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差异之扎实以待与凭空期冀_风闻
长风-2020-02-16 15:14
中西方思维的比较,正在津津乐道之中,过去的150年,这种比较层出不穷,而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有各种不同角度不同标的不同标准的对比。这里,我也说一个。
华夏文化教化之下,人的行事逻辑默认模式是:先根据现有的现实条件(无论这条件是有多艰苦),宏观抽象出一个总体态势,这个态势包括自身与所有其他条件,基于这个既定的总体态势,寻求能令这个既定态势趋向优化的方向,但是,并不太会对未来的具体结果抱有绝对的期待,此之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简言之,就是先找“我现在有啥”,再想“整个局势怎么样才有利”,最后想“如何做可能有什么结果”。这个行事逻辑的立足点是当下现实。
而目前的这个“西方”,其教化之下,人的默认行事逻辑是:我要得到某个确定的未来结果,为了实现那个结果,我需要做某某事,我需要满足某某条件,我需要获得某某前提。
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但是,这两个思维模式当中,目标的位置是不同的。华夏的行为模式,目的与具体的行为和过程没有直接的显性关联,目的也不对行为和过程产生直接的导向和驱动,而只是一个趋向于方向性的存在。其当下行为,以当前整体现实为前提和基础,主动因势利导,以形成整体局势的特定演化方向和势能。比如,一心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土共,不想法物理消灭帝国主义军队、地主老财、封建官僚、军阀买办,反而搞起了革命根据地,其间,还曾经真诚的与自己要推翻的买办政府合作、接受其领导,对敌人,也没有搞一刀切的物理消灭,而是尽最大可能的进行“改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而“西方”,其某个具体的未来的“目的”是当前行为的唯一核心,其当下行为,必须要有与那目的有直接显性关联(哪怕是自由心证的关联),并且相信,只要所有行为都与那目标有“虔诚”的关系,那么那目标就会实现。比如上面土共搞革命根据地的例子,如果换了“西方人”,那么他们的路径就会是:不断发动民众去搞物理消灭,消灭所有的“敌人”,一直到消灭了所有敌人,或者是自己被消灭了。他们绝对没有诚意去搞“革命根据地”,他们会把“发展革命根据地”视为懦弱、投降。
也可以从“目标”的设置上说,华夏规划的蓝图,是关于:这个整体体系如何从目标之前到完成目标,完成目标之后的整体体系是个什么样子。视角中心始终是自我以及自我所在的整体体系,视角涉及的时空跨越了之前、当下和未来,是一个连续的、始终确定的视角,虽然对未来的设想只是一些可能性。
“西方”规划的蓝图,就是:达到了某个具体目标,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就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天堂,那么我就只要虔诚的做与那目标相关的事情,就必然会达到目标。视角中心是个外在的焦点,那焦点与当下无关,与未来也无关,只要到了那焦点就万事大吉。无论言或行(其实,言也是一种行),“西方”都有一个执着的目标,而最常见、最容易树立的目标就是:“我要赢”。当然,怎么就是赢,那又是另一个自由心证了。所以,他们并不在意道理,因为道理本身就是宏观现象的抽象,他们不在意宏观现象,他们眼中永远只有一个焦点,哪怕那个焦点是他们自己臆造的,比如“我赢了”。
“西方”看起来、而且自以为很主动,他们总是追求一种绝对的主动,就是没有前提的、纯粹“出自于我”的主动。惜乎,自主意识本来就是个被动产物,意识是自物理环境抽象而成,是对物理现实的反应和反馈,其存在本身就是被动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对既有的现实条件的被动反应。“主动”,是相对于自身的,而不是意识本身在整个宇宙(时空)中的绝对位置。我主动吃饭,是对“我饿了、眼前有饭”的整体环境的被动反应,但是“吃饭”的行为,是我相对于我自身的自主、主动行为。意识以及贯彻意识的行为,都是这物理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中间的一部分,有前因,有后果,自己永远处于中间。就好像每个人的视野当中,自己永远都处于宇宙的中心。在中心,那么收受与施放必然是平衡的,而自身,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要施放,必然需要有收受为前提,是处于中心的意识,先自收受,从中积蓄势能,再由自主意识调节转化,施加到施放过程,以趋向于某个既定的方向。就好像,要出拳打人,一定要先收拢拳头,要起跳,一定要先收缩机体,弹簧要施放能量,必然要先自收缩。主动施为,是对被动收受的主动施为,不是凭空而来。凭空,没法施为。太空中失重环境下,你施个为我看看?
总而言之,“西方”的视角、立场、着力点,全都是离散的、孤立的、自以为一劳永逸的。但这世界是连续的、变化的。既往是确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当下是联结确定的既往现实与可期的未来的枢纽,所以那可期的未来可不是凭空的白日梦,若是凭空的、只出自一己私欲的“梦”,那当下的联结点也就成了空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