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我看到的“防疫之战”_风闻

本文转自公众号：新京报书评周刊

作者：刘柠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不少国家都伸出援手，捐助了口罩、防护服、消毒液等医疗物资。而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也在这场疫情中引发了诸多关注。

在这场对抗新冠肺炎疫情的战争中，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而日本紧随其后。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日本再次成为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邻居。我们邀请作家、日本文化研究者刘柠撰文，记述了他的观察与思考，从东京到北京，两地民众都投入了抗疫。“看到每日飙升的新增病例和死亡人数，耻谈文艺是一种再真实不过的心境。因此，本文的旨趣，将抛开文艺，或许可归纳为‘异域观新冠’。”

如同作者所说，本文着重于春节期间，作者在东京、北京两地的私人抗疫观察，也谈及了他对中日文化差异的分析。这是一份疫期的私人笔记，同时，也蕴含着某些共通的思考。

撰文 | 刘柠

（作家、日本文化研究者）

多年以后，面对晚辈后生，我会回想起在东京度过的那个遥远的春节……上来就卖《百年孤独》的关子，不是装腔，而是这个春节实在是太特殊了，特殊得令人没齿难忘。

1月20日凌晨，乘出租车到达首都机场T3。一切如常，没有任何特殊措施。8：35，日本航空JL0020航班从首都机场起飞。在飞机上，向空姐要了当天的《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读卖新闻》，从头版、三版（日本报纸的社会版，所谓“三面记事”），到社论版，浏览一过，基本乏善可陈，至少没有令人过目不忘的噱头，关于中国的消息也都平平。回过头来看，在那个时点上，所谓“新冠”肺炎，根本还不是问题。

天特别好，一路顺畅，中午即抵达羽田机场，当我拉着行李到秋叶原的酒店时，还不到酒店规定的check in时间。说起来，我有四年没在日本过春节了，内心多少有种小期待。在日本过年，虽然没啥“喜迎”的节庆氛围，但也清净。

入住的酒店，是一家新开张的温泉旅馆，位于JR秋叶原站和地铁岩本町站之间，距我的老根据地御茶之水只有一站地，离神保町和本乡这两条书街，各有两站地，溜达过去，只需一刻钟。如此地利，“老炮”如我者自然不会坐失，“扫街”行动从当晚开始，一直持续到回国的前一晚。

茑屋书店湘南店。摄影/刘柠

不过，我此行的目的，主要还不是扫书，而是带家人看病，顺便去关东地区泡温泉，间或看几个必看的艺展，参观几处久闻其名而尚未得见的文化设施：包括两家书咖、文具店，位于东京艺大边上、安藤忠雄设计，由旧帝国图书馆改造的国际儿童图书馆，及一处摄影家杉本博司设计的自然景观美术馆，还有一家经长年改修后重新开业的美术馆。

根据提前预约的两所医院的三次门诊时间和美术馆的定休日（多为周一），我把行程大体分三块：在东京待到1月25日；大年初一去栃木县的日光，在温泉泡两晚，去了神奈川县的相模原，从相模原回到东京（29—31日）；再从东京去小田原和藤泽，在两地各泡了两晚汤河原温泉后，2月4日回到东京，翌日便踏上了归途。

我之东瀛行脚，久也多矣，但除了早年短暂的留学工作经历外，大抵不外乎围绕扫书、观展、会友这三桩闲事。过去三十年来，在我个人难以计数的日本行旅中，这次确确实实是最不文艺的一次“东京文艺散策”了。而搅局者，不是别的，正是新冠肺炎疫情。

位于神乐坂的新潮社书咖KAMOME。摄影／刘柠

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到今天，已成了全球性危机。中国是最大的受害国，而日本紧随其后（截至2月13日，国内感染258例，死亡1例），以一种异常直观且刺激的形式，再次凸显了两国的“一衣带水”。随着感染者陆续流入，日本的感染人数渐次增加，“地震波”呈涟漪状渐次扩大。客观地看，日本对这次疫情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但张弛有度，不失理性，基本未出现混乱与恐慌。

疫情初期，日本也并没有太大的警惕。日本原本就是口罩大国，但我到东京头几天，从日航航班，到机场、电车，其实并没有发现更多戴口罩的人。酒店里，在办完入住手续，等电梯上楼的空当儿，女侍应生一边跟我聊天，一边抚弄前台的一只AI宠物狗，云淡风轻得像极了首都圈的天气。可后几天，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消息逐渐多了起来，报道规格提升，时间也越来越长。但便利店和药妆店，口罩仍摆在显眼位置，看上去货源充足。

1月22日是个雨天。下午，我先是在银座的资生堂画廊见了女艺术家朋友，去3层咖啡店，聊了近三小时。然后，一起去了位于东品川的著名摄影志IMA的编辑部，见了一位摄影界前辈，谈了我和艺术家朋友准备共同推进的一个摄影项目的思路。从编辑部出来，已过了晚7点，雨还没停，天更冷了，但空气清冽。我与艺术家朋友在一间由港湾仓库改造的啤酒精酿坊共进晚餐，那间精酿坊其实历史蛮悠久，且相当大，那天几乎满座，但也不见口罩客。

1月23日下午，与一位住在横滨的中国译者朋友见面。一起去了位于藏前的一间好有品的文具店KAKIMORI，后又去本乡吃西餐，中间乘了两趟电车。乘车时，她提醒我：“妥善起见，在车上，我们还是戴上口罩吧。”我留心了一下周围，直觉戴口罩的乘客明显比前几天多了，内心不禁绷紧了一阵，但一会儿就过去了。

1月23日，文具店KAKIMORI。人群中戴口罩的人还并不多，但已经有人开始警惕。摄影／刘柠

1月24日是年三十。上午，我带家人去位于东京都心部的一所小型私立医院初诊时，并没有戴口罩。待我向接待处的中年女护士说明情况后，她面带抱歉的表情，客气地问了句：“对不起，你们不是从武汉过来的吧？”我说：“我们来自北京，而且是在之前就到了东京，请您放心。”女护士遂释然。接下来的个把小时，接诊的女护士和主治医师虽然戴着口罩，但显然属于医务人员的职业性规范。从对话中能看出，并无任何对我们的特殊戒备。晚上，在新宿高岛屋14层的一间京都怀石料理，日本学者朋友夫妇邀请我们一起过除夕，整个店里，根本没人戴口罩。

25日，大年初一。启程去日光，住在温泉酒店。白天，参观二社一寺，晚上泡汤。两天时间，很少看见口罩客。

27日上午，启程返回东京。为看病的方便，我们当晚入住神奈川县相模原的一间酒店。傍晚，我和家人去桥本车站前吃饭，途中路过一间药妆店，有一搭无一搭地进去转了转，口罩是有的，且不止一种。太太想要多买一些，被我阻止了，怕徒添行李。不承想，这几乎是我们这次在日本店铺中最后一次见到口罩了。

翌日，我们去位于相模原的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看病，那家医院是日剧《白色巨塔》的舞台，很有名。虽然超大，但整饬有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几天为我们过除夕的学者朋友夫妇，特意开车陪我们。预约的主治医师很有名，但全无一点架子，亲切平和，整整为我们付出了一个钟头的时间，且全程没戴口罩。取完药，结账时，竟然只花了6919日元，简直难以置信。中午吃完饭，跟学者朋友告别时，她塞给我们几包口罩和酒精消毒巾，其中还有两只N95型专业口罩。

当天下午，我们回到东京，重新住进秋叶原的酒店时，发现电梯间里张贴了一纸告示，“为了防止新冠病毒的扩散，给宿客提供更踏实、安全的服务，酒店全体员工从即日起戴口罩工作，诚望广大顾客谅解。”虽然前台的AI宠物狗还在冲客人摇头摆尾行礼，但感觉空气颇有些紧张。从那天起，到三天后去小田原、藤泽，再到我们回到东京，寻找口罩和酒精消毒纸巾，便成了我的一项工作，其重要性甚至超过了泡书店。可偌大首都圈，无数间便利店、药妆店和超市，这两样常备品竟然神奇地蒸发了。空空的货架上，多贴着日文和中文的说明，“口罩暂时缺货，何时进货未定。本店对顾客深表遗憾”，或“每个顾客限购两只”，但货是真没有。

这期间，我每天在酒店里看电视新闻。在街上，我会买报纸杂志，同时也在追踪朋友圈和微信群里的动静，力求弄清每一个细节和真相。不过，既然人在东京，我会更注意解读日本的各路舆论和信息。

21设计美术馆，正在举办的“秘展”。摄影/刘柠

如今年1月底，一家位于箱根汤本温泉街的和果子店，在门口贴出了歧视性招贴。结果，被《朝日新闻》曝光后，遭舆论质疑，店主臊眉耷眼地摘掉了贴纸。从很早时起，便力挺武汉，各种救灾物资源源不断地流向武汉、湖北，至今未断。据中新网报道，1月26日，日本民间捐助的100万只口罩，便通过川航包机（3U8086航班）运到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后又经汽运紧急运抵武汉。而彼时，中方刚正式承认新冠病毒可以“人传人”未久。

到目前为止，日本国内感染人数也在持续增加，也有了数例重症和1例死亡病例。2月8日，我的日本前同事发来电邮：“东京的街头，有六成人戴着口罩，早晚的通勤电车上，则有八成。”今天早晨，我的画家朋友发来微信，称“在日本，新冠已开始慢慢放电，着实有点恐怖”。但到目前为止，社会还未呈现出任何混乱的苗头。这背后，自然有很多可圈可点的要素，有些已是老生常谈了。如“灾害型”的自然环境，赋予了日人一种与生俱来的处变不惊、悲天悯人的性格。除了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在京滨、名古屋、阪神等地窄人稠的都市圈，每年开春的花粉症、流感等，都是一道道难关，加上从小的防灾教育和一整套社会规训，日人从心理上早已高度适应，不大会陷入恐慌；如良好的卫生习惯，就像鞠躬一样，已成近乎本能性的自选动作，日本城乡的所有公厕，包括城市街头约定俗成对一般消费者开放的便利店内部卫生间，必备有洗手液和干手器（或擦手纸巾）。任何一间餐馆、居酒屋，哪怕是一爿小得不能再小的咖啡座，都会免费提供擦手巾……凡此种种，已经标配化，并不值得大惊小怪。

我还注意到，因这次灾害的性质是传染病，日本媒体在信息披露时，非常注意保护感染者的个人隐私，客观上也避免了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早在1月16日，日本国内便发现了首例感染，是从武汉的输入型病例。但新闻报道中只是说一位家住神奈川县的三十多岁中国籍男子，因最近有过去武汉的旅行经历，回到日本后发病，后经治疗，已康复出院。后发现的第二和第三例，厚生劳动省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干脆拒绝公布感染者的国籍，“因对感染症的防控来说，国籍并非重要信息”。你去看日媒的新闻报道，都是诸如“埼玉县50多岁男性”、“和歌山县70多岁男子”、“居住在东京都内的70多岁出租车司机”式的表达，对首例死亡病例，则称“神奈川县80多岁的女性”，基本到都道府县为止，隐去市以下的详细住址，不公开患者的具体姓名、年龄。

疫情发生后，关于日本挺武汉、挺中国的报道，在社交媒体上简直浩荡如洪水，似已无需赘述。如仔细观察，当会发现，此番日本的挺中言动，既带有民间自发的性质，同时也是权力层自上而下推动的结果。自民党干事长二阶堂博和公明党干事长齐藤铁夫与中国大使孔铉佑三双手相握的新闻照片遍传全网，执政自公联盟两位实力派高官透出的明确信息，是日本将全力助中国抗疫。目前到位的各种援助物资的数据表明，这确实不单是一个美丽的pose。特别是2月10日，当日方高层宣布，自民党全体397名国会议员，3月起，将从每人的经费中，扣除5000日元，作为捐助金，支援武汉。消息传来，微信上的小伙伴们真的被惊到了。客观地说，5000日元，约合300元人民币，金额不算大，也许还抵不上中国每家购买口罩的费用。但自掏腰包，实行国际主义的象征意义，不可小觑。

说起来，截至疫情发生前夕，虽然中日关系总体趋好，但日本对华及中国人的印象分，其实并不高，日国内各种关于国民对中国亲近感的民调结果，可表明这一点。但是，日本社会是一个人情社会，有很强的现实取向。

日本的疫情，相当程度上是中国“输入”的结果。但即使为保护自身计，日本也断不能、也不敢放任——所谓“风险管控”，历来是对华关系中重要的一环。其次，从经济上说，过去近十年来，所谓“安倍经济学”的实质，其实是“观光立国”。2019年度，访日外国人达3188万人次，而中国占了近三成，达920万人次。中国人在日本创下的年度消费，可建27座晴空塔（Sky Tree）。今年是东京奥运之年，理论上，国人观光客突破1200万人都有可能。而春节长假，则是一个绝佳的商机。为此，日本早已做好了接待的准备：东京都东西两个地标东京塔和晴空塔为中国点灯，喜迎春节；银座和日本桥的各大百货店，连员工的排班都定好了，只待中国团乘坐的观光巴士驾到，支付宝、微信、银联齐刷，红字变黑——把自去年10月消费税涨到10%后，难看的经济统计数据给冲掉。然而，随着疫情忽至，所有这一切，都变成了竹篮打水。但日本人也是最现实的族群，他们绝不会坐视半年后的“奥运景气”付诸流水。

不过，我个人更看重日本民间的声援，因为这一块是纯自发行动，既不夹杂任何政治性的功利诉求，也不附丽于任何高大上的说辞——除了几句唐诗偈语外，全无修饰。但温柔敦厚，情真意笃，一切尽在不言中。这方面，近日之被过度谈论，不仅掀起了一波“感动中国”潮，而且眼瞅着开启了东亚两个大国的隔海飙诗会，涌现出成批的21世纪20年代唐诗宋词学人和论客，给人以“复兴近矣”的亢奋感。在这种情况下，确实是不应该再饶舌了。因此，我只就两点略陈私见，“见好就收”。

一是，通过这次民间互动，我们看到日本除了我们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中，深受其益并耳熟能详的政府开发援助（ODA）之外，还有专业组织日本分部等民间机构，以及各种非营利性的NGO和NPO——这方面，在“3.11”巨震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这次疫情中，率先做反应者，往往是这些民间机构。除此之外，与中国各地方城市结成“友好城市”“姊妹城市”的日本城市，如果不是在这次疫情中“出乎意料”的驰援行动，恐怕很多中国人都不知道还有这些城市的存在：如福岛县的会津若松市（湖北荆州市的姊妹城市），北海道的室兰市（山东日照市的友好城市），埼玉县的草加市（河南安阳市的友好城市），京都府的鹤舞市（辽宁大连的姊妹城市），等等。这些散落在东瀛各地的地广人稀、且人口结构日渐老化的地方城市，不仅在关键时刻，以“姊妹”情彰显了其存在感，而且以温暖善意的方式，让我们看到一种良好的社会形态。

而这正是我所关注的第二点。“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岂曰无衣，与子同裳”、“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这些在我们看来虽似曾相识，却千呼万唤不出来的清词丽句，大多来自日本的民间机构和上面提到的一些远离首都圈、地理偏安的地方小城市。近日，国内媒体上，众多论客竞相论证日本的汉学教育有多成功，人家从“风月同天”到“与子同裳”，而你只会说“武汉加油”云云，其痛心疾首，捶胸顿足，溢于言表。作为一名日本文化研究者，我自揣多少了解一些当代日本的汉学教育，对近世以来，作为日本文士教养核心的汉学修养的背景及其成因，也算略知一二。但如果就事论事地说，中国的古汉语教育，整体不如战后日本，这个结论怕是难成立。

在我看来，教育的问题是系统性的，而不仅仅局限于古汉语。但这点既无关本文主旨，姑且打住。问题不是古汉语不够好，而是对文化和审美不够重视。这并不仅仅体现在书到用时方恨少，千呼万唤不出来这一点上，而是会“漫反射”到方方面面。语言，当然是其中一个重要面向。我们的语言（包括媒体语言、学术语言，甚至生活语言）表达中，公益广告语千篇一律，而段子生态则高度发达。诸如“出门打断腿，还嘴打掉牙”这类说法，全国城乡每天都在量产。

“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真是太妙了，“关键是如果不是在日本，想不出这样的诗句来”，吾友、上海佛教学者成庆居士如是说。这，我也承认。不仅是这句，其他也是一样。不是你不懂那首诗，而是你根本想不到这样做。借用日语的表达，在这边厢，不大会产生这种“发想”。日人写信，哪怕是一张明信片，开头是季节问候的“季语”。和果子、地酒，哪怕是一瓶钢笔水，也要在侘寂范儿的包装盒上，题写古雅的标签，或一首短歌、一个俳句。说穿了，日本诉诸文化，而国人诉诸政治——这俨然已成了一种“文化差异”。可以想象，此番做出驰援决策者，应该也是那些地方小城市的行政负责人。那些父母官自己，并不一定懂得那些标签语，很可能会请教汉学者，甚至当地的中国人（网络上也确有这类信息），但他们就是会有（或者采纳）这种“发想”——这，才是问题的肯綮。

而“武汉加油”也并没错。在银座的大百货店门前和大阪道顿堀上，至今飘扬着用中日文写的大幅标语：武汉，加油！（武漢、頑張れ！）。国人即使再硕学，也不至于不分场合地一味之乎者也，日人也不会动辄把《十八史略》中的表述，用来置评土俵上的大相扑。

题跑得似乎有些远了，赶紧拽回。如此，我的庚子春节记，就这样成了“抗新冠记”。2月3日，日本学者朋友郑重建议我暂且放弃回京打算，权且在东京静观其变。但我还是婉拒了。内心没谱，你完全不知到抻到哪天是个头。

2月5日傍晚，我如期乘JL0025航班回到北京。登机前，在羽田机场日航公务舱高大上的Lounge里，我摘掉口罩，最后享用了日本单麦威士忌、寿司、咖啡和餐后甜点。在机舱里，一直戴着口罩，没吃也没喝。

到首都机场后，根本打不着车，只得电招家人来接。从落地T3，到办完各种繁琐的手续进入社区，几乎费了与飞行等长的时间。深夜，当我在雪地上拖着沉重的行李，终于走进短别了两周的家中后，竟有种隔世之感。就这样，从当夜起，“咣当”一声，我就被抛进了一场波澜壮阔、漫长得望不到尽头的全民防疫运动中，且别无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