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管轶教授正名_风闻

原创 智sir 智先生 

前天1月23日，管轶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这篇文章很快传遍整个互联网，带来新一轮疫情警钟。但后续有几张截图传出来后，一些人对管轶的抨击就变味了，从批评指责，到人身攻击和谩骂。

这群人里，基本没看过管轶的论文，没了解他曾经做过什么，也分不清「微生物学专家」和「临床医生」的区别，更分不清他国籍，就早早扣上资本主义的酸菜。

攻击内容主要以下几点：

1、管轶在1月15日时，曾说过「疫情可控，民众可以过个好年」；

2、管轶去到武汉后，发表「恐慌」言论，然后自己当了逃兵；

3、非典当年，管轶说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后来发现祸首是中华菊头蝠；

4、2005年，管轶在汕头大学的实验室因为不合格而被农业部关停；

5、还是2005年，管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说「怕」了，夸大禽流感疫情的严重性；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如何扣帽子抹黑，迟来的耳光都不会缺席。当初骂管轶有多欢，现在打脸就有多难堪，网上一批大V已经批量删掉自己稿子，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你们不能那么快遗忘，你们应该记住这一切。接下来，我为管轶教授正名。

一、2020年1月15日，管轶接受采访时，为什么说「可防可控」？

很简单，因为管轶和大家一样，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其实早在1月3日，管轶就已经接受过采访：

「相信当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因为病原鉴定中的核酸检测，大约2至3天就可以获得结果，但病因溯源需要进行血清学检测和确认，需要2至4周。」

他还强调：「外界应该给予当局一定时间」，甚至表扬了武汉政府，面对此次疫情的快速反应和公开通知，是很明显进步。

从1月3日-1月15日，这段时间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管轶等一批专家依然保持着乐观心态？

我借用「第一财经YiMagazine」的图，截取了这段时间列表：

以上，让管轶在1月15日接受《大公报》时说的原话：

冠状病毒最长潜伏期是15天，而自1月3日后，内地无新增传染病例，可以判断此次疫情已经得到控制。从目前看，病患症状不重，即使有人传人，也非常有限。传染源清楚了，疫情也控制住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相信民众可以过个好年。

他依据这么多天的零病例、零医护人员感染、零新增案例，从而得出这个结论，我想没有什么可苛责的地方。不仅是远在香港的管轶，哪怕我们百姓，哪怕是一众内地专家，同样乐观，甚至有知名自媒体发文，说：「这次新型冠状病毒10天就被破解了基因序列，患者全部救治结束出院，武汉牛逼。」

一直到1月18日，通报了4例新增确诊；到1月19日，百步亭举办「万家宴」。

既然当时的主流舆论和报道，都认为疫情可控，我们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管轶一个人身上，说他妖言惑众，是外国派来的奸细？（管轶是中国籍，江西宁都人。）

钟南山是到了1月20日，才通过央视，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所以，管轶在1月20日立即赶去了武汉，语气有点重：

财新记者：为何新增病例突然增加136例？

管轶：不想妄加评论，但有些专家讲话不要人为误导，譬如有人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但是否要进一步解释How（如何），即怎么防、如何控和怎么治。之前曾经报出几天没有新增病例，当时我还有点乐观，如果再过几天，即超过12天没有新发病例，就说明我们将打赢这场硬仗。但如今新增病例增加不少，我想说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去到武汉，了解真实情况后，管轶敢打自己脸，不隐瞒不盲从，反驳自己的言论，避免谣言的进一步传播。这就是一个专家实事求是的做法。我们为什么又要掐头去尾地解读？

二、管轶为何从武汉离开，当了「逃兵」？

首先，管轶没有受任何人指示，他是自愿前往武汉，去采集样本溯源。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什么进展，反而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

最重要一点，管轶自己说出来了：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不能破案。

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管轶真正想批评的是，政府在清理封锁海鲜市场前，疾控中心人员为什么没有提前保存好野生动物样本？

换言之，无论管轶还是地方机构，手上都没有动物样本了，只能推测是某些蝙蝠，比如中华菊头蝠。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证实了管轶的言论：因为市场很快就关了，又没有监控，我们并没有找到具体是哪个野生动物，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时间就是生命，拖得越久，对疫情防控就越不利，我们甚至都不确定还有没有其它动物携带了这种病毒。如果我们像非典那样，确定了直接传染源就是果子狸，然后迅速隔绝和扑杀，就能防止二次传播的危险，否则传染源会一直存在。

所以，管轶作为微生物学专家，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主动去武汉，但采集不到任何动物样本，只能无功而返，然后自嘲一句「逃兵」，就被人上纲上线攻击了。

对管轶来说，他的任务是在疫情发生时，去寻找病毒样本，然后拿回实验室，弄清楚病毒特征，找到能治本的方法。

管轶不是医生，和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不同，留在疫情区没有任何帮助，实验室才是他的前线和战场。

他明知道继续呆下去，也帮不了什么忙，为何不先撤退，回到科研机构里帮点忙，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或者说，管轶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感动到你们？一群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是希望管轶能一直留在武汉？哪怕没有权限，也要继续追查没有方向的动物样本？是一定要不幸染上冠状病毒，才是他们认为的科研大无畏牺牲？结局一定会有献花和掌声。但真的很可怕。

三、管轶推测10倍起跳，是不是煽动恐慌？

现在看来肯定不是，哪怕将这段话放在1月23日，也同样不是。互联网都有记忆，只是很容易遗忘。很多人已经忘了，那时候，是怎样的一片岁月静好。

1月20日晚，哪怕钟南山已经说了「人传人」，但请你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还劝不动自己的家人亲戚，推不掉各种走家串户和请客吃饭，还被人嘲笑是小题大做？是不是还有许多没戴口罩的人到处跑，在密不通风的菜市场购置年货，或者去旅游度假，在1月25日坐上了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

是不是一直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宣传年轻人和儿童不易感染，甚至在21日晚举办了一场春节团拜会，演员们感冒鼻塞，仍不忘带病完美演出？

管轶在1月22日过机场安检时，看到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只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她戴，而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1月23日晚，高福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说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到，第一看到武汉普通民众戴口罩的很少，第二我也看到一些同志们，搞各种各样的大型聚会，这都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然后不管是火车还是飞机厂，还会看到好多人集结。

嗯，那段时间，如果你戴口罩，可能还会被扣上恨国的标签：「为什么不去移民？」所以，到底是「恐慌」的人多一点，还是觉得「小题大做」的人多一点？如果真有那么多人重视疫情，老实呆在家里，出门戴口罩，疫情恐怕不会如此严重，更不需要管轶去「制造恐慌」了。

那些喊着「恐慌」、「军心」和「士气」的人，都是不把疫情当一回事的人，或者把维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喊着不屈小节，不在意伤亡，估计他们也是最后一批不情不愿戴上口罩的人。

所以，为什么可以一边批评政府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对敢于直言的管轶大声呵斥？我想不明白。李文亮很早就在吹哨了，他算不算祸乱军心？或者说，「防止恐慌」和「保住更多人的生命」，究竟哪个更重要？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1月23日凌晨，管轶就已经提醒大家：

要注意眼睛防护，要防止粪口传播，要注意气溶胶传播，提醒儿童与年轻人同样容易感染：

管轶亲自去武汉调研，然后得出一个悲观结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负责。一个学者最大的良知是说实话，而不是隐瞒。如果他说的话不符合自己意思，就开始公开批斗，之后没有谁敢真正发声。回看这次疫情，要是我们能有更多的，像钟南山、管轶和李文亮等人发声，病毒的蔓延速度会不会有效遏制？

正如财新记者王端所说：新闻的任务，不是被报道的那个人你认同不认同，而是各种不同声音你听不听得到。

许多人并不了解管轶教授的国际地位。按国际权威机构Thomson的排名，在禽流感研究领域，管轶排名世界第五；

在H1N1的流感研究领域，全世界排名第四；

而在微生物领域，他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并连续五年被Thomson评为「高被引科学家」，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他也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18名「全球卫生英雄」之一。

四、那么，管轶在非典期间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一般认为，钟南山是抗击非典的主要功臣，但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功臣，那就是管轶。

很巧，他们也是师生关系。

2003年，管轶团队最早分离出SARS病毒，率先证明果子狸是SARS的直接来源。

之后，他和钟南山一起上报国务院，广东下令清除市场上所有果子狸，才有效遏止了疫情扩散。

2003年5月9日，钟南山、管轶、闻玉梅、郑伯健，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进行「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的攻关研究。20天后，滴鼻剂成功研制出来，供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使用，有效阻断了病毒入侵人体。但是灭活疫苗短时间内难以研制出来。

到了2003年夏天，SARS成功退去，全国一片欢呼，大家都在庆祝国庆到来。可事情还没有完。

同年9月，管轶还继续监控着后续疫情，他发现短暂禁售后，果子狸又出现在广东的野生市场上。

10月22日，他去取标本检测，买了9个野生动物，其中有7个都是阳性。

从11月开始，每周他会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候是他的太太也去取。标本取回来后，就进实验室检测。

到12月份，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已经非常高了。当时管轶的心情很沉重：

12月份，我自己去了广州增槎路的野生动物市场，去了几次，一路检测过去，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这么多阳性的结果要不要发布？说实话我有过一些犹豫。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过去，关于果子狸的争议一直都在，现在我突然站出来说，SARS又来了，谁会信呢？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这让我心里非常矛盾。

最终，一位同事的话，坚定了管轶决心，「不管会有什么麻烦，SARS如果重新回来，就是大事，我们还是要报告。」管轶的检测结果，最终惊动了上层。

2004年1月3日凌晨1点半，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打电话给他：「教授，你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广州开会，中央已经把你的调查结果传给了广东，我们都看了。」管轶立即带团队去广州，钟南山，广东省科技厅和CDC的人都在。

那时2003年12月24日，就出现了一例新发病人，但广东省CDC还没从标本中分离出病毒。于是管轶提议，将病毒基因序列送到香港检测。一个小时后，病毒的基因序列结果出来了：这个新发病人的病毒，和管轶在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事后，管轶在回忆录里所言：我们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当晚，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

我们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当天钟南山院士来香港做新闻发布会，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清剿从1月5日开始，到1月12日结束，我记忆中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5个病人，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非典案例）。

这证明清剿再次起了关键作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管轶作为吹哨人，让国内成功避免了2004年SARS的再次爆发，功不可没。

而这段秘辛，一直以来，都很少人知道。

善于总结反思，是管轶一直以来的学术精神。

「希望所有的人，公众、科学家和官员都能扪心自问，哪些地方我们做错了，哪些地方还有改善空间？」

「这些年传染病防控上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学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碍依然存在。」

「其实传染病并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时不用功，临时才攻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