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东华 | 描述“人间天堂”：20世纪前西方人对“杭州”的集体记忆_风闻

作者简介：周东华，杭州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教授。文章原刊：《晋阳学刊》2018年第5期。因微信排版的限制，注释删除，如需查看请阅原刊。感谢杂志社授权发布。

在世界名城发展史中，城市形象建构及其传播至关重要。刘易斯·芒福德认为：“城市形象是人们对城市的直观印象，是通过大众传媒、个人经历、人际传播、记忆以及环境等因素是共同作用而形成的。”

20世纪以前，城市形象的建构与传播主要依赖传统的纸质媒介，游记、地图、书信等传统方式将人们对一座城市的直观印象记录下来，在一定的范围内传播、交流，进而形成一个地区对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在20世纪以前在西方人的集体记忆中，“杭州”的城市形象是什么？从学术史角度看，20世纪前西方人对“杭州”城市形象建构及传播的成果已经有不少，既有西方人编写的资料汇编，也有关于西方人笔下的杭州、西方地图上的杭州等专题研究。 从历史学角度看，这些研究都很有启迪作用，但从历史传播学角度看，这一课题有可深化处。第一，西方人是如何层累的建构有关“杭州”的集体记忆？第二，这些集体记忆有哪些是正解？有哪些是误读？这对正在建设“独特韵味、别样精彩的世界名城”的杭州来说，颇具参考价值。

一、 发现“Quinzay”：1640年前西方人对“杭州”的记录及传播

2016年笔者与杭州市档案局合作举办“外国人与老杭州”展览时，一位民间收藏者向我们提供了一幅绘画，标题为“Xuntien alias Quinzay”，告诉我们这是19世纪意大利人笔下的“杭州”。今年年初，笔者到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参加学术会议，遂以“Quinzay”为关键词，查阅到同名的一幅画，作者是穆联（Mattheos Meriar），时间是1640年（图一）。此外，还有一幅与穆联画作内容基本一致的绘画（图二）。

图一

       图二

两幅画内容基本相同，描绘同一个地方“Quinzay”，所不同者，图一标明了作者和时间，图二标明画作内容是按照马可·波罗游记描述内容所绘制的东方亚洲大都市“Quinzay”。据此线索，要想发现“Quinzay”是哪一座东方大都市，需要从马可·波罗游记中找到相关记载即可。

现存《马可·波罗游记》的各种抄本大约140种，1477年纽伦堡刊印了德文译本，到20世纪70年代末已经有各种文字的刊本120种以上，其中1938年出版的穆阿德和伯希和校注的英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版本。在这本书中，马可·波罗重点介绍了一座叫“Quinsai”的城市，称它“富贵华丽之城”（the Noble & Magnificent City）。 它是否就是1640年穆联绘画所称的“Quinzay”呢？

据《马可·波罗游记》记录：“从强（长）安城发足，骑行三日，经行一美丽地域，沿途见有环墙之城村甚众，由是抵极名贵之行在（Quinsay）城。行在云者，法兰西语犹言‘天城’，前已言之也。既抵此处，请言其极灿烂华丽之状，盖其状实足言也，谓其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良非伪语。兹请续言此国王后致略地之伯言书，请其将此书转呈大汗，俾悉此城大佳，请勿毁坏事。吾人今据此书之内容以及马可波罗阁下之见闻述之。书中首称此行在城甚大，周围广有百哩。内有一万二千石桥，桥甚高，一大舟可行其下。其桥之多，不足为异，该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周有水环之，因此遂建多桥以通往来。……城中有一大湖，周围广有三十哩，沿湖有极美之宫殿，同壮丽之邸舍，并为城中贵人所有。亦有偶像教徒之庙宇甚多。湖之中央有二岛，各岛上有一壮丽宫室，形类帝宫。……自从大汗据有此城以后，于一万二千桥上，每桥命十人日夜看守，俾叛乱之事不致发生。……大汗在此城警戒甚严者，盖因其为蛮子地域都城，并因其殷富，而征收之商税甚巨，其额之巨，仅闻其说而未见其事者绝不信之。城中街道皆以石铺路，蛮子地域之一切道路皆然，由是通行甚易，任往何处不致沾泥。……此城有大街一百六十条，每街有房屋一万，计共有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壮丽宫舍夹杂其中。城中仅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一所。” 

冯承钧译本《马可波罗行纪》有关“行在（Quinsay）城”的描述有三点值得我们细究，第一，马可·波罗明确称它关于该城描述的信息来源有二：蛮子国王后呈交伯颜转呈大汗的降书记录和马可·波罗的“亲眼目睹”，马可·波罗以该城旧有居民之见和新来外人所见相结合的“二重考据法”告诉读者他所描述之事“确有其事”；第二，在有关该城资料“良非伪语”基础上，马可·波罗进而将该城定性为“世界最富丽名贵之城”，然后用相当长的篇幅论证该城“规模宏大、有一万二千石桥、有一大湖、有极美之宫殿、壮丽之邸舍、因其殷富，此城警戒甚严、商税甚巨、有房屋一百六十万所，壮丽宫舍夹杂其中”等等尽显“富丽名贵”之处。第三，尤为关键点，马可·波罗称“该此城完全建筑于水上，四周有水环之，因此遂建多桥以通往来。……城中仅有聂思脱里派基督教徒之礼拜堂一所。”换句话说，马可·波罗认为该城如同威尼斯一样，是一座“水上”的“世界最富丽华贵之城”，且此“水上之城”有教堂。如果我们将这三条比照穆联1640年绘画，自然可知马可·波罗描绘之“行在（Quinsay）城”即穆联所绘之“Quinzay”城。发现“Quinzay”城即发现“行在（Quinsay）城”。那么，“行在（Quinsay）城”又是哪一座城市？

对于“行在”是哪一座城市？研究《马可波罗游记》与中国的学者逐渐取得一致认识，“行在”即“杭州”。对此，向达先生《元代马哥孛罗诸外国人所见之杭州》一文已有考证，采信日本学者将Kinsay、Cansay、Cassay、Campsay等对音为“行在”，行在即杭州，“理由颇足，因从其说”，冯承钧亦采同向达观点，采信日本学者译法。 慕阿德的考证文章则开门见山说：“Quinsay是杭州（或者1129-1277年正式称谓是临安），位于现在的浙江省，当马可·波罗来到中国时它仍然自南宋以来是首府。”

马可·波罗宣称自己“多次到过此城，留意观察并了解城里的各种情形，记录在案。” 据鲍志成研究，马可·波罗大约1277-1290年间多次到过杭州，尤其1277-1287年间很可能在杭州居住过一段时间。 当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流传后，杭州是“世界最富丽名贵天城””的说法和马可·波罗的叙述方式（文献证据、亲历二重证据法），很长时间内主导着西方人对“行在城”的印象。

1322-1328年间，一位名叫鄂多立克（Friar Odoric或Odoric of Pordenoned ）的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由从广州前往北京时途径杭州，回国后口述其在东方见闻的《鄂多立克东游录》中，如此描述“杭州”。他说：“我来到杭州城（Cansay），这个名字义为‘天堂之城’。它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确实大到我简直不敢谈它，若不是我在威尼斯遇见很多曾到过那里的人]它四周足有百英里，其中无寸地不住满人。那里有很多客栈，每栈内设10或12间房屋。也有大郊区，其人口甚至比该城本身的还多。城开12座大门，而从每座门，城镇都延伸8英里左右远，每个都较威尼斯或帕都亚为大。所以你可在其中一个郊区一直旅行六、七天，而看来仅走了很少一段路。此城位于静水的礁石上，像威尼斯一样。它有一万二千多座桥，每桥都驻有卫士，替大汗防守该城。城旁流过一条河，城在河旁就像波河畔费腊腊之建设，因为它的长度胜过它的宽度……但若有人想要谈谈该城的宏大和奇迹，那整卷的纸都写不下我所知的事。因为它是世上所有最大和最高贵的城市，并且是最好的通商地。” 

虽然鄂多立克强调他所描绘的这个“世上所有最大、最高贵、最好的通商地”——杭州——的一切都是他亲眼目睹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并怀疑鄂多立克的描绘来源于马可·波罗。最明显的证据有二，第一是关于杭州城内有“一万二千多座桥”；第二是对杭州的定位与马可·波罗关于杭州的定位完全相同。最有意思的是，鄂多立克强调他曾经在威尼斯遇到很多曾经到达过杭州的人，笔者认为这恰恰表明鄂多立克即便到过杭州，也是“经过”，甚至鄂多立克没有到过杭州，其描述源自他对《马可·波罗游记》的印象。

在鄂多立克之后不久，另一位意大利方济各会士马黎诺里（Giovanni de Marignolli）于1338年作为教皇特使来到中国，1345年从北京南下广州，或许途径杭州，留下了他关于杭州的描述。他说：“蛮子国疆土甚广，统辖城邑郡国无数。若与未亲见者言之，必皆摇首不信。物产丰富，所产水果，有为拉丁诸国所未知。国中共有大城市三万。此外尚有村堡，几不胜数。康勃绥（Campsay）城最著名，面积最大，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建筑物雄壮伟大，尤以佛寺为最。有可容僧侣一千以至二千人者，实为今代地面上未有之大城，即古代恐亦罕有其匹。昔时著作家谓其城有美丽石桥一万座，皆饰以雕刻及持戟贵人之塑像。未亲履其地者，读之皆以为不经之谈。然其所言者皆确实事情也。” 

有意思的是，马黎诺里与鄂多立克一样，十分强调他以“亲履其地者”的身份证实“昔时著作家”马可·波罗宣称“Campsay”有一万座美丽石桥是“确实事情”，而其所谓该城“最著名，面积最大，市街华丽，人民殷富，穷奢豪侈”亦不过马可·波罗所谓“富贵华丽之城”的说法。换句话说，马黎诺里有关“杭州”的印象与描绘，同样来自马可·波罗，其是否真的“亲履其地”同样值得怀疑。

稍后一点，14世纪中期在欧洲名噪一时的《曼德维尔爵士游记》中也有一段关于杭州的描述，“它是世界上最好的城市之一，人们称之为杭州（Cassay），意即‘天堂之城’。这座城市方圆50里，有12座主要的城门。在每个门前约莫3-4里的地方又有一个大城镇或大城市。这座城落在一个大湖上，就像威尼斯。在城里有一万两千多座桥。每座桥上都建有坚固而美观的塔楼，里面住着卫士，替大汗防守该城。城的一端有条大河，河水流经整座城市。” 从这段描述看，“Cassay”仍然从马可·波罗有关杭州的描述中汲取原料，“这座城落在一个大湖上，就像威尼斯”一句更揭示了马可·波罗有关杭州描述对后世的影响，也证明穆联的绘画素材来源的确是马可·波罗游记。

正当《曼德维尔爵士游记》在欧洲流行时，1474年左右一封来自意大利人保罗·托斯加内里（Paolo Toscanelli）致其同胞哥伦布（Cristobal Colombo）谈中国情形的书信中再一次提到“杭州”，该信称“从里斯本先西直行，可抵京师城（Quinsay，即杭州）。城市美丽、人烟稠密。图中表示两地距离共二十六方格，每方格长二百五十迈耳。京师周围一百迈耳。城内有桥十处。京师之义，犹云天城（city of heaven）也。前人至其地者，述各种奇事、巧匠，富厚甲天下。由里斯本至京师间，道里几占全球三分之一。京师城在蛮子省（Mangi），然距契丹省不远。王居即在契丹也。” 在这封信中，哥伦布了解到东方有一个“高贵华丽之城”叫“杭州”，从信件内容看，实际上并未溢出马可·波罗的叙述。

1516年成书的阿里·阿克巴尔的《中国纪行》，原文是波斯文，该书作者正好在1500年前后来到中国，并获准到北京城，“对于欧洲人来说，它更是自十三世纪的《马可·波罗游记》、14世纪《本·巴图塔游记》，到17世纪后半叶的耶稣会传教士报告中国情况之间唯一的、全面描述中国的文献。” 在论及“杭州”时，阿克巴尔说：“中国即契丹的第七个省的第一大城是Khansai（京师，今杭州），它非常大，十五个游览过杭州的人，其中的一个人说：我们早上从杭州的一头开始走，到了晚上才到城的中间，就在那里留宿过夜，第二天早上再走，到晚上才走到它的另一头。真主知道，他们说的都是真的。中国的大多数城市都很大，汗八里也是这样大。中国人对大小的量度有自己的顺序单位。汗八里的大小是二十五响。一响是多大，天知道，大约相当于五个克拉特村那么大（克拉特村是霍拉桑的一个大村庄）。中国城市之大是众所周知的。” 阿克巴尔用“十五个游览过杭州的人”证明自己所言不虚，叙述方式与马可·波罗基本一致。

到1643年，一位在中国生活了20多年的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Alvaro de Semedo）在马德里出版了一部《大中国志》，他说：“第八是浙江省（Chekiam），位于北纬30°。它大部分滨海，肥沃，平坦，几乎被几条河分开，有的河流经城镇。论富庶它超过其他许多省，可称作中国商品潮流的最佳源头。……省会的名字叫杭州（Hamcheu）” 曾德昭的这段描述十分重要，他有关“杭州”的记述出现了一个新的罗马字标注法，即“Hamcheu”，基本接近现代有关杭州的英译拼法。按照董海樱的说法，曾德昭第一次使用了“杭州”而非“行在”的说法，“在西文文献当中，这是第一次，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 如果董海樱的判断准确的话，那么至少从1643年开始，在欧洲人的叙述中，“杭州”已经作为独立的专有名词出现，“行在”代表“杭州”的说法逐渐烟消云散。从这个意义上讲，穆联绘制于1640年的这幅“Xuntien alias Quinzay”绘画，恰好代表西方人对“行在”的最后记忆，其所描绘的“杭州”，又机缘巧合地回到了“行在”即“杭州”的最初记录者马可·波罗那里，发现“Quinzay”的历史，也就是发现1640年前西方人关于“杭州”的见闻、想象、描述与流传。

二、“Hamceu”的最初半世纪：利玛窦、曾德昭、卫匡国对“杭州”的重新标识

西方人关于杭州的集体记忆，17-19世纪这200年是关键期。在此之前，即便有很多人都宣称已经到过杭州，但马可·波罗以降的西方人大都用“行在”一词，多少需要严谨的考据才能证明“行在”与“杭州”的统一关系。对此，前文已有略伦，不再赘述。在此之中，西方人直接使用“Hamceu”（杭州）一词，几乎没有错认“他者”为杭州的可能。那么，在此200年中，西方人是如何讲述“杭州”故事的？要弄清楚这一点，需要先搞清楚西方人中谁较早的利用了“Hamceu”一词作为“杭州”的罗马字表述。

董海樱认为曾德昭《大中国志》在西文文献中第一次将“杭州”和“西湖”的罗马字母拼写为“Hancheu”和“Sihu”，笔者在前文引用这种说法时表示存疑，至少第一个用“Hamceu”罗马字母拼写“杭州”的不是曾德昭，而是大名鼎鼎的利玛窦（Matteo Ricci）。

利玛窦是最早获准进入中国内地传教的耶稣会士之一。1583年他和罗明坚开始到广东肇庆居住传教，1589年利玛窦被驱逐出肇庆，来到韶关，与来自江苏常熟的瞿太素建立友谊，并改穿儒服。1595年利玛窦抵达南昌，1601年利玛窦经过数次努力终于抵达北京，与众多儒生官员结为好友，其中就有两人彼此影响颇深的杭州人李之藻和杨筳筠。1602年在李之藻赞助下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出版，龚缨晏称：“利玛窦所绘、李之藻出资刻印的<坤舆万国全图>。在这幅著名的地图上，杭州被标在北纬30°的地方（现所测杭州维度为北纬30°15′），应当说这是相当准确的。由于利玛窦长期在中国生活，并且认真研究过中国地理，所以《坤舆万国全图》有关中国及杭州的内容，更是当时的欧洲地图无法相比的。” 由于地图是用中文刻印的，因此我们无法看出利玛窦使用什么罗马字母标注“杭州”，只能从其回忆录或书信中寻找答案。

商务印书馆于2014年出版了利玛窦著，文铮翻译，梅欧金校的《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该书根据意大利国家书店《利玛窦史料》1942-1949年版翻译，应该比较可信，在1598年12月5日-1599年2月条，该书称利玛窦赴京失败，决定应瞿太素之请到先到苏州，“这样，利神父穿过山东，来到徐州，又冒着严寒从徐州来到扬州……此后，利神父又在镇江府渡过了长江，进入了通往苏州的运河，然后又沿河到了浙江的嘉兴和首府杭州。” 根据这种说法，利玛窦于1598年底曾经到达过杭州，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值得怀疑。倘若利玛窦到达苏州之前抵达杭州，那么肯定会有更多关于杭州的记录，但事实上却没有。如果利玛窦没有到达过杭州，他为什么又会在此处提及杭州？比较合理的解释来自《利玛窦中国札记》的记录，“他横渡扬子江后，经过一条实际是人工河流的长运河，达到当地的首府镇江，又经过这条河可以航行到著名的苏州和杭州，即浙江省的首府。”换句话说，利玛窦是在谈论运河时提及运河通向杭州。

利玛窦在1598年底到达苏州后，再一次提及杭州，“利神父很快便达到了苏州。苏州这座城市，无论就其风景而言，还是就其富裕程度和丰富的物产而言，都是全国闻名的重要城市，因此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的‘杭’指的是浙江的首府杭州，很早以前它曾经是中国的都城，是皇帝居住的地方。”  这一段话有两层涵义比较重要，第一，利玛窦知道“杭州”曾经是南宋的都城，知道“杭州”是与“苏州”并称的两个大运河旁的城市；第二，天堂在上，苏杭在下，意思是苏州和杭州像天堂一样美妙。这两层意思都指向利玛窦明确“杭州”是“杭州”，不是“行在”。这在金尼阁（Nicolas

Trigaut）整理的意大利语原文中，意思最为清楚，利玛窦将浙江首府杭州标注为“Hamceu”，提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时，将杭州标注为“Hanceu”。 

在《耶稣会与天主教进入中国史》一书中，利玛窦还有两处提及“杭州”，一处是1601年他在北京与李之藻建立了“亲密友谊”，提到“李我存是浙江省杭州人。当神父们达到北京时，他已经是工部的一位高官了，也是一位很有天资的学者。”另一处是1608年9月-1611年5月上旬利玛窦委派郭居静开拓上海布教工作不久，郭居静决定把工作重点从上海转移到杭州，他说：“没过多久，我们放慢了上海的传教工作，以便以其人力和物力在浙江一座更大的城市——杭州开设寓所。虽然在上海也确实应该有我们的一处寓所，但我们的人手却十分紧张，好在杭州离上海不是很远，神父可以时常去照料。……关于杭州的情况，我们到时会详细地介绍。” 从这年初记录可知，利玛窦相较于1598年对杭州有了更多了解，他知道杭州是一座大城市，杭州与上海相距不远。

有意思的是，利玛窦虽然没有到过杭州，但他却几乎可以说是西方人标注“Hamceu”的第一人。如果从利玛窦抵达苏州的1598年年底开始算，他比曾德昭早了40余年使用“Hamceu”一词；如果从金尼阁整理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于1615年在德国出版开始算，也较曾德昭早将近30年。因此，布雷桑说利玛窦“似乎没有到过杭州，但他熟知该城的存在及其令人愉悦的事迹。” 从人际交往看，利玛窦与明末天主教三大柱石中的两位杭州——李之藻和杨筳筠相交莫逆；利玛窦信任的郭居静神父亦受他之命到杭州开山传教，利玛窦自然是熟知“杭州”的。

葡萄牙人曾德昭在中国生活了22年，期间曾经到过杭州，他于1637年从澳门返回欧洲，开始撰写《大中国志》，1638年在果阿完成，1643年有人从葡萄牙语手稿译成意大利语刊行，此后开始流传。由于曾德昭是利玛窦后通晓中国语言的欧洲人，加之他曾在杭州生活过，因此他亦非常准确地用“Hamcheu”标注“杭州”。曾德昭重点介绍了西湖，他说：“最大特色有三。首先是西湖（Sihu），它是世界奇景之一，四周有30里，合6英里，其中筑有优良的宫廷。覆盖着青草、植物、树林和美丽的山峰，围绕这些宫廷；潺潺流水，从一头进水，另一头流出。水之清澈令人乐于观赏，湖底细沙纤毫悉睹。湖上有铺石道路，任行人随意玩乐通行；备有小艇，供休歇宴乐之用，船舱或头舱，设有厨房，中间地方作厅室用。上层是妇女的居所，四周有格子窗，避免有人窥见她们。这类船，其色彩和镀金形式，奇特而且多样化，航行设备很完善，不致遭受水淹，但未能有效防止被风打沉。”

曾德昭不但将杭州标注为“Hamcheu”，更为重要的是，他向西方人讲述了杭州西湖的故事，明确将杭州与西湖的关系定义为西湖是杭州一大特色，修正了马可·波罗以来将杭州作为西湖之上城市的美丽误会。

在曾德昭之后，另一位与杭州结下深厚缘分的欧洲人是卫匡国（Martino

Martini），他是意大利耶稣会士，1640年离开欧洲，1642年达到澳门，然后被派往杭州工作，1651年他返回罗马，1657年再次启程回到中国，1661年6月6日在杭州去世，去世前又在杭州住了两年，葬于杭州直大方伯天主教墓地。在欧洲期间，他于1654年出版的《鞑靼战纪》中称“浙江省首府杭州是一座华贵之城。……鞑靼人无船渡江，驱逐和屠杀敌军后，再凯旋入城，既没有在城里使用武力，也没有横施暴行。那座高尚城市因此得以保全。此城之雄伟、美丽和富庶，我将你来描述，我是眼见为实，不信传闻。我在该城住了三年，又从那里赴欧洲。这个城有一条运河，也就是渠道，经水路通向中国北部。这条运河，与我提到城南那条江之间，只隔一道高河坝，像一条大路。” 1655年卫匡国编辑出版《中国新图志》，对“杭州”作了详细考证说明。布雷桑编辑的《西方人眼里的杭州》收录了这部分内容。

卫匡国说：“为了防止欧洲的宇宙学家浪费时间而荒谬地去寻找马可·波罗提到的行在城，我将再次撰写有关它的文字，而这是连《世界百科全书》（Cosmic

Archontology）都无法想象的。……回到我们的主题，首先我会举出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实，这个城市就是威尼斯人波罗提到的行在。……该城是中国君主之所，在学者的正式言语中称其为京师，行在（Kingsai）是社会下层的普遍叫法，稍欠准确，为实力仍使用的‘Quinsai’就来源于这个词。除此之外，应该指出，京师是所有皇城的尊称，不特指某一个地方，实际上，京师只不过是‘朝廷之所在’的意思，这个城市有自己的名字——杭州（Hangcheu）。” 接着，卫匡国用了很大篇幅论证马可·波罗的“行在”即“杭州”。

首先，“这个城市城墙内的城区和城墙外的郊区都建有无数高达的桥梁。桥梁很多，如果把‘凯旋门’——牌坊——也计算在内的话，威尼斯人估计的一万离事实也就不远了。”其次，“我们下一个论据是湖泊，它有四十意大利里长，叫西湖。虽然它不在城墙之内，但它从西向南有很长一段距离都位于城墙近旁，它起源于流入城中的多条运河。”再次，“现在让我们继续谈谈其他论据。这个城市的城墙内有一座带塔的城隍山，塔上有哨兵用沙漏测时，并用金色大字把时间写在布告上挂出去。城市的宽阔街道均用方石铺砌；由于城市位于沼泽之地，因此许多通航的河道交叉其间。最后一点自不待言，这是皇帝经由钱塘江逃往大海的城市，这条大江的宽度超过一德里，且流向城市以南”。鉴于此，卫匡国下结论说：“中国的历史记载、日期、名称。描述的细节、规模以及其它方方面面都让人确定，这个城市就是行在。所以，没有理由再怀疑这一点。”

作为一位在杭州居住过10余年，最后长眠于杭州的“居民”，卫匡国比同时期的其它西方人有资格“引介”杭州。他关于“行在”即“杭州”的几点考证，修正了马可·波罗的论述，修正了西方人对“行在”的看法，修正了杭州和西湖的关系，对此后西方人关于“杭州”的想象和描述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此，黄时鉴称“1655年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问世，这种模糊混乱的情况才告结束。卫匡国向欧洲提供了完整而正确的中国地理知识，全国地图和分省地图，因而被西方人誉为中国地理写之父。此后‘Quinsay’基本上在西方古地图上消失。” 实际上，取而代之的是“Hangcheu、Hangchew、Hangchow、Hanceu、Hamcheu、Hangtcheou”等拼法的“杭州”。

三、讲述“Hangchow”故事：17世纪中期-20世纪前西方人眼中的“杭州”

从卫匡国开始，西方人关于杭州的描述少了“亲眼目睹”的强调与想象，却多了关于“杭州”城市特质的叙述，街道、牌坊、西湖、钱塘江等作为杭州城市标识的内容，经常性出现在西方人的文字中。

罗马尼亚人米列斯库（Nicolae Spataru Milescu）曾在君士但丁堡就学，学习希腊语、土耳其语和神学、哲学、历史等，1671年在耶路撒冷大主教推荐下，担任俄国外务翻译。1675年作为俄国使节出使中国，1676年在北京觐见康熙皇帝，归国后作《中国漫记》。米列斯库虽然没到过杭州，但他非常偏爱杭州，他根据在北京与一些商人交谈以及参考明末清初欧洲传教士的著作，对杭州的石桥、牌坊、城市规模、宗教场所、西湖和钱塘江等都有比较精彩的描述，认为杭州“这个城市之秀丽非笔墨所能形容”，具体而言，他说：

“本省第一大城市，本省首府杭州。威尼斯人马可·波罗把它叫作‘京师’（Kvinz），并说全世界再也没有比这更大的城了，但当时谁也不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的城市。现在耶稣会士再次指出，这个城市的确存在，当时为京都，所以名‘京师’。这个名称并不是这个城市的真名，而是皇都的名字的别称，中国人习惯经常改变城市的名称，因而这个城市也多次更易其名。在这个城市，包括它的郊区，有无数高石桥，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说有3000座，这并非无稽之谈，那些为胜利者修筑的牌坊还不计在其内，如果把牌坊也计算在内，那就更不计其数了。整个这个地区的桥梁大概超过一万座。城市位于西湖东岸，西湖有48俄里之大。……中这个城市的所有街都铺有方形大石块。城市位于河川密布地区，还挖掘了许多运河，河上可通行大船。至于这个城市的规模，威尼斯人马可·波罗说，它的方圆大约120俄里，若把郊区也算在内，则超过180俄里。……从马可·波罗所描写的城市规模及其特征可以看出，他所说的‘京师’是确实存在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杭州府。”

从米列斯特这段论述可知，第一，人们清楚地知道“行在”或“京师”就是杭州；第二，人们不再使用其它称呼，而是直接使用“杭州”这个真名；第三，石桥、牌坊、西湖、运河等综合在一起，充分体现了杭州的城市风貌；第四，马可·波罗关于“杭州”的叙述仍然在影响着新一代西方人。

1696年法国神甫李明（Louis Le Comte）在《致富尔斯登堡主教大人》的信中说：“浙江省的省会杭州府，也是帝国最富有、最大的城市之一。中国人认为它城周有四古法里。我认为他们的计算与实际相去不远。街上行人和巴黎一样多；另外，由于城市近郊广大，不计其数的船只在运河上航行，覆盖了水面。我不认为该城人口少于欧洲最大的城市。驻军一万人，其中三千是汉人。杭州的运河水并不美，街道狭窄，但是，商店看上去很清洁，商人被视为视为极富有的人。杭州城东面濒临大海，有一条宽约一公里的河流在此注入大海，实际上，这条河并不长，只需向上游走一段路就会发现这不过是一条无用的山水，穿行在无数的山石间。在西边，杭州紧靠着一个大湖，其周边最多不过二古法里。湖水清澈见底，湖并不深，但足以承受中国人驾着有如水上旅店的大船游弋湖上。富家子弟在船上大吃大喝或游玩。乘船游玩后，他们一般会登上一个湖心小岛。中国人在岛上建了一座庙宇和其他供消遣用的房屋。游记的记载把这个湖描写成一个迷人的地方。我读到说整个岸边都是华美的建筑物和宏伟的宫殿。这可能已成往事，但如果所写果真如实，人们则必须把这一切从记忆中消除，因为，如今已找不到任何昔日繁华景物的遗迹。……再说，杭州城即使不以它的建筑的华丽而著称，它的城市情况也是值得注意的。由于惊人多的人口，四通八达的运河交通运输，以及世界上最美丽的丝绸的贸易，使杭州称为帝国最美妙的地方之一。”

从李明对杭州的描述可知，即便到了17世纪末，西方人眼中的杭州，仍然是马可·波罗笔下的华贵天城，美丽的西湖与杭州的位置也不再弄错。李明和他此前的西方人对“杭州”的描述，成为18世纪欧洲“中国热”集体记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期间，让·巴普蒂斯特·杜赫德 ( Jean 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是集大成者。

杜赫德，耶稣会士，尽管没有到过中国，但由于他专门负责收集整理各国耶稣会士们信函，当他对这些丰富的材料进行整理后，编辑成一本条理清晰、资料丰富的著作——《中华帝国全志》，是当时最有影响的书之一，该书全名是《中华帝国及其所属鞑靼地区的地理、历史、编年纪、政治及博物》（Description geographique，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l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1738年该书被翻释为英文。伏尔泰称此书为“一步关于中国的最好、最详尽的著作”。在这部书中，杜赫德对杭州有不少描写：

“杭州府（Hang-chew-fu），浙江省的省会。这是中华帝国最富有、最宏大的城市之一，尤可称道的是，此城地理位置优越，居民数量众多，运河渠道便利，盛产世界上最好的丝绸。中国人有俗语‘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此地即人间天堂。此城基本为圆形，周围40里，不包括郊区。从东门到北门为10里。城中居民上百万。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文人对居住在城中的一个传教士说，根据税务官的税册，光城里就有30万户居民，不包括广大的郊区。杭州城的城墙十分壮观、高耸、厚实。不过，城里河道中的水质不太好。城外的河渠中有大量的船只，船工全家住在船上。城内街道不宽，不过店铺倒很整洁，商人也很富有。每条大街上都有牌坊，用来表彰某位官员的显赫功业，或者表明他受皇帝的恩宠。杭州城中还有四座高塔，每座都有几层楼高。驻防此城的军队可分两大类，一类共有7000人，由将军指挥。他的副手则统领另一类士兵，共有3000人。杭州城里有座大花园，不过没有楼房，你可以想象城里的房子是多么的多啊。大街上行人繁多，颇似巴黎。所不同的是，这里见不到妇女。满人有自己的营寨，与杭州城隔着一道城墙。宽阔的钱塘江就在城墙处流过。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杭州是丝绸之乡，因为中国的丝绸主要产于此地。据说光城里就有6000名丝绸工匠。如果此言可信的话，那么其周围地区的工匠可达数十万之多。……在杭州出产的丝绸中，有一种丝绸织有花色，被称为绫缎，另一种丝绸平整而没有花色，被称为罗纺纱，都是全中国最好的，并且供不应求。不过，此城最为著名的还是城边的一个小小的湖泊，名为西湖，周长二里格。湖水清澈，晶莹透明，就是湖底的一块小石头也能看到。湖水浅处，有莲花覆盖。西湖边建有亭台楼阁，湖上还有精美的小桥，桥下小船穿行。西湖之中还有两个小岛，人们在享受乘船游湖之后在此休息。岛上还有庙宇及房子，供人游玩。西湖四周同样建有众多的寺庙、豪宅，其中包括一个皇帝的行宫。皇帝南巡时，就住在这行宫中。” 

杜赫德由于没有到过中国，因此他对“杭州”的描述主要参考了同时期西方人的著作，也因此他的叙述虽然没有新意，却令人感觉身临其境，很有真实感。因此，即便欧洲的“中国热”退潮，杭州在欧洲仍然保持了很大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与同一时期的欧洲人高度赞扬中国，引发风靡一时的“中国热”不同，这一时期亲历中国的英国人，在其有关“杭州”的叙述中，少了夸张，多了记录。例如，1792年随团出使中国的英国人安德逊（Aeneas

Anderson）称：“出使中国这件事在我国的外交史上是新鲜的，很自然地引起公众的普遍的好奇：因为，姑且不论在商业上有其巨大的目的，就是对于那个帝国内部的普遍无知，以及该国史书记载的逸闻，都一定会引起我们这个开明的国家的注意，它是世界上唯一文明的而又有周密的法律禁止外人入内的国家。”（原书初版序言）

1793年随马嘎尔尼出使中国的斯当东爵士记录了使团返回时路经杭州时观察到的“杭州”，他说：“杭州府位置在运河盆地和钱塘江之间。……南方货物由海运至钱塘江，以及由湖和江运来的浙江和福建的货物一定得先卸在杭州而后运到北方各省，这自然促成杭州府成为一个联系南北各省的大商业中心。城内人口繁盛程度同北京差不多。除了城墙而外，全城没有高大的建筑。房屋很矮，没有高过二层的。街道狭窄，中心是板石铺路，两旁是碎石便道。城内主要街道上大部分是商店和货栈，其中许多规模之大不下于伦敦同类栈房。丝织品商店最多，也有不少皮毛和英国布匹商店。街道上往来行人非常拥挤，其中一部分固然是专门出来看外国人的，但大部分人都有本身的事务。每个商店柜台后面都站着几个店员，都是男人，没有一个女店员。丝绸等刺绣完全是妇女做的，杭州府大批妇女从事这门行业。大部分人穿的都很好，表现出他们的生活是相当优裕的。”

斯当东爵士是英国人，18世纪末的英国正在如火如荼进行工业革命，“日不落帝国”的雏形随着大英帝国商品远销海外市场不断推进中。在这种背景下，斯当东爵士眼中的“杭州”与他同时期以及此前西方人的视角非常不同——商业革命和商品城市。因此，斯当东明确“杭州”是传统的路上丝绸之路和新兴的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城市；杭州城里的商业氛围与伦敦相比也毫不逊色，是商业之都；杭州虽然没有高楼大厦，但杭州是一座民生富足的城市。这样的叙述，在20世纪前西方人的“杭州”想象与叙述中，是一个新的阶段；与18世纪欧洲“中国热”相比，更为真实和更具朝气。

在杭州期间，英国使团还畅游了西湖，“西湖是砂砾底，湖水很浅，非常澄清。湖里鱼很多，可以钓出来立刻烹食。湖面上有很多游艇，游湖的都是男人，这里的妇女不在这种场合出面。美丽的湖水，直径约三、四哩长。在湖的北面、东面和南面环绕半圆形一系列名山胜地。由山底到湖边一条不宽的平地上做了适应环境的风景布置。西湖周围建了许多达官贵人的别墅，著名的寺庙，还有一座皇帝行宫。湖水同从山边冒出来的小溪流在峡谷中汇合，上面建了轻便巧妙的石桥。山顶有几座宝塔，其中一个名雷峰塔最著名，它建筑在突入湖面的一个险峭半岛的边沿。它的下面四层仍然屹立在那里，上面的几层都倾塌了。在它朽烂的飞檐上还看得出规则的算道曲线。上面生满了小树、绿苔和野草。同样情况下，欧洲建筑物一定要产生常春藤，但在中国任何地方没有这种东西，雷峰塔的拱门和嵌线是红色的，塔是黄色石头砌的。它现在的高度不超过一百二十呎。据可靠的说法它是两千年以前孔夫子时代的建筑物。”

同样是对“西湖”的描述，斯当东爵士仍然将之与伦敦等世界名城作了比较，选择的描述对象，除了此前西方人都关注的自然西湖外，他更关心的是“人文西湖”，更关心的是自然与人文交汇的“西湖”。因此，他提到了西湖的风景布置、提到了士绅的西湖游乐、提到了千年叹息的雷峰塔。或许，斯当东是最早把雷峰塔介绍给世界的西方人。

马嘎尔尼使华未果，“杭州”仍然是一座外国人未经允许无法抵及的城市。19世纪40年代的鸦片战争之前，中国的闭关反而使“杭州”一段时间内不如18世纪及以前为西方人熟知。即便有外国人，如1831、1832、1833年潜入中国沿海德国人郭实猎（Karl Friedrich Gutzlaff ），他在其书中记录了舟山、宁波、镇海、乍浦、沈家门、象山、石浦等城镇，但是没有提及杭州。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打开国门，一时间中西交通成为自然之举。西方人借助《南京条约》规定的权限，开始进入五口通商。1858年的《天津条约》中，英、法、俄。美等西方国家曲解条约内容，取得了传教和游历权限，开始向内地渗透。“于1858年来到杭州的倪维思博士（Dr. Nevius）和包尔滕主教（Bishop Burdon）是最早在这个大城市站住脚的新教传教士”，此后，西方人再一次达到杭州，留下了他们关于“杭州”的记忆。

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A.P.Martin）于1860年前后从宁波前往杭州游历，留下了美国人的“杭州印象”。他说：

“作为浙江省会的杭州与苏州被并列视为全国最好的两个城市。正如一条谚语说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据我所知，自从阿美士德勋爵的外交使团于1816年从那儿经过以后，还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杭州。我和我的朋友亨利·兰金教士未经化装便被允许进入城门，然而那儿的人由于不熟悉欧洲人的服装，都称我们为倭人，这是因为当时日本海盗的侵犯仍不时地发生。我们发现杭州的地方很大，其中包括了好几个山麓，而且它还保持了旧时都城辉煌的某些痕迹。自从1278年，宋代皇帝被蒙古人赶到南方以后，杭州变成了宋朝最后一个京都。在湖边一个风景优美的寺庙里，我们找到了可供过夜的歇脚之处，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寺庙里的和尚们为此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因为他们显然怀疑我们的真正来意。……杭州湾的特殊构形造成了一种罕见的海洋现象，即钱江潮——潮水雷鸣般地涌入钱塘江，它所掀起的浪涛看上去就像是一道水墙。加尔各答的胡格利河潮汐也许更加有名，而芬迪湾的潮位更高；然而钱塘潮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以致在十月份潮位最高的时候，当地的执政官员们会向它磕头烧香，因为他们相信潮水预示了海神的降临。”

丁韪良的“杭州”首印并无多少稀奇之处，例如他和其他西方人一样将杭州和苏州当做中国“最好的城市”，但关于杭州好在哪里，却没有细说，可能与他一天一夜的短暂行程有关。即便如此，丁韪良还是讲出了四点有意思的东西，第一，在1858年前，除了1813年阿美士德使团路经杭州外，“没有任何外国人到过杭州”，表明“杭州”大约有40年的时间为西方人所不知；第二，即便西方人于1858年再次进入杭州，杭州也不是一座排斥西方人的城市，丁韪良和他的朋友“未经化妆便被允许进入城市”便是证据；第三，1860年前后的杭州城，虽然风景依旧，但城市破败，“保持了旧时都城辉煌的某些痕迹”。第四，钱塘江潮水是可以比拟加尔各答胡格利河潮汐和芬迪湾潮水的世界级大潮，“是如此的与众不同”。丁韪良用与众不同的“钱塘江潮水”向世界介绍“杭州”。

在丁韪良之后，另一位美国长老会传教士来恩赐（David N. Lyon）来到杭州，写下了他的“杭州”感观，《1870年杭州日志》。笔者数年前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青年会档案馆看到这份日记，他说：“杭州，最著名的省会城市，是一座更新中的古老城市，距离上海115英里，离另一个口岸城市宁波的距离稍近一点。1127-1260年间是南宋都城。马可·波罗曾经造访杭州，在其游记中留下了有关杭州自然美景与文化生活的浪漫文字。1870年的杭州仍然是一个完全被高墙包围的城市。每天日落之时，城门就要被关上，指导第二天旭日东升后才会重新打开，开始新的一天。城里人口约80多万！城墙之外还聚集着郊区的村落。杭州城里的所有住宅，除了最简陋的之外，几乎都用高墙圈住一个院落。市区的道路全都显得很狭窄，就连主要的干道也不例外。有些街道是某个手工行业集中的地方，例如当时的皮市街就几乎集中了全杭州的制皮匠和鞋匠。杭州城里重要的货物运输基本依赖河道，当时城里水道纵横，古色古香的石拱桥随处可见。那些河流水渠不仅是连接城乡的主要通道，也是城市间旅行的主动脉！著名的大运河，北至北京，南端在杭州南面不远处。西边城门外青山环抱的西湖是一处风景宜人的旅游胜地。南面是连接京杭大运河的钱塘江。” 

来恩赐19世纪70年代的杭州日志开始很完整，但随着他往来于中美之间有很多遗失了，故今天看到的版本是1936年整理的小薄册子。他说他不想把日志写成回忆录，因此上述关于“杭州”的描述，是他抵达杭州后的“真实”印象记录，这也是他特意交代马可·波罗有关杭州的文字是“浪漫的”动机。四周环绕的围墙、规模众多的人口、狭窄的街道、密布的水道、宜人的西湖、专业的商品集散场所等等，都是以为初到杭州的美国年青人的“真实”杭州印象。

到19世纪倒数第三年，一位年近70的资深女旅行家，英国人伊丽莎白·毕晓普夫人（Isabella Lucy Bird Bishop）来到杭州，用她的相机和笔记录下“杭州”的风貌。她说：“这座最古老的城市，坐落在钱塘江左岸，马可·波罗用‘行在’（Kinsai）之名对它作了最为重要的描述。纵然它尚未从天平军造成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杭州仍然是一座华贵之城。在我看来，连同其周边，仍然是中国最具吸引力的大城市。无疑最为重要一点，杭州作为浙江省首府，城市富裕、人口众多，是区域的丝绸工业中心和最佳的丝绸产地，是帝国织造局的惟一供应者，大运河的最南端和中国文化和文学的伟大中心。……杭州同时是著名的‘宜居’城市，诸多退休商人和致仕官员选择杭州作为养老家园。……除了这些‘有闲阶级’的居所外，还有高官、银行家、富有的茶商和丝绸商，许多都极尽堂皇，一个富有的银行家盖一座楼的价值估计是十万镑。”在书中，毕晓普夫人还谈了很多她感兴趣的东西，当她谈到杭州的“卫生”时，她说：“我写过污秽和肮脏喧闹的河畔，这对于一个75万居民的城市不足为怪。而‘西头’的街道、宽敞、明亮，路铺的很好，对中国而言是难以置信的干净了。杭州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普遍安宁的感觉。我没有看见一个乞丐。人们吃得很好穿得好，就我所知，除了在时疫期间，没有一贫如洗的人。在谈到杭州的“产业”时，他说：“杭州是近百个城市主要的贸易中心，多数在上海和宁波销售的茶叶和丝绸要经过这里。城市和周边的一切都使人想到丝绸。在附近所有哦的乡村里，桑树无处不在。……杭州有7000台手工织机用于丝绸纺织，雇约28000人，其中360台是在钦差的监督下专门为宫廷生产。”当她谈到“西湖”时，她说：“杭州的地形是美丽的，一条清澈的沙带把明丽的钱塘江水分隔开来。西南部分建筑在山上，从那里可以望见大海的浩渺微光；西南城墙之外就是驰名全中国的西湖了。……这可爱的西湖，它的幽深，林木苍翠的河口和水湾，森林覆盖的山丘和沟壑，欢乐的游船和小舟，理想的完美湖岸，我一遍又一遍地玩中国之春的宜人美景，它银子似的水面倒映出美丽如画的群山，清风吹拂；在紧靠城市的一段显眼位置上，一座极其古老的宝塔巍然而立；而较低的山坡上布满松柏、丛竹、桃李、樱桃、樟树、杜鹃花、铁线莲、玫瑰、忍冬、枫树。” 

在书中，毕晓普夫人用相机拍下了大运河渡口、孤山皇家园林、杭州西城门等，这些以前的西方人只能用文字或绘画反映的“杭州”记忆，有了新的展示方式，虽然这些镜头也只是拍摄者攫取的某一角度，但毕竟不是“描述”而是“写真”了。应该说，毕晓普夫人关于“杭州”的记录，是20世纪前西方人对“杭州”的最后记忆，既是以往的结束，也是20世纪的新开端。换句话说，毕晓普夫人的“杭州”记忆，结束了文字、绘画、地图等或单一或结合的传统叙述方式，开启了左图右史，图文并茂的现代“写实”方式。

在毕晓普夫人稍后于1906年出版的美国驻杭州领事云飞得（Frederick D. Cloud）的《杭州，人间天堂》一书，对清末杭州城的规模有所叙述，他说：“城市的全面重建十分缓慢，40余年后仍有大块荒地，杂草丛生，而原先此处则是华屋矗立，居民众多。现城有墙围绕，经实际测量为11.5里长，略低于30英尺高，顶部35英尺宽。共有10座城门和6座水门。南面有2座，东面有3座，北面2座，西面3座。城市轮廓呈不规则的长方形，南段狭窄，最长的城墙延河，西城墙沿湖曲折入城。城市面积近9平方里。大街，基本是南北走向，从武林门到凤山门穿越城市。大街大约有3-4里长，是城市商业中心区。与大街平行的是穿越整个城市的水道，被称为‘商业航道’。大街用石板铺路，路面相当宽敞，修缮良好。马可·波罗时代称此街‘宽足可使9驾马车并行，如舞厅地板般平整’。唉，此况不再！大街街道宽处有10-12英尺宽，但许多商户私占空间，以至于只剩6-8英尺宽，很多地方则不足5英尺宽。” 从内容看，云飞得的“写实”手法也并未超越毕晓普夫人。

四、从西方历史叙述中重新发现东方：“想象与误读”的全球史书写

新近出版的《历史学宣言》称“长时段历史研究的模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简明通史概述（long-term

survey）。长时段历史须将历史发展的历程进行分段或分层处理，而不是像微观史那样深究个案，点到为止。维持，长时段历史研究者必须在既有微观史研究基础之上审慎考察多个历史事件，然后确定某些事件为历史发展的节点或分水岭，即那些带来机构、气候和社会重大变迁的历史时刻。”此言甚为有理。

本文有关20世纪前西方人对“杭州城”的描绘，是一项有关西方人“杭州印象”变迁的微观史基础上的长时段研究，笔者认为此一变迁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3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期大约400年间，马可·波罗对标威尼斯，称“行在”，将“杭州”定义为一座“水上华贵天城”，其后的西方人基本都按此界定展开叙述；第二阶段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前半期大约半个世纪，以利玛窦、曾德昭和卫匡国为代表，对标巴黎，称“杭州”，修正马可·波罗以来的看法，将“杭州”重新定义为城、湖、河、江“写真”的“人间天堂”；第三阶段从17世纪下半期开始到19世纪末这200年间，亦称“杭州”，一方面是18世纪欧洲“中国热”中法国人的余音，延续前一阶段的旧说；另一方面是完成宪政革命、正在推进工业革命的新世界体系奠基者英国人的新声，以斯当东爵士为代表，对标伦敦，将“杭州”定标为中西交流的“东方枢纽城市”。

之前的研究者相信西方对对中国的记录基本都是真实的一手资料，例如，许明龙指出：“传教士的著作大多数以纪实为主，书中叙述的一般都是作者本人在中国的所见所闻，用今天的话说，都是第一手资料。尽管每个人的视角不尽相同，好恶有异，但从总体上看，这些资料基本上是对中国的真实反映。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传教士的著作是18世纪研究中国的惟一资料，没有一个研究中国的学者不以传教士的著作为依据。” 实际上，西方对记录中国的史料并非全部都是作者在中国的所见，更何况其中的很多作者根本没有到过中国，更没有到过杭州，他们的叙述不但有“想象”，更有“误读”。

前文所述三个阶段建构了20世纪前西方人有关“杭州”的三种主流印象，其认知历程，就是从“想象”走向“写真”再走向“写实”，有“误读”，也有“正解”。笔者认为，在全球史盛行的今天，“想象”与“误读”有时候比“写实”与“正解”更有价值，因为这涉及在全球史书写中特别重要的理论问题，如何在“西方历史叙述中重新发现东方的历史”问题。

首先，关于西方人的“杭州想象”问题，我们可以回到1640年穆联“Xuntien alias Quinzay”绘画。这幅画的标题意思“顺天，即行在”，也就是说，1640年的穆联并不能清楚区分“顺天”（北京城）和“行在”（杭州城）是两座不同的城市，在构图时，穆联将城市绘制成了一座东方威尼斯，黄时鉴教授在2010年修订的文章《马可波罗游记与西方古地图上的杭州》一文结尾前谈到，“这幅地图想画的是顺天，但实际上是根据马可波罗描述的杭州来下笔的，但其具体图像又局限于对欧洲城市的印象。他并非杭州的真实形象，当然也不是顺天的真实形象，但它还是反映出马可波罗笔下杭州在欧洲的深远印象，也是当时欧洲人所知杭州的一个特殊的曲折的表现。” 

毫无疑问，1640年穆联“Xuntien alias Quinzay”绘画是欧洲人根据马可波罗描述的“行在城”绘制而成，期间充满了想象，但是否真的如黄时鉴教授所说的，穆联是想要画北京城呢？前文图二实际上非常清楚表明穆联真正要画的不是北京城，只是杭州城，是根据马可·波罗描述的“行在”绘制的杭州城，其后谈到“行在”的，大都延续了马可·波罗的描述，因此，穆联这幅1640年的画作，实际上是13-17世纪间西方人对“杭州”的美好集体记忆，从这个角度看，该图是否符合这几个世纪中真实的“杭州”，反而成为不太重要的事情，重要的是一代一代西方人对这个东方大都市的想象、热爱与追崇，构成、促进了全球史的形成、发展。因此，在“西方发现历史”，不是要建构起“西方为中心”的历史，而是要发现全球史中“西方历史叙述中的东方主体”。

再者，关于“误读”问题，这些“误读”是否可信？法国神甫李明早在17世纪末就提出：“某些游记像谈论杰作似的对这些建筑喋喋不休，这都源自写这些东西的传教士，他们大约在欧洲没有见过更美好的建筑；或者是由于长期客居中国，以是习以为常了。因为，如果不在意，开始令人反感的东西，习惯成自然。假以时日，也就渐渐变得可以忍受了。加之想象力作怪，一个在中国居住达二三十年的欧洲人，比来中国短暂停留的外国人，对于中国的所见所闻作出的判断更缺乏可信性。” 

可见，“误读”本身就是历史进程的一部分，大量到过东方，到过杭州或没有到过东方、到过杭州的作者，在他们的著作中写下的“杭州”、描述的“杭州”、绘制的“杭州”出现了各种的偏差，所构成的“误读”在今天看来恰恰成为历史“真实”的一部分。也因此，在“西方发现历史”，不是只能建构“西方准确论”的历史，而是要发现全球史“西方历史叙述中关于东方的真实”，即便这种“真实”是“误读”。

乔·古尔迪和大卫·阿米蒂奇认为，“史学与大众未来的前景，在于我们能否重新学会在长时段的背景下解读文献、事件和史料。……我们相信，历史要面向公众预示着历史写作必须朝下述方向调整：第一，历史叙事要让非历史专业的人能够读懂并有所感悟；第二，要重视恰当使用图示和数字工具；第三，要能够在大与小之间，‘微观’与‘宏观’之间妥善协调、适度融合，既要凸显文献档案研究的优势，又要张扬大图景的普遍关怀。” 杭州目前正在“别样精彩、独特韵味的世界名城”，其中的核心课题是挖掘杭州在中西交流中凝练的独特韵味、杭州在中西交汇中展现的别样精彩和对标世界名城的凸显的国际范。本文试图重新解读长时段下的全球史书写，探讨20世纪前西方人对“杭州城”的描绘，就是要从长时段积累的文献、事件和史料中的西方历史叙述中重新发现东方、重新发现中国、重新发现杭州，以便让非历史专业的人们能够分享专业的史学研究成果。

在全球史书写年代，当我们重新去发现西方历史叙述中的“杭州”时，我们貌似也不必太多在意“想象、误读”与“真实、正解”之间的距离，因为如穆联般“想象”的水上华贵天城、利玛窦讨论苏州定义的“人间天堂”杭州、斯当东爵士对标伦敦发现的中西交流的“东方枢纽城市”杭州，都是600多年来西方人的“杭州印象”，都是西方人笔下杭州的“独特韵味”和“别样精彩”。正如司徒雷登所指出：“杭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风景最美丽的城市之一。西湖山峦环抱，山上庙宇错落，十分令人喜爱；远处是以‘钱塘潮’而著名的风景如画的钱塘江，杭州的这些郊野景色长期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艺术中著名的题材。在马可孛罗的笔下，杭州是一座景色无限优美的城市，他详细地描绘了那里的运河、桥梁和街道。杭州在宋代朝廷为逃避‘北方蛮人’的侵扰而南迁后，曾一度是它在南方的国都。中国有一句名言：‘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由此可见苏州和杭州这两个城市在中国人民心目中所占有的地位。” “水上之华贵天成、人间天堂、东西方交通的“东方枢纽城市”同样都是杭州这座城市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与地位，也是当下杭州人追求的“别样精彩、独特韵味的世界名城”杭州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