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风月同天”进化到“武汉加油”，我们付出了多少努力_风闻

中国抗疫，世界瞩目。 

日本给中国的援助物资中写下“山川异域，风月同天”。

顿时引来全国人民的惊叹，一方面感叹国风古语之美，另一方面也调侃自己语文没学好，只会“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按照熟悉的剧本，此时应该有人出来崇洋贬中，果然作协会员韩晗（非韩寒）写下大作开始“反思”。一方面称赞“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修辞有力，火得其时，一方面又称时下我们的修辞“不但蠢，而且坏，前进无路，倒退无力，走入死胡同。”

如果今时今日，中国人没有足够的文化自信，这大概又是一篇《夏令营中的较量》。

很快台湾前“文化部长”、作家龙应台出来帮腔，全文转发后，批评我们“集团的语言贫乏、草率、粗糙，甚至于是粗暴”。

全然不顾日本其他城市的祝福语和自己的前领导马英九，也在用“中国加油、武汉加油”。

龙先生和韩作家其实都很有代表性，他们代表了掌握了知识，也很有学识，一个“茴”字能写出五种写法的一批人。殊不知，自己才是走入了死胡同。

他们更不知道，我们为了从“风月同天”的高雅，到“武汉加油”的粗俗，走过三个阶段，用了三千年时间。

1.

文字是语言的书面形式，反过来又促进语言的发展。文字的生产，也是一种生产。生产的产品，自然就有服务的对象。

历史上，第一阶段的文字生产，是生产服务神的产品。

古代国家，有两件最重大的事情，战争与祭祀。

战争职责由贵族担任，而祭祀就得靠巫师。

巫师既是帮助贵族沟通天地鬼神的使者，也是维护统治的工具，本身更是统治阶级的一员。印度的种姓制度中，婆罗门、刹帝利高居前两位，分别就代表巫师和贵族。

巫师需要用各种符号来预测结果，祭祀的程序也需要传承，所以最初的文字在巫师小范围内流传。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甲骨文，就是这种文字的直接见证。

为了维持高贵，他们就要故做神秘，让人看不懂。这时候生产出来的内容就是只有巫师才看得懂的祭文、卦文、祷文。

这个巫师有多少人呢？不到全部人口的1%。

2.

巫师们通过对文字的垄断，构筑起人和神之间的壁垒。如果没有一个人的出现，中国人大概也会在宗教的氛围中沉迷很久很久。

这个人就是孔子。

孔子的“儒”，是指人的需要。人需要什么？帮忙处理后事。儒家一开始是一群帮忙处理后事的人。孔子将处理后事的礼仪演化为整个国家应该遵循的制度，又说“敬鬼神而远之”，将对神的崇拜演化为对人（祖先）的崇拜，瞬间就让中国人从宗教大学里毕了业。

孔子打破了巫师对知识传承的垄断，收了72个弟子，有教无类。在那个时代是石破天惊的，代表着知识第一次向底层群众开放。

孔子的另一个贡献，是广泛收集了劳动人民创作的民歌，将它们编入《诗经》，极大的丰富了整个民族的语言库。这些诗很多都是描述男女野合、少女怀春的内容，在巫师们的眼中大概也是粗鄙不堪的。有趣的是，后世的人说“不学诗，无以言”，把它当作最高雅的语言来看待。

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

孔子之后，文字生产进入第二阶段：生产服务于人的产品。这个“人”仅限于贵族和士族。

在孔子的带动下，诸子百家纷纷开宗立派、广收弟子，形成一个以文字为武器、知识传承为血脉的士族阶层。战国末期，士族已经成为列国的中坚力量，秦末战乱后更一举夺权，成为帝国的统治阶级。

很快士族就发现用文字垄断知识的好处，他们将孔子的“微言大义”发挥到极处。将先秦口语书面化，形成读书人专用的文言文，只生产面向自己同类的诗词歌赋。

文言文是一种士族语言，一般人没有经过长时间专业的训练，恐怕连断句都做不到。这就是所谓的“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

想靠抄几篇名诗就称霸古代文坛，还是省省吧！

对于“风月同天”大人们看得懂，百姓看不懂，就形成了大人们对百姓的信息垄断。大人们就可以居高临下地说百姓“语言贫乏、草率、粗糙，甚至于是粗暴”。

这个士族有多少人呢？不到全部人员的10%。

3.

近代以来，百年国难。

1919年，五四运动。让有识之士终于意识到救国必需要唤醒亿万普通老百姓。面向老百姓、发动老百姓，就得用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诉说，看得懂的文字创作。

一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就此展开。中国的文字生产也进入了第三个阶段：生产服务于人民的产品。

新文化运动基本内容是“四个提倡、四个反对”，其中一条即是“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胡适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之一，他认为“新文学的语言是白话的，文体是自由的”。同时他提出写文章要“不做无病之呻吟”、“不用典”、“不避俗字俗语”。

新文化运动的精神被共产党人很好的继承，并在历史上第一次肯定了老百姓的艺术创造力。强调不但要生产面向老百姓的作品，还要吸收老百姓生产的优质养料。

1944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把“我们的文艺是为什么人的”作为首要问题提出，并引用列宁的话指出，我们的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

在《反对党八股》中，他写道我们共产党“是为群众办事的，如果也不学群众的语言，那就办不好”。他要求全体党员首先“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他认为“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

既然是面向老百姓说话，那么语言自然要求平淡朴实。

对比一下，明末顾炎武所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和新中国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从艺术性上来说，后者不如前者；从传播性和效果来说，后者明显要好得多。

之后，“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也都是通俗易懂的句子，在改革开放时期起到很好的宣传作用。

纵观近年来的一些重要讲话，可以发现有两个规律，一个是通俗的句子和民间的词汇会出现在重要的文件中，比如“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2019年新年致词的“给力”、2020年的“硬核”。

另一个是引用的一些诗句典故也是非常通俗易懂，比如“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

这些都是人民性的体现。

与海峡对岸依旧盛行的精英主义，有明显的区别。2015年习马会上双方的发言最能体现这种差异。

习说：“我们是打断骨头连着筋的同胞兄弟，是血浓于水的一家人。”台湾的专家说这句话透着浓浓的血惺味。其实不是，因为这句话不是对马英九说的，更不是对台湾专家说的，而对2300台湾老百姓说的。对老百姓说话自然要用老百姓的语言。

马说：“海峡两岸在历史为两岸留下了错综复杂的世代课题，这正是《尚书》所说的‘非知之艰，行之惟艰’。”自己感受一下区别。

4.

当一个人的学识修养到达一定境界，自然可以追求阳春白雪的东西，但也不要忘了在他眼界之外还有无数“粗鄙”之人。

这些人是服务员、快递员，是小区门口24小时站岗的保安大哥，是拿出毕生积蓄支援武汉防疫的老爷爷、老奶奶。

当你和他们对话的时候，用“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到不如一句“中国加油，武汉加油”来得更有力量。

我不知道龙先生所在的台湾是不是所有老百姓都已经能理解风月同天的含义，但我猜龙先生所在的阶级肯定是没有问题的。这个阶级有品位、优雅，并且善良。正如电影《寄生虫》所说的：“因为有钱，所以善良。”这个阶级的人士望向普通民众的目光中，充满了怜悯，就像寺庙里的佛佗在俯看芸芸众生。

龙先生和韩作家说大陆人民的语言贫乏粗暴，只能说明两位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困顿太久了。

看看这些新词汇：政治站位、消费降级、贸易霸凌、大数据杀熟，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柠檬精，我酸了，断舍离，盘它。实在看不出哪个是又蠢又坏、草率粗糙的。

龙先生们大概算是士族的尾巴，还在不自量力地想要维持起知识的垄断。他们坚持高雅，鄙视粗糙，用老百姓们听不懂的话，在一个小圈子自怨自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