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新：历史学不能再袖手旁观了_风闻

在追踪疫情二十多天后，单读要恢复读书了。因为这场灾难，很多人的生命被永远地改变，甚至失去了它，我们依然很难平静下来，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邀请老朋友们谈谈他们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感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学和知识界也应该开启自己的反思，重读这个世界。

今天的分享者是历史学家罗新，他是湖北人，在武汉生活多年。他在 2019 年出版的作品《有所不为的反叛者》刚刚获得第五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的年度作品。在罗新看来，“在时代浪潮反复冲击下，历史学不能再矜持或麻木地袖手旁观了，必须加入到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先锋合唱中，开启对不平等的宣战。”

疫期读书存目

撰文：罗新

最初的一周只能不停刷微博刷微信关注武汉疫情，随后强迫自己镇定下来，减少看新闻和评论的时间，转而面对去年积攒下来的读书债。除了为备课读一些专业书和论文之外，似乎突然有了很多时间自由读书。这一来，还真是读了不少书，比如袁凌《寂静的孩子》。我在微博上写了几句自己的读后感：“疫情汹涌中，挣扎着读完袁凌《寂静的孩子》，一部必将传世的杰作，页页都是令人读不下去的悲伤和黑暗。这个时代留给后人的不止是艳俗的岁月静好与无耻的强国梦呓，还有倔强的观察、沉痛的记录和感同身受的悲悯。许多年过去，后人要用《寂静的孩子》来辨认今天，也会因这类作品的存在而对我们略存敬意。”

我还读了前年出版的《余英时回忆录》。早就有朋友发来电子本，但因我视力不佳，没在电脑上开读，直到疫期之初在香港诚品书店买到纸本，回北京一口气读完。余先生这本回忆录可读性相当强，同时又深深涵润着他知人论世的非凡功力。和余先生的《犹记风吹水上鳞》及陈致《余英时访谈录》比起来，这本书似乎更有意要把余先生对一些当代思想史和学术史的理解表达出来，读来有会心处，有感慨处，有愤懑伤怀处。读书中余先生与钱宾四先生的师生之谊，触动我自己的心事，平添伤感。书末有关张光直先生的中国情结及其屡屡碰壁，更是开启了有心人的另一个研究专题。

有些书是重读。比如《瘟疫与人》（Plaguesand Peoples）。重读的书中，我收获最大的是费耐生（Richard N. Frye）的名著《中古之光布哈拉》（Bukhara: the Medieval Achievement）。2019 年我两次到中亚，两次到访希瓦、布哈拉和撒马尔罕，读了一些古代史书（如纳尔沙希[Narshakhi]《布哈拉史》[The History of Bukhara]，英译和注释者正是费耐生），也读了近代旅行记（如雅努里斯·马盖[Januarius MacGahan]的《阿姆河战记》[Campaigningon the Oxus, and the fall of Khiva]），虽然有收获，但缺乏系统。费耐生此书真是提纲挈领、举重若轻，既有传统东方学的宏大渊博，又有现代史学的深刻洞见，不仅对于理解 8—12 世纪的布哈拉历史至关重要，对于整个呼罗珊和河中地区，甚至还包括一部分北方草原地带在更长时期内的历史，也有极大的启发。

重点只说一本书。我读完了夏天就开始读却不知为什么停下的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不平等社会》（The Great Leveler: Violence and the History of Inequality from the Stone Age to the Twenty-FirstCentury）。我近年关注不平等问题，本来完全是出于自己对古代族群问题的研究需要，后来才发现整体上从史学出发研究不平等的并不多，不平等研究似乎只是一个现代话题。可是几乎所有讨论这个现代话题的学者都会提到不平等的历史源流，也就是说，不平等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沃尔特·沙伊德尔的《不平等社会》是少见的专门讨论历史上不平等的历史著作。为了推荐这本书，我写过这么几句话：“在时代浪潮反复冲击下，历史学不能再矜持或麻木地袖手旁观了，必须加入到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先锋合唱中，开启对不平等的宣战。作者沙伊德尔是一个研究罗马史的古典学家，但他回应着二十一世纪的时代心声。也许有志于将不平等问题纳入自己研究和写作范围的历史学家并不少，但在史学框架内如何处理这一主要源于现实动力的主题，无论如何都是一个极大的挑战。沙伊德尔此书，至少展示了一种可能性，值得当作范本来学习。”

▲沃尔特·沙伊德尔（Walter Scheidel，1966 年 7 月 9 日 -  ），奥地利历史学家，历史学博士，现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任教。

我读译本时习惯把原书放在旁边，时时对照，读这本书也一样。因为对有些关键段落的译文不满意，对照原文重新翻译。比如，第三章提到本书的主旨，我试译如下：“驱动不平等增长的是诸多因素之间的互动，这些因素包括：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国家的形成，以及有效矫正所需要的暴烈冲击——这种冲击至少可暂时限制并逆转社会不平等，而不平等正是掠食性精英团伙通过资本投资、商业化和操控政治经济意识形态权力所产生的后果。”这本书所讨论的“有效矫正（不平等）所需要的暴烈冲击”，所谓“末日四骑士”，包括战争、革命、崩溃和灾难，而灾难主要是瘟疫。这就和我们眼前所面对的新冠疫情有直接关联了。

沙伊德尔视瘟疫为矫正人类社会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四大力量之一。他看到欧洲历史上的多次瘟疫，都或多或少地压缩了社会财富的不平等。但是，他也看到，在欧洲之外，比如在伊斯兰中东和北非，瘟疫并没有发挥同样的效力，原因是政治、文化及制度。那么，这才是历史的奥秘所在：政治、文化及制度的差异，到底以怎样的机制塑造了各个社会不同的历史道路？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灾难深重并不是某些社会获得新生的充分条件，事实上，救灾本身给统治集团提供了进一步强化控制的动机和途径。那么，另外那三个骑士——战争、革命或崩溃——是不是一定会接踵而至？

疫期读书既像焦虑之下 killing time（消磨时间），也像面对难题时苦寻答案。无论如何，抬头看窗外纷纷扬扬的大雪，却找不来一丝丝欣赏风景的心情。我心里翻腾着的，只有遥远的家乡，寒风下的故园，还有那阴郁无声的长江与汉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