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思维差异之扎实以待与凭空期冀_风闻

中西方思维的比较，正在津津乐道之中，过去的150年，这种比较层出不穷，而在可见的未来，还会继续有各种不同角度不同标的不同标准的对比。这里，我也说一个。

华夏文化教化之下，人的行事逻辑默认模式是：先根据现有的现实条件（无论这条件是有多艰苦），宏观抽象出一个总体态势，这个态势包括自身与所有其他条件，基于这个既定的总体态势，寻求能令这个既定态势趋向优化的方向，但是，并不太会对未来的具体结果抱有绝对的期待，此之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简言之，就是先找“我现在有啥”，再想“整个局势怎么样才有利”，最后想“如何做可能有什么结果”。这个行事逻辑的立足点是当下现实。

而目前的这个“西方”，其教化之下，人的默认行事逻辑是：我要得到某个确定的未来结果，为了实现那个结果，我需要做某某事，我需要满足某某条件，我需要获得某某前提。

人的行为，都是有目的的，但是，这两个思维模式当中，目标的位置是不同的。华夏的行为模式，目的与具体的行为和过程没有直接的显性关联，目的也不对行为和过程产生直接的导向和驱动，而只是一个趋向于方向性的存在。其当下行为，以当前整体现实为前提和基础，主动因势利导，以形成整体局势的特定演化方向和势能。比如，一心要推翻三座大山的土共，不想法物理消灭帝国主义军队、地主老财、封建官僚、军阀买办，反而搞起了革命根据地，其间，还曾经真诚的与自己要推翻的买办政府合作、接受其领导，对敌人，也没有搞一刀切的物理消灭，而是尽最大可能的进行“改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而“西方”，其某个具体的未来的“目的”是当前行为的唯一核心，其当下行为，必须要有与那目的有直接显性关联（哪怕是自由心证的关联），并且相信，只要所有行为都与那目标有“虔诚”的关系，那么那目标就会实现。比如上面土共搞革命根据地的例子，如果换了“西方人”，那么他们的路径就会是：不断发动民众去搞物理消灭，消灭所有的“敌人”，一直到消灭了所有敌人，或者是自己被消灭了。他们绝对没有诚意去搞“革命根据地”，他们会把“发展革命根据地”视为懦弱、投降。

也可以从“目标”的设置上说，华夏规划的蓝图，是关于：这个整体体系如何从目标之前到完成目标，完成目标之后的整体体系是个什么样子。视角中心始终是自我以及自我所在的整体体系，视角涉及的时空跨越了之前、当下和未来，是一个连续的、始终确定的视角，虽然对未来的设想只是一些可能性。

“西方”规划的蓝图，就是：达到了某个具体目标，所有问题都解决了，我就进入了为所欲为的天堂，那么我就只要虔诚的做与那目标相关的事情，就必然会达到目标。视角中心是个外在的焦点，那焦点与当下无关，与未来也无关，只要到了那焦点就万事大吉。无论言或行（其实，言也是一种行），“西方”都有一个执着的目标，而最常见、最容易树立的目标就是：“我要赢”。当然，怎么就是赢，那又是另一个自由心证了。所以，他们并不在意道理，因为道理本身就是宏观现象的抽象，他们不在意宏观现象，他们眼中永远只有一个焦点，哪怕那个焦点是他们自己臆造的，比如“我赢了”。

“西方”看起来、而且自以为很主动，他们总是追求一种绝对的主动，就是没有前提的、纯粹“出自于我”的主动。惜乎，自主意识本来就是个被动产物，意识是自物理环境抽象而成，是对物理现实的反应和反馈，其存在本身就是被动的。所有的行为，都是对既有的现实条件的被动反应。“主动”，是相对于自身的，而不是意识本身在整个宇宙（时空）中的绝对位置。我主动吃饭，是对“我饿了、眼前有饭”的整体环境的被动反应，但是“吃饭”的行为，是我相对于我自身的自主、主动行为。意识以及贯彻意识的行为，都是这物理现实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是中间的一部分，有前因，有后果，自己永远处于中间。就好像每个人的视野当中，自己永远都处于宇宙的中心。在中心，那么收受与施放必然是平衡的，而自身，本来就一无所有。所以，要施放，必然需要有收受为前提，是处于中心的意识，先自收受，从中积蓄势能，再由自主意识调节转化，施加到施放过程，以趋向于某个既定的方向。就好像，要出拳打人，一定要先收拢拳头，要起跳，一定要先收缩机体，弹簧要施放能量，必然要先自收缩。主动施为，是对被动收受的主动施为，不是凭空而来。凭空，没法施为。太空中失重环境下，你施个为我看看？

总而言之，“西方”的视角、立场、着力点，全都是离散的、孤立的、自以为一劳永逸的。但这世界是连续的、变化的。既往是确定的，未来是不确定的，当下是联结确定的既往现实与可期的未来的枢纽，所以那可期的未来可不是凭空的白日梦，若是凭空的、只出自一己私欲的“梦”，那当下的联结点也就成了空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