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百年丨从无钱开办“牛痘局”到派遣医疗队驰援武汉_风闻

翻开旧中国新疆的历史，天花、霍乱、鼠疫、伤寒、麻疹、痢疾、白喉等传染病如同一群嗜血的魔鬼，每一次的暴发，都在史书中留下斑斑血迹。仅是近百年来的只字片语、口碑传说，便已是触目惊心——

1901年，玛纳斯、呼图壁一带暴发鼠疫，死200余人。

1913年，和阗大疫，死伤无计。

1901年，玛纳斯、呼图壁一带再次暴发鼠疫，死60余人。

1917年，和阗、于阗、洛浦等地暴发霍乱，十室九空，“各县因疫死者，多则数万，少则数千。”

1918年，迪化、南疆等地暴发惨烈瘟疫，死1000余人，几乎家家有死者，市面棺木售罄。

1920年，罗布泊大疫，人几死绝，幸存者逃亡他乡。

1936年，哈密天花肆虐，死者甚多。

······

莫理循镜头下的新疆

加之当时的清政府、民国政府、地方割据势力往往对疫情熟视无睹，天灾、人祸相叠，饥馑、疾病相交，民众毙倒于途不计其数。1917年，伊犁暴发瘟疫，外籍侨民甚至通过外交途径直接向国民政府中央进行了反映，即便如此，各级政府仍没有采取任何防治措施，以致疫情迅速持续蔓延、急剧恶化，生灵涂炭。

实际上，由于当时新疆极端贫困，卫生条件、科技水平极端落后，加之战事连年，即便当政者和民间力量想控制疫情蔓延，常常也是有心无力。

据统计，解放前，新疆只有医疗卫生机构54所，卫生专业人士534人，医师18人，病床696张，卫生防疫工作几乎空白，幼儿死亡率高达千分之420—600，人均期望寿命只有30岁。

莫理循镜头下的新疆

1884年，新设的新疆省首任巡抚刘锦棠为控制“天花”蔓延，在哈密、喀什噶尔、和阗等南北疆13个地方设立“牛痘局”，为各族群众接种牛痘。理想总是美好的，新疆贫困落后的现实却是极端残酷的，仅过了不长时间，13个牛痘局便因资金难以筹措、牛痘苗来源无着而无以为继，最终自行解散、不了了之。

1918年迪化和南疆瘟疫期间，迪化各家药店自发组织起来，在门前支起大锅熬药免费给居民服用，一些医生带着药到南疆疫区开展防疫，但相对于疫情的迅猛发展，这微乎其微的民间力量，也不过是杯水车薪。而指望各族群众在极端贫困、文化水平低下、缺医少药的情况下自救，则更是天方夜谭。

可以说，在新疆数千年的历史里，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若想在频繁暴发的各种疫情中存活下来，靠的基本上是命和运气。

种牛痘宣传语

雄鸡一唱天下白，直到新中国成立，新疆的疫情防控局面才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新疆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完善疫情防控机制，组织全民接种疫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卫生教育宣传，建设安全饮水工程，大力发展医疗卫生事业，把各族人民从瘟疫威胁的死亡线上拯救了过来。鼠疫、疟疾等一批恶性传染病的发生率、死亡率直线下降，1958年，天花这个曾肆虐历史、令人闻之色变的恶性传染病在新疆被彻底消除。与此同时，布病、肺结核、包虫病、头癣、甲状腺肿大等曾经在新疆极为常见的传染病、地方病，也得到有效控制，如今已很少听闻。

农村饮用水卫生

儿童集中接种疫苗

当然了，有一些传染病，控制了不代表不会再暴发。在新中国成立后，新疆也曾出现过几次疫情，但都在举国体制下得到迅速遏制。1964年7月中旬，喀什地区暴发副霍乱疫情，国家卫生部立即从江苏、北京、上海等13个省市抽调近千名医务人员驰援新疆，自治区又从各医疗单位、军区、兵团和各地州市抽调一千余人共赴疫区，仅用了1个多月便将疫情扑灭，既没有大范围的感染，也没有惨烈的伤亡，与旧中国动辄成千上万的伤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新疆第三批支援湖北医疗出征队

今天，疫情再次袭来。如今的新疆，虽然相对来说还有些落后、还不够发达，但早已不是百年前那个面对疫情束手无策、连牛痘都种不起的新疆了。如今，我们不仅有信心、有底气有条不紊做好自己的防控工作，让各族群众健康的活着、幸福的活着，还可以积极响应号召，迅速派遣多批医疗队支援武汉，为全国的疫情防控贡献新疆力量。不知当年捉襟见肘开“牛痘局”的刘锦棠、在迪化城隍庙戏台底下靠给人治病度日的刘鹗（《老残游记》作者，笔者注），若能见得此时此景，又会有怎样一番感触。

此正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君莫笑

2019年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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