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雪涛：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_风闻

今天，在追踪疫情二十多天后，单读要恢复读书了。因为这场灾难，很多人的生命被永远地改变，甚至失去了它，我们依然很难平静下来，于是决定换一种方式，邀请老朋友们谈谈他们这段时间的阅读和感想。在残酷的现实面前，文学和知识界也应该开启自己的反思，重读这个世界了。

第一位是双雪涛，他说，“很多时候，愤怒使人盲目，但是在一些时候，愤怒使人清醒，击碎假装沉思实际袖手旁观的外壳，思考文学本质上的活力和去向。”

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

撰文：双雪涛

隔离的这段时间，我的生活变化不大，因为作家的大部分生命是在自我隔离里度过的。疫情开始之初，我在看加缪的《异乡人》的结尾，之后在读《杰克·吉尔伯特诗全集》，吉尔伯特，一位来自匹兹堡的诗人。他写匹兹堡：溜亮的腿，顽固而威严，不可屈服。/ 所有的紧握与奔流，浩大的吸吮和根深蒂固的优雅。他写死去的妻子美智子：因为永远不在了，她就会 / 更清晰吗？因为她是淡淡蜂蜜的颜色，/ 她的洁白就会更白吗？/ 一缕孤烟，让天空更明显。/ 一个过世的女人充满世界。

随后疫情严重了，阅读没有中断，开始读《米沃什词典》，但是我开始使用微博。再伟大的互联网作家也不是作家，互联网因其迅捷高效，天生不属于世界里真正严肃的部分。但是在这个时候，重要的是声音，破喇叭的音质也可以传到操场的另一边。最让我震动的，一是我们的国家为什么要遭此劫难？无数的普通人染病，绝望，死去，而大部分人成为客厅和卧室的囚徒。另外一些人高喊着口号，想要将此事引向一场胜利。它唤起了我内心的愤怒，很多时候，愤怒使人盲目，但是在一些时候，愤怒使人清醒，击碎假装沉思实际袖手旁观的外壳，思考文学本质上的活力和去向。米沃什在其他场合提出过一个哲学问题，晚上开车的状况，有一只兔子在车灯前面跑，兔子不知道如何摆脱光束，它向前跑。他感兴趣的是那种在此情形下对兔子有用的哲学。我想此刻我们很多人都是这只兔子，也在思考什么是对我们“有用”的哲学。

▲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 年 6 月 30 日－2004 年 8 月 14 日），波兰诗人、作家、外交官，于 1980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点令我震动的是所谓精英知识阶级的反应。更多的知识分子善于鼓励别人说真话，而自己从来不说。或者在等待一个更有效的方式和更妥当的时机，结果就是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在这种语境中，发声的人反倒显得愚蠢，像方方老师写的封城记录，一方面遭到主流话语的删除和压制，一方面竟引起了一些同行的嘲讽和蔑视。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止的人永远显得最聪颖，车祸不会找上待在树上的人。形成这种态势的原因一是因为大众已经崛起，而写作者和读书人已经边缘化，“启蒙运动”早已失败，平台已经消失，所谓严肃人士的声音甚至仅限于相互鼓励对方熬过这段日子。大众所追随的声音已经是别的，话筒挪走不在这里了。二是，有人试过，没用。疲惫。不值得。彻底失望。很多“看透了”的沉默者，不是因为胆怯，是因为觉得没劲。一场注定要输的比赛，穿上什么样的球鞋都没有什么用处。这两点不能割裂开来，而是相互作用，才引发了理想主义在精英阶级的失效，然后大部分人去追求富裕和娱乐，小部分人在书房里寻求更纯质的体会，两方从不打照面。目前最具力量的是行动着的媒体人，他们冲锋陷阵，寻找真相，令人尊敬，但是那些更深层次的根本性的声音几乎没有。我读了周雪光教授的文章，被删除，又被传递，实际上，我认为从中央与地方的关系谈我们当下的处境是偏离了正题的，目前涉及的并非一个技术层面的问题。但是这篇文章还是引起了不小的声响，是因为他试图在愤怒之外从一个严肃和根本性的角度切入现实，这样的东西少之又少（15 日又有秦晖教授《不能真把防疫当战争》，补记），有能力的人不写，没能力的人写不了，才显出这篇文章的珍贵。一个真相与美缺失的社会永远孕育着现实灾难和人文灾难的种子，因为经济发展而遮掩的这些早已被历史证明的常识如果还不能回到我们的生活里，所有人追求的物质生活和安逸的自转其实都是有意无意的自我蒙骗，因为人类生活绝不是仅此而已，不单是说我们这种造物单纯精神层面对智识的需求，而是它迟早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作家的工作在现实层面非常渺小，但是如果作家也放弃了人类文明的普世价值，那写几行字，搞几部电影也确实没什么大意思，无非是生产了一些无魂的材料而已。小林一茶有两行俳句：我们走在地狱的屋顶/凝望着花朵。

作家恨一些东西，必然地，是因为他（她）爱一些东西。

2020 年 2 月 16 日 星期日

《米沃什词典》

（节选）

《米沃什词典》

[波兰] 切斯瓦夫·米沃什 著

西川、北塔 译

理想国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MISFORTUNE（不幸）。我们不能简单地漠视不幸，以为只要否认它的存在就可以安心，因为它的确是存在的。既然无法摆脱它，我们所能做的只是选择一种跟它相处的策略。当外敌侵犯蜂窝时，蜜蜂肯定要在蜂窝周围涂一层蜡。唉，这种在入侵者周围涂蜡的劳作必须重复进行，但这是必需的，否则不幸就会来控制我们的所思所感。

无数的人，包括那些早于我们的人和那些与我们同时代的人，都已经认识到或即将认识到不幸。由于不幸的普遍存在，《约伯记》具有永恒的意义。其第一幕把不幸看成是一种惩罚，约伯的朋友们要让他相信的就是这一点。如果他跟他们的争论没有涉及目的论，我会说，他们是对的：不幸的降临是一种报应，一种惩罚。由于我们在遭遇不幸时想到我们的罪，不幸的降临在某种意义上就被证明是正当的。约伯反驳说，他没有罪，这使我们感到惊讶：什么东西使他如此确信自己的美德？不过，那可以被称作《约伯记》第二幕的，是为上帝的辩护。此处的上帝就像一个人，而不是奖励或惩罚的施予者。如果约伯真是无辜的，那么上帝之所以要惩罚他，是因为上帝喜欢那样做。这意味着，我们对正义和非正义的理解并不适用于那个一直指向上帝的指控，那个指控往往被压缩成一声惊呼“为什么？”波舒哀在布道中说，上帝照应着个人和历史，主管着奖励和惩罚。这样的上帝形象是合乎逻辑的。如果把这一观念扩大到整个宇宙的维度，那么我们对善良的追求就只能靠仁慈的上帝来满足了，上帝不会让数百万的生灵屈从于痛苦和死亡。去创造一个跟我们现在这个世界相像的宇宙并不令人愉快。“为什么我非得要做好事？”上帝问道，“你从哪里得到这样的想法？”

不幸就是不幸。当你用蜡把它封起来，你还是不能心安理得，因为或许你应该将所有努力和专注都献给它。为了自我辩解，你只能说：“我想活下去。”

…… ……

**TRUTH（真相）。**尽管人们攻击有关真相的种种概念，尽管人们再也不相信那种对过去的客观发现的可能性，但大家还在继续热情地写作回忆录，想揭示事情的真相。这迫切的需要是一种证据，表明我们的叙述是基于所谓的事实，而不是屈从于变动不居的观点。大家都知道，同一个事实在两位目击者眼里并不相同，但一个诚实的编年史家自信他的描述千真万确。在此，他的诚意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我们应该尊重这一点，即使他违背了自己的意愿，为自己的兴致塑造了事实。更改事实，从而粉饰过去，或掩饰丑陋，这是使观点受到歪曲的最常见的原因。我们常常为故事讲述者的盲目感到惊讶，他自己是意识不到这一点的。一个经典的例子就是让-雅克·卢梭的《忏悔录》。最不可信的是政治家的回忆录，因为他们撒谎太多，所以我们很难相信他们的诚意。

当我谈论自己所亲身经历的 20 世纪时，我力图做到诚实。在这方面帮助我的，是我的过错，而不是我的美德。对我而言，这一直就很难选择。我很难宣称自己属于某一方，或者顽固地坚持自己的观点。由于我顺从自己在与同时代人的关系中常像个局外人的这样一种状况，我力图凭直觉去了解对方的理由。如果我具有合作精神，我会取得更大的成功。由此可以推论出：当人们希望宣布某些明确无误的道德判断时，其精神会遭遇相当的困难。即使各种各样的人演绎出各不相同的人生形态，我们仍努力想要了解人生的真相。我们彼此分隔着，但与此同时，我们每个人都是中介，被一种我们不太了解的力量驱使着。那种力量就像一条大河的水流。经过它，我们就会变得彼此相似，就会拥有共同的风格和模样。我们自己的真实形象会使我们想到马赛克，组成这马赛克的是一些具有不同的价值和色彩的小石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