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路学医又弃医从文，青年鲁迅到底在想些什么？_风闻

文章来源丨北京大学出版社

“哪有什么白衣天使，

不过是一群孩子换了一身衣服，

学着前辈的样子，

治病救人、和死神抢人罢……”

这段在各大自媒体刷屏的文字发人深省，数字和口号背后是被遮蔽的一个个鲜活的个体，他们可能曾经有着不同常人的经历和初心，也可能只是渴望过着平凡人的生活，然而都不得不在疫情面前破釜沉舟，甚至是面临着家人的不解和病人的无理取闹。在他们舍生忘死的映衬下，许多蝇营狗苟、魑魅魍魉原形毕露。

不少人也由此想到百年前的另一位以文学为业的医学生鲁迅，从志在治病救人到学医救不了中国人，从彷徨无依到发出铁屋中的呐喊到一个也不饶恕，他到底经历了什么，今天让我们一道重温钱理群先生的一篇旧文。

文章出处丨钱理群《鲁迅与当代中国》

不停“换专业”的鲁迅

鲁迅一生有两次职业转换：一次是“弃矿学医”——鲁迅中学时读的是南京矿路学堂，后来他去日本留学，一开始还保留着对矿务的兴趣，曾经和同学合编过一本《中国矿产志》，但1904年24岁的鲁迅又进了日本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读了不到两年，1906年就自动退学，“弃医从文”了。

鲁迅这样的职业转换，大概很难为今天的中国人所理解。我看到一位中学生专门为此写了一篇作文，以“现代人”的眼光，作了这样的评价：“他学的矿务，并非热门专业，这是‘输在起跑线上’；学完矿业没有直接就业，这是没有早点立足社会；学矿业又去学医，中途改行，浪费了多少大好青春！留学归来仍未从医就业，成了待业青年；之后弃医从文——专业不对口；从文后，写的既不是政府御用文章，也不是传统文言文，甚至还抨击政府，批评时弊，是个反动青年，而且是生活动荡、收入不稳的反动青年！”

这位中学生的“黑色幽默”，倒是引发了我们的好奇心：鲁迅当年为什么要“弃矿学医”？后来为什么又“弃医从文”？——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课题，也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先说鲁迅为什么要学医。他曾经这样谈到自己的“医学梦”：“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期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维新的信仰。”这里，包含了两层意思。首先，这是鲁迅个人的一个童年创伤记忆。

鲁迅从来没有写过母亲，却连写两篇文章谈父亲：一篇叫《五猖会》，讲父亲怎样强迫自己背书，他由此感受到父子之间的隔膜，让他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另一篇是《父亲的病》，写直到父亲临终前，才突然感悟到父子之间的同样刻骨铭心的生命的血缘关系，却已经来不及向父亲表达自己的爱，只能大声疾呼：“父亲！父亲！！”父亲却吃力地回应说：“……不要嚷。……不……”“我”还是叫着：“父亲！！！”一直到父亲咽了气。多年后，鲁迅还听到那时的自己的喊声，“每听到时，就觉得这是我对于父亲的最大的错处”，因为打搅了父亲最终的安宁！这是一个更加刻骨铭心的有罪感和永远的痛苦！

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母亲鲁瑞

可以说，正是这样的刻骨铭心的生命创伤，童年记忆，成为鲁迅要“弃矿学医”，而且是西医的最重要的动因。因为在他看来，父亲是因为中医的耽误，才于37岁早逝的，那时鲁迅只有15岁。鲁迅因此终生对中医怀有成见，他也因此对西医怀有好感，甚至有一种敬意。在《父亲的病》里，他在详尽回忆庸医的荒诞与误人之后，又深情回忆了一位西医对他说的医生的职责是“可医的应该给他医治，不可医的应该给他死得没有痛苦”。他由此看到了西医的科学性和人情味，或许也是这样的西医观使他选择了医学。

当然，鲁迅的学医，也有时代的原因，这就是他所说的“战争时便去当军医”的梦想。研究者告诉我们，在鸦片战争，特别是甲午战争失败以后，中国人普遍有强烈的民族危机感，并且有一个自我命名，叫“东亚病夫”，认定中国已经病入膏肓，随时有死亡的危险。而“东亚病夫”，首先是身体的病弱。这样，强身健体就成了救国的第一要务。各个阶层的代表人物，如军界的蔡锷、商界的张謇、学界的蔡元培，都提倡“军国民运动”，就是要把中国人培养成具有军人的健全体魄和尚武精神的新国民，鲁迅的军医梦就显然受了这样的“军国民运动”的影响。

有学者说：“二十世纪初叶的中国，确实对身体有着一份高度的着迷与坚持，从康（有为）梁（启超）一辈开始，知识分子就以一种舍我其谁的态度，努力于推动各种的身体改造运动。”这样，医生就自然成为最被看好，备受尊敬的职业，学医成了无数鲁迅式的爱国青年的梦想。而且这样的尊医、学医的时代风尚差不多延续了一个世纪，直到新世纪才发生了变化，以致许多医生都不愿意自己的子女学医——这是一个需要另作讨论的问题。

还要补充一点，不仅学医成为风尚，而且体育运动也被大力推广。还有二十世纪初盛行一时的“天足运动”，妇女解放要从解放她们的脚开始。鲁迅后来谈到他学医的动机时，除了父亲的病以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救济中国女子的小脚”。触动他的，还有“日本明治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医的事实”。日本当时被认为是学习西方的“好学生”，所以要学西医，也要到日本来学。

那么，鲁迅后来为什么又要弃医从文呢？其实，鲁迅到了仙台不久，就对医学生的学习生活感到不能适应了。他在写给老同学的信里，如此抱怨道：“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起，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雠。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德语）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又说：“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他特别不满意的是，功课太紧，没有时间阅读与翻译文学作品，“而今而后，只能修死学问，不能旁及矣。恨事，恨事！”

日本仙台医学院

他的文学的无羁的想象力，活跃的思想力，显然不适应一板一眼、严格、精密的医学学习方式与思维特点。最头痛的是解剖尸体，他对老朋友许寿裳诉苦说：“最初动手时，颇有不安之感。尤其对于女子和婴孩幼孩的尸体，常起一种不忍破坏的情绪。”他还告诉这位老友：“胎儿在母体中的如何巧妙，矿工的炭肺如何墨黑，两亲花柳病的贻害于小儿如何残酷。”等等。

鲁迅心肠太软，太容易动感情，显然不具备医学必需的冷静。更有意思的是，近几年，在日本找到了鲁迅当年画的解剖图，人们惊讶地发现，好多人体部位，都被鲁迅有意改了，为了使它看起来“更美”。这样的美学家的眼光与趣味，距离科学家就太远了。还是鲁迅称为“恩师”的解剖学老师藤野严九郎先生最了解他，说“大概学习医学本来就不是他出自内心的目的”。鲁迅就其本性，是属于文学的；学医更多的是出于对家人、国人的责任。他的弃医从文，是有内在的原因和逻辑的。

当然，外在的刺激也很重要，不可忽视。于是，就有了大家都熟知的所谓“幻灯事件”。鲁迅自己回忆说，在微生物学的课堂上，老师经常用电影演示，有时也顺便放些时事影片。当时正当日俄战争，有一天，鲁迅突然在画面上看到了“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鲁迅受到极大刺激，他的医学梦因此轰毁：“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顺便说一点，直到今天，人们还没有找到鲁迅说的这张幻灯片；因此，有人认为，鲁迅这里描述的“幻灯故事”，也许只是鲁迅的一个文学概括。但不可否认的，是一个基本事实：同样是关心人，关心国民的健康，但其重点却从生理上的身体的健康，转向心理的、精神的健康；将医学问题转化成了一个文学问题，人文问题。

他对最为相知的许寿裳说：“中国的书呆子，坏呆子，岂是医学所能治疗的么？”在此之前，他们之间就有了这样的讨论：（一）怎样才是最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许寿裳还回忆说，他们在讨论中感受最深的，就是“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有研究者因此提出，“诚与爱”是鲁迅思想与精神的核心，他当年怀着“诚与爱”之心去学医；现在，又以“诚与爱”之心去改造、疗救国民性，看起来弃医从文，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但在“医”与“文”之间，还是有内在的统一的。

由此形成的是鲁迅的“改造、疗救国民性”的文学观：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所以我的取材，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这里的医学用语：“病态”“病苦”“疗救”等等，都成了一种隐喻，它不仅显示了在鲁迅的视域里，医学与文学的相通，更暗示着医学本身的社会学、政治学的意义。而且如研究者注意到的那样，这样的“疗救”文学观，在中国现代文学里，是占据了特殊重要地位的。许多现代文学作品都以医院为题材，充满了疾病与死亡的隐喻，如丁玲的《在医院中》、巴金的《第四病室》，等等，这都不是偶然的。

鲁迅作品里的疾病与死亡

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也是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开端的《狂人日记》，主人公就是一位精神病患者，小说一开头就写道：“赵家的狗，何以看我两眼呢？”“早上小心出门，赵贵翁的眼色便怪：似乎怕我，似乎想害我。还有七八个人，交头接耳的议论我，又怕我看见。其中最凶的一个人，张着嘴，对我笑了一笑；我便从头直冷到脚跟……”显然是一个受迫害臆想狂患者，但字里行间又似乎隐含有某种寓意，全篇小说就在这两者的张力中展开。

以后，鲁迅又写了《长明灯》和《白光》，也都是写精神病患者的故事。如果再作仔细考察，就可以发现：《狂人日记》和《长明灯》里的主人翁，其实是那个时代的先觉者、先驱者，人们不理解，就把他们看作“疯子”；因此，小说的主题是：“谁的精神不健康，不正常，谁是真正的病人？”而《白光》的主人翁却是因为参加科举考试屡屡失败，真正发疯落水而死的；小说的主题是：“是谁把人逼疯，谁是身体与精神病害的制造者？”大家在中学都读过的《药》，就把这两个主题合而为一了。小说有两个故事：一个是茶馆老板的儿子华小栓，患了肺病，他父亲在刑场上求得“人血馒头”来给他治病，结果反而把病耽搁了：这是一个因身体与精神双重疾病而死亡的悲剧。小说真正的主人翁夏瑜也是一个先驱者，他想用“革命”来治中国的病，却被他想拯救的得了愚昧病的中国人看作是“疯子”，连他牺牲流出的血也被当作药吃掉了。小说的标题《药》就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实指“人血馒头”，这是愚昧的象征；另一是虚指革命者给中国开出的药方，暗示老百姓不觉醒，革命也救不了中国。这是一个疗救无望的更大悲剧。

鲁迅还有一篇很特别的小说《兄弟》，写兄弟俩平时感情非常好，弟弟突然发高烧，当时正在流行猩红热，哥哥因此焦虑万分，专门请了一位著名的外国医生，最后诊断是出疹子，不过虚惊一场。这个普通的疾病故事，是以鲁迅的弟弟周作人类似的经历为本的；但鲁迅却虚构了哥哥的一个梦：弟弟真的死了，留下的孩子成了自己的负担，又自认有了任意管束孩子的权利，因此出手把弟弟的孩子痛打了一顿。鲁迅显然运用弗洛伊德的学说，通过梦揭示了人的潜意识：尽管“兄弟怡怡”，但在利益面前，还是掩饰不住人的自私本性。这或许是更为严重的内在疾病吧。可以说，鲁迅是在“疾病”与“死亡”这一每一个人都必须面对的生存境遇里，发现了一个最能展现人性和社会问题的广阔天地。鲁迅一生写了33篇小说，其中20篇都写到了疾病与死亡，占了60%以上，这绝不是偶然的。

研究者在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以后，发现鲁迅小说里写到的病，大都呈现出一种不确诊的模糊性，“药”则经常处于缺席状态，而与此相对的却是病人明确而具体的“死亡”。这种情节结构的处理，是暗含着鲁迅对我们前面谈到的他自己的“疗救文学观”的一个质疑：他越来越发现，自己不仅不能承担“治疗者”的角色，连充当“诊断者”也是勉为其难。最后，到写作《野草》时，他就发现真正的“病人”正是自己，而且“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伤酷烈，本味何能知？

”这就是论者所说的“鲁迅的深刻之处与独到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对文学的‘治疗效果’有着近乎绝望的怀疑，以及与此相关的，对文学家所承担的‘思想——文化’医疗工作者的角色有着深刻的怀疑”。我要补充的是，鲁迅在怀疑的同时，又在坚守着文学疗救：他后期的杂文更把他的手术刀变成“匕首与投枪”了。大概就是“反抗绝望”吧。

鲁迅自身生命的疾病与死亡

鲁迅逝世以后，他的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写过一篇《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详尽地讲述了鲁迅的病。据说鲁迅“自七八岁起即患龋齿，一直到二十四五岁，都在担心脱牙和临时应急”，所以鲁迅“自少年时代起便不能像其他的儿童似的吃那硬而甜的东西”。后来鲁迅还专门写过一篇《从胡须说到牙齿》，说自己“从小就是牙痛党之一”，“这就是我父亲赏给我的一份遗产，因为他牙齿也很坏”。因为牙齿不好，常常减削了肠胃的活动力，“所以四十岁左右便患胃扩张症，肠弛缓症，和常年食欲不振，便秘等。胃肠时常作痛，每隔三天即须服缓下剂和施行灌肠，努力于通便”。到了“四十五岁时已有结核”，以后还有左右侧的胸膜炎。

鲁迅的最后病情报告称：“本年（按：即1936年）三月二日，鲁迅先生突罹支气管性喘息症，承招往诊。”先后四次抽取胸水，病情时好时坏，到“十月十八日，午前三时喘息又突然发作，午前六时半往诊，当时即以跪坐呼吸营救，病者颜色苍白，冷汗淋漓，呼吸纤弱，尤以吸气为短微，体温三十五点七度，脉细一百二十左右而软弱，且时常停滞。腹部扁平，近两肺处有喘鸣，加以应急处置之后始稍转轻”；午后二时再往诊，“病者声称呼吸困难，情况不佳，颇呈衰惫不堪之状”，经诊察，“谅已引起所谓‘气胸’”，“虽尽量使之绝对安静睡眠，亦不能深睡，频频惊醒，声称胸内苦闷。心部有压迫之感，终夜冷汗淋漓。自翌晨（十九日）午前五时起，苦闷加甚，辗转反侧，延至午前五时二十分由心脏麻痹而长逝”。“追加疾病名称：胃扩张，肠弛缓，肺结核，右胸湿性肋膜炎，支气管性喘息，心脏性喘息及气胸”。

我们更要讨论的是，鲁迅这样的衰弱多病的体质，对他的精神气质有什么影响？他的可以说是在疾病的煎熬与死亡的阴影笼罩下的写作，是否也给他的创作带来某种特质？这是需要做专门研究的；这里只谈我们感兴趣的一点发现：我们在《鲁迅日记》里得知，在1925年9月1日至1926年1月，鲁迅肺病复发（1923年因兄弟失和也发过一次），长达四月余；1936年鲁迅最后病倒时写信给母亲，就提到1923年、1925年这两次病，以为病根就是当年种下的。一位“在上海的唯一的欧洲的肺病专家”称鲁迅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国人”，如果是欧洲人，早就死掉了。这就是说，鲁迅的几次重病，都是直接面对死神的。

而有意思的是，正是1925—1926年间与1935—1936年间，鲁迅的创作出现了两个高峰：鲁迅的《野草》《朝花夕拾》《彷徨》（部分），以及《故事新编》（部分）、《夜记》（未编成集）都分别写于这两个时期。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这两个生命的特殊时期，鲁迅写出了《无常》（1926）和《女吊》（1936）这样的描写家乡传说、戏曲里的民间鬼的散文，并且都堪称鲁迅散文中的极品。这就是说，当鲁迅因为疾病，直面死亡时，反而唤起了他的民间记忆与童年记忆，并焕发了他的文学想象力与创造力，这样的“死亡体验”“民间记忆”与“文学创作”的相互融合，是实在令人惊诧不已的。

这就不能不说到，鲁迅对死亡的态度。鲁迅说他是死的“随便党”，但他也和普通人一样，想过“死后怎么样”的事情。早在1925年他就写过一篇《死后》，说人不仅没有“任意生存的权利”，也没有“任意死掉的权利”，连死了都要被人利用。现在，真正要面临死亡了，他在想什么呢？

这里有一个材料：1936年10月17日午后，也就是他逝世前最后一次出门，他来到日本朋友鹿地亘的家里，送去了《女吊》这篇文章，并且和他们夫妇俩大谈日本和中国的鬼。在此之前，他还写过一篇短文，讨论“死后的身体”如何“处置”的问题。他表示：“假设我的血肉该喂动物，我情愿喂狮虎鹰隼，却一点也不给癞皮狗吃”，“狮虎鹰隼，它们在天空，岩角，大漠，丛莽里是伟美的壮观”，而“癞皮狗，只会乱钻，乱叫”。这是一个多么令人神往的境界：鲁迅死后，他的生命化作了民间的鬼神，化作了“在天空”飞翔的鹰隼，在“岩角，大漠，丛莽里”行走的狮虎……这就意味着，鲁迅终于超越了医学意义上的疾病与死亡，而永存于文学的想象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