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_风闻

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华生2010 02-16 14:50 投诉阅读数：126万+如果群殴高福是搞错了对象   **———**我们要从新冠病毒疫情真正总结什么（上）

       一听说我要碰这个题目，就有朋友劝我，你很久不发声了，怎么开口就找骂名，要知道高福已经是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这不是自找风险自讨苦吃吗？但是，须知这次新冠病毒疫情已经让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和还在不断付出巨大和惨重的生命财产代价。非典过后才不到十七年，我们就两次掉进了同一条河流。一个本来有可能在早期防控的病毒感染，演变为一场改变了几乎所有人生活乃至生命轨迹的大疫情。这次疫情的发生发展再次说明，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说真话，而是说假话空话大话套话。为寻求真正的原因与短板漏洞，我们必须坚持实事求是，说真话实话，包括人们不喜欢不入耳的真话实话。

       因此，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如果我们的总结找错了目标，放过真正的原因和责任人，而让其他人挨枪背锅，那就对不起那些消失的生命和无数人的奉献与牺牲，也难以防范这类灾难的重演。

       有人会说，高福不正是我们追溯的罪行累累的元凶之一吗？非典之后，国家花巨资建立了疾病特别是传染病的网络直报系统，但在这次疫情防控中，完全没有起到预警作用，他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难道不应该被首先追责乃至问罪吗？

       但是，如果情况是我听到的另一个故事，即在去年12月30日，也就是武汉几名医生当天傍晚上在同行的朋友圈中刚刚提醒大家注意这个新型不明肺炎的同一天，由于高福有在睡前在网络上搜索有关传染病信息的习惯，偶然发现了有关武汉市卫健委内部发出了不明原因肺炎紧急通知的相关传闻，这让他大吃一惊。因为他去年还在政协会上拍着胸脯说，现在有了这个疾病直报系统，象Sars那样的大疫情不会再发生。所以他随即打电话给武汉市疾控中心负责人了解情况，在得到肯定的答复之后，立即问他们案例早已超过三例必报的预警门槛，为什么这么多天来从未向网络系统直报？都这样的话，国家重金打造的网络直报系统还有什么用？

       据知情人说，正是从对方含糊的解释中，高福感到问题不小，自己责任重大，于是不顾时间已晚，连夜给国家卫健委多名领导分别打电话报警。据媒体报道，国家卫健委也可算行动迅速，第二天就由分管领导带领工作组、专家组到达武汉。国家卫健委并在1月1日就成立以马晓伟主任为组长的疫情应对处置领导小组。因此据这个消息，高福实际上是12月30号武汉几名医生在朋友圈发消息提醒的同一天晚上，体制内最高级别的报警人。如果这个情况属实，我们是否要更谨慎点才下结论呢？

       有人也许会说，即便是高福首先报告的，那也不过是履职，但他作为首批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组长，面对武汉日益严重的疫情发展却在长时间内隐瞒真情，宣称此病“人不传人”，延误了控制疫情发展最关键的20天，即便是工作中被人欺骗，也是工作不实不透，有渎职之疑，骂他有何不妨？

       但是，如果如他的学生发文所说，他根本不是第一个专家组成员，更别提什么组长。况且只要上网一搜就可以发现，我们在任何的正式报导中并查不到他参加了最初的专家组，也查不到他在1月20日前接受过任何媒体采访的消息，那网上盛传的“人不传人是高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

       也许有人还会说，就算他不是第一个专家组的成员，不在武汉，也没说过人不传人，但他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疫情大敌当前，他不去前线，不是临阵脱逃吗？这至少也是渎职吧？

       但是，如果有专业人士人告诉你，对新的不明原因的传染病，防疫工作实际上有着两条主要战线，一条是第一线即前线，需要流行病学专家和经验丰富的资深临床医生，研究怎么对症下药、治病救人，以及根据临床实践，去分析判断疾病传播的途径、速度和阻止方法，另一条是后方的科研战线，要汇集最优秀的微生物学家、医学家，根据前方送回来的样本，剖析和找出致病的真正根源，如是病毒还是衣原体。如果是病毒，又是哪类病毒，有何特性，这样才能给前线作战提供正确的指导和战斗方向。17年前的非典，限于当时的科研水平，我们就在这里走了弯路，浪费了许多宝贵的时间。

       据报道，高福这段时期被分派和领军的就是这第二条同样重要和需要争分夺秒的战斗。结果，我国各单位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在短短几天内就找到了元凶。1月8日，中国疾控中心正式宣布发现一种新型冠状病毒是此次疫情的病原体，1月10日发布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序列，并完成P C R诊断试剂的开发和测试。1月11日，中国疾控中心开始向武汉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1月12日，世卫组织在一份声明中说，已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获得更多有关武汉不明原因病毒性肺炎的详细信息，包括从病例中检测到的新型冠状病毒基因序列信息，这对其他国家开发特定诊断工具有重要意义。中国科研人员的高水平和高效率，得到了国际上普遍的肯定。

       也许有人说，发现和鉴定出新型冠状病毒，是很多科研团队的努力，不是他个人的功劳，中国疾控中心由于其地位只是牵头，而且既然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作为疾控中心主任就该全力投入防疫工作，他却忙着给自己写英文论文到国外发表，论文中还详细描绘了疫情从一开始每个阶段的发展过程。这说明他一开始就知道这个病的发生和传染扩散，他早就知道这一切，却不告诉国内公众，致使这么人生灵涂炭，难道他不是良心太坏、罪该万死吗？

       但是，如果认真查一下国际期刊就知道，武汉疫情以来，国内是有很多专家及其团队在国际著名期刊发表了不少文章，总起来看作用是正面的。但也确有一些单位和科研团队之间为发论文起了龌龊，故科技部还专门发声提醒专家们要注意这个抢发论文而影响防疫工作的情况。不过，仔细查下来看，还就恰恰是高福及其团队迄今并未独立发表过属于他自己成果的任何一篇科研文章。人们议论发表的两篇关于新冠病毒科研与疫情发展回顾的文章，都显然是有关管理部门组织，由全国各地多个单位参加的集体工作成果，参加署名个人都是从近20人到近50人不等。我们做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这种集体工作成果与个人及小团队发表的文章完全不同，记不到自己头上，与个人的科研成果完全不是一回事。鉴于疫情已经扩散到其他国家，这些论文的发表帮助了国际同行了解第一手资料，从而就可以有更多一流研究力量加入到这个难题的研究和攻关。这也是这次国际上赞扬我们科研透明度高、分享资料快，以及世卫组织始终在各种场合力挺中国的重要原因。

       至于有人用根据现在所收集的资料总结回顾疫情的发生、发展，就认为这众多科研单位的几十名作者们早就知道疫情早期发展的每一步情况，这自然是一个极大的误解。当事后诸葛亮的回顾只是可以让同行们了解具体情况，帮助人们总结经验教训，希望能为下一步作战和今后提供指引。这就如股市一样，回顾过往，每一个股评家都可以慷慨激昂，仿佛料事如神，但预测未来，就完全不同了。股评家们如果都真像他们说的那样神，那就早就财务自由，不会再干这份费尽口舌的苦差事了。

       不过现在回过来看，高福之所以后来成为众人口诛笔伐的靶子，除了因为他的疾控中心主任的身份扎眼外，还真恰恰因为他参加了这份组织上分派的集体打工的工作。

        实际上，我听人介绍的情况是高福前期只在12月10日去了武汉一、两天，而且还是由于武汉的早期病例中有相当部分并不来自于华南海鲜市场，因此，高福的工作是去对病毒溯源，寻找病毒更早期的来源。听说由于在当地收集前期证据的种种困难，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还有人渲染高福的兽医专业出身，言外之意是由兽医来研究防治人的疾病，当然不可能称职。其实这些人不明白，现代社会发生的一系列危害极大的病毒性传染病，往往都是从动物传染到人的。因此在年轻时有学习过动物疾病的经历，对一个专家今天来研究人类防治病毒，其实并非弱项，而是优势。

       有人说，尽管如此，高福作为中国疾控中心主任，他总应当比我们大家都更了解真实情况吧？他不就是顾惜那顶乌纱帽，不敢出来说实话吗？香港大学教授袁国勇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1月17日就书面通报多个机构包括高福本人，说他已发现此病毒已有人传人的案例，那高福又干了什么呢？这与钟南山院士不是有天壤之别吗？

       但是，媒体上其实有报道，参加卫健委组织的高级别专家组的成员都是分别在自己单位接到通知，18日从各地分赴武汉的。有知情人告诉我，正因为高福刚收到袁国勇教授的通报，就以袁教授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完全可靠称职为依据，竭力推荐香港大学的袁国勇教授参加高级别专家组。正是因为他的建议被领导采纳，所以袁国勇教授才成为唯一一位参加专家组的境外人士。而袁国勇教授的加入，显然加强了高级别专家组中敢于直面人传人问题的声音。

       另据央媒报道，这个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以钟南山为组长，组员依次为高福、李兰娟、袁国勇、曾光等。1月18号到达武汉后，如钟南山院士在后来的记者会上介绍，疫情发展很快，情况一天一变。所以这个高级别专家组很快形成一致意见，疫情已经很严重，肯定发生了人传人包括医务人员感染的情况。故在1月20日召开的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记者见面会上，组长钟南山首先发言，确认了人传人和医务人员感染现象。在答记者问中，袁国勇院士也明确指出，人传人已经发生。疾控中心的曾光教授说此病“已进入社区传播的早期”，李兰娟院士则上来就表示认同钟院士的判断，说“刚才钟院士已经把疫情做了很好的介绍”。高福的发言则明确“现在看来（疫情）已经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专家们通常所说的动物跳到人、变异适应有限传人到最后人传人的传染病三阶段，并指出“我们的防控措施和对病毒的认识，就是和病毒做一场赛跑”。另一位持相同态度的高级别专家组成员虽然没发言，但也不应该被人遗忘，他是北京协和医院的杜斌教授。我个人深深敬佩钟南山院士的领头作用和高贵风骨，但是，我想人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个组其他组员的贡献和作用。

       这样看来，除了十二月底之前武汉方面令人痛惜的最早期延误上报，使我们失去了在病毒对人体的适应性变异传播前，将其扼杀在摇篮中的可能机会之外，国家行政主管部门和地方政府对情况的了解和行动反馈的时间应当说还都并不算晚。那么，新冠病毒疫情的前中期防治为什么还会出现那么多的迟缓、失误和问题，真实信息的传递和反馈为什么在相当一段时间远远滞后于病毒的传播和扩散，以至在一个医疗力量极为雄厚、并且是向全国介绍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经验的模范省会都市，却完全无力阻止刚刚开始传播的传染病，有效医疗资源逐步枯竭崩断，一步步发展为这个让武汉以及湖北人民付出惨重代价、波及全国乃至世界的严重疫情呢？这才是人们应当关注和不能不追问的，也是我们必须要真正总结和记取的东西。（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