回忆当时帮派的所作所为：

他们保境安民···这些家伙可是一帮犯罪分子。他们的确是。但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聚在一起，弄清楚谁有枪，决议确保无人受到强奸···无人伤害婴儿···正是这些人，为涉水而来的灾民提供衣衫。正是这些人，为老人煽风降温，因为这才是驱动这些家伙的原动力。

再清楚不过，帮派分子有做坏事以及单纯谋取私利的黑历史，甚至是恶习。因此，他们没有利用当时受害人的易受侵害性大肆作恶、中饱私囊，反倒非常奇怪。但我们的确见证了这些人积极采取的合作行为。

他们的脑袋里怎么会想这种事情？究竟发生了什么，促使这些人一改既有的行为范式，保护而不是鱼肉会议中心内栖身的难民?

无论是何缘故，发挥作用的都绝非政府法律，而是人性本质。

不可否认，人类超越自身，寻求更大组织或团体认同感的倾向，引发了诸多悲惨后果。人类历史上基于宗教、国别、种族认同爆发的战争与冲突，比比皆是。但这种倾向同样可以成为替人类谋求福祉的强大动力。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倾向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这个残酷的世界当中，人类成为最终胜出的物种。

在当代社会，还可以用其说明，民主的崛起，以及人类生存条件的持续改善，都是团体合作所具有的效率及创造性的结果。

**人类虽不是无私的天使，但也绝对不是霍布斯笔下邪恶的魂灵。**相反，我们生来就具备与他人合作的天性。无之，人类这个物种就将灭亡；有之，人类各项事业将受益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