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轶推测10倍起跳，是不是煽动恐慌？为管轶教授正名！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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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3日，管轶在接受财新网采访时，说：

  「保守估计，此次感染规模最终可能会是SARS的10倍起跳。****我经历过这么多，从没有感到害怕过，大部分可控制，但这次我怕了。」

  这篇文章很快传遍整个互联网，带来新一轮疫情警钟。

  但后续有几张截图传出来后，一些人对管轶的抨击就变味了，从批评指责，到人身攻击和谩骂。

  这群人里，基本没看过管轶的论文，没了解他曾经做过什么，也分不清「微生物学专家」和「临床医生」的区别，更分不清他国籍，就早早扣上资本主义的酸菜。

  攻击内容主要以下几点：

  1、管轶在1月15日时，曾说过「疫情可控，民众可以过个好年」；

2、管轶去到武汉后，发表「恐慌」言论，然后自己当了逃兵；

3、非典当年，管轶说SARS病毒的宿主是果子狸，后来发现祸首是中华菊头蝠；

4、2005年，管轶在汕头大学的实验室因为不合格而被农业部关停；

5、还是2005年，管轶在接受外媒采访时，也说「怕」了，夸大禽流感疫情的严重性；

事实胜于雄辩，无论如何扣帽子抹黑，迟来的耳光都不会缺席。

  当初骂管轶有多欢，现在打脸就有多难堪，网上一批大V已经批量删掉自己稿子，假装什么事都没发生。

  但你们不能那么快遗忘，你们应该记住这一切。

  接下来，我为管轶教授正名。

    一、2020年1月15日，管轶接受采访时，为什么说「可防可控」？

  很简单，因为管轶和大家一样，相信政府公布的数据。

  其实早在1月3日，管轶就已经接受过采访：

  「相信当局已经有了初步的判断，因为病原鉴定中的核酸检测，大约2至3天就可以获得结果，但病因溯源需要进行血清学检测和确认，需要2至4周。」

  他还强调：「外界应该给予当局一定时间」，甚至表扬了武汉政府，面对此次疫情的快速反应和公开通知，是很明显进步。

  从1月3日-1月15日，这段时间武汉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让管轶等一批专家依然保持着乐观心态？

  我借用「第一财经YiMagazine」的图，截取了这段时间列表：

  以上，让管轶在1月15日接受《大公报》时说的原话：

冠状病毒最长潜伏期是15天，而自1月3日后，内地无新增传染病例，可以判断此次疫情已经得到控制。

  从目前看，病患症状不重，即使有人传人，也非常有限。传染源清楚了，疫情也控制住了，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胜利的曙光，相信民众可以过个好年。

  

他依据这么多天的零病例、零医护人员感染、零新增案例，从而得出这个结论，我想没有什么可苛责的地方。

  不仅是远在香港的管轶，哪怕我们百姓，哪怕是一众内地专家，同样乐观，甚至有知名自媒体发文，说：

  「这次新型冠状病毒10天就被破解了基因序列，患者全部救治结束出院，武汉牛逼。」

  一直到1月18日，通报了4例新增确诊；到1月19日，百步亭举办「万家宴」。

 

既然当时的主流舆论和报道，都认为疫情可控，我们为什么要把责任推到管轶一个人身上，说他妖言惑众，是外国派来的奸细？（管轶是中国籍，江西宁都人。）

  钟南山是到了1月20日，才通过央视，确认新冠病毒「人传人」。

  所以，管轶在1月20日立即赶去了武汉，语气有点重：

财新记者：为何新增病例突然增加136例？

  管轶：不想妄加评论，但有些专家讲话不要人为误导，譬如有人说武汉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可防、可控、可治。但是否要进一步解释How（如何），即怎么防、如何控和怎么治。

  之前曾经报出几天没有新增病例，当时我还有点乐观，如果再过几天，即超过12天没有新发病例，就说明我们将打赢这场硬仗。

  但如今新增病例增加不少，我想说现在不是比谁官大、比谁权力大，真正要具有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

  去到武汉，了解真实情况后，管轶敢打自己脸，不隐瞒不盲从，反驳自己的言论，避免谣言的进一步传播。

  这就是一个专家实事求是的做法。

  我们为什么又要掐头去尾地解读？

  二、管轶为何从武汉离开，当了「逃兵」？

  首先，管轶没有受任何人指示，他是自愿前往武汉，去采集样本溯源。

  但因为种种原因，没有什么进展，反而吃了不少闭门羹，愿意合作的科研机构并不多。

  最重要一点，管轶自己说出来了：

当时华南海鲜市场封掉，洗地，「犯罪现场」都没了，没有证据不能破案。

  追溯动物源是个比较复杂的过程，我不可能随便找到一个带有病毒的动物就把它归咎是元凶，需要规模和体系等科学分析。

管轶真正想批评的是，政府在清理封锁海鲜市场前，疾控中心人员为什么没有提前保存好野生动物样本？

  换言之，无论管轶还是地方机构，手上都没有动物样本了，只能推测是某些蝙蝠，比如中华菊头蝠。

  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证实了管轶的言论：因为市场很快就关了，又没有监控，我们并没有找到具体是哪个野生动物，这只是时间的问题。

  但时间就是生命，拖得越久，对疫情防控就越不利，我们甚至都不确定还有没有其它动物携带了这种病毒。

  如果我们像非典那样，确定了直接传染源就是果子狸，然后迅速隔绝和扑杀，就能防止二次传播的危险，否则传染源会一直存在。

  所以，管轶作为微生物学专家，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主动去武汉，但采集不到任何动物样本，只能无功而返，然后自嘲一句「逃兵」，就被人上纲上线攻击了。

  对管轶来说，他的任务是在疫情发生时，去寻找病毒样本，然后拿回实验室（他的实验室在香港），弄清楚病毒特征，找到能治本的方法。

  管轶不是医生，和呼吸病学专家钟南山不同，留在疫情区没有任何帮助，实验室才是他的前线和战场。

  他明知道继续呆下去，也帮不了什么忙，为何不先撤退，回到科研机构里帮点忙，这不是更有意义吗？

  或者说，管轶到底要怎么做，才能感动到你们？

  一群没有上过战场的人，是希望管轶能一直留在武汉？哪怕没有权限，也要继续追查没有方向的动物样本？是一定要不幸染上冠状病毒，才是他们认为的科研大无畏牺牲？

  结局一定会有献花和掌声。

  但真的很可怕。

  三、管轶推测10倍起跳，是不是煽动恐慌？

  现在看来肯定不是，哪怕将这段话放在1月23日，也同样不是。

  互联网都有记忆，只是很容易遗忘。

  很多人已经忘了，那时候，是怎样的一片岁月静好。

  1月20日晚，哪怕钟南山已经说了「人传人」，但请你们仔细回想一下，是不是还劝不动自己的家人亲戚，推不掉各种走家串户和请客吃饭，还被人嘲笑是小题大做？

是不是还有许多没戴口罩的人到处跑，在密不通风的菜市场购置年货，或者去旅游度假，在1月25日坐上了日本「钻石公主号」邮轮？

是不是一直到22日，武汉还是一个「不设防」城市、宣传年轻人和儿童不易感染，甚至在21日晚举办了一场春节团拜会，演员们感冒鼻塞，仍不忘带病完美演出？

 管轶在1月22日过机场安检时，看到安检小姑娘只带着最简易的一次性口罩，只因为上面担心影响形象不让她戴，而这是她自己准备的。

  1月23日晚，高福在接受白岩松采访时说了：

当时我们就感觉到，第一看到武汉普通民众戴口罩的很少，第二我也看到一些同志们，搞各种各样的大型聚会，这都是让我们非常担心的。然后不管是火车还是飞机厂，还会看到好多人集结。

  嗯，那段时间，如果你戴口罩，可能还会被扣上恨国的标签：「为什么不去移民？」

  所以，到底是「恐慌」的人多一点，还是觉得「小题大做」的人多一点？

  如果真有那么多人重视疫情，老实呆在家里，出门戴口罩，疫情恐怕不会如此严重，更不需要管轶去「制造恐慌」了。

  那些喊着「恐慌」、「军心」和「士气」的人，都是不把疫情当一回事的人，或者把维稳看得比生命还重要，喊着不屈小节，不在意伤亡，估计他们也是最后一批不情不愿戴上口罩的人。

  所以，为什么可以一边批评政府要公开透明，另一方面又对敢于直言的管轶大声呵斥？

  我想不明白。

  李文亮很早就在吹哨了，他算不算祸乱军心？

  或者说，「防止恐慌」和「保住更多人的生命」，究竟哪个更重要？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早在1月23日凌晨，管轶就已经提醒大家：

  要注意眼睛防护，要防止粪口传播，要注意气溶胶传播，提醒儿童与年轻人同样容易感染：

  管轶亲自去武汉调研，然后得出一个悲观结论，这是他的言论自由，也是对公众知情权的负责。

  一个学者最大的良知是说实话，而不是隐瞒。

  如果他说的话不符合自己意思，就开始公开批斗，之后没有谁敢真正发声。

  回看这次疫情，要是我们能有更多的，像钟南山、管轶和李文亮等人发声，病毒的蔓延速度会不会有效遏制？

  正如财新记者王端所说：

  新闻的任务，不是被报道的那个人你认同不认同，而是各种不同声音你听不听得到。

  许多人并不了解管轶教授的国际地位。

  按照国际权威机构Thomson的排名，在禽流感研究领域，管轶排名世界第五；在H1N1的流感研究领域，全世界排名第四；而在微生物领域，他在全世界排名第11位，并连续五年被Thomson评为「高被引科学家」，及全球最具影响力的科学家。

  他也被《时代》杂志评为全球18名「全球卫生英雄」之一。

  四、那么，管轶在非典期间到底做了什么？

  我们一般认为，钟南山是抗击非典的主要功臣，但还有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功臣，那就是管轶。

  很巧，他们也是师生关系。

  2003年，管轶团队最早分离出SARS病毒，率先证明果子狸是SARS的直接来源。

  之后，他和钟南山一起上报国务院，广东下令清除市场上所有果子狸，才有效遏止了疫情扩散。

  2003年5月9日，钟南山、管轶、闻玉梅、郑伯健，在广州第一军医大学进行「灭活SARS病毒免疫预防滴鼻剂」的攻关研究。

  20天后，滴鼻剂成功研制出来，供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使用，有效阻断了病毒入侵人体。

   但是灭活疫苗短时间内难以研制出来。

  到了2003年夏天，SARS成功退去，全国一片欢呼，大家都在庆祝国庆到来。

  可事情还没有完。

  同年9月，管轶还继续监控着后续疫情，他发现短暂禁售后，果子狸又出现在广东的野生市场上。

  10月22日，他去取标本检测，买了9个野生动物，其中有7个都是阳性。

  从11月开始，每周他会派人去深圳取一次标本，有时候是他的太太也去取。标本取回来后，就进实验室检测。

  到12月份，病毒检测的阳性率已经非常高了。

  当时管轶的心情很沉重：

12月份，我自己去了广州增槎路的野生动物市场，去了几次，一路检测过去，标本的阳性率越来越高。

  这么多阳性的结果要不要发布？说实话我有过一些犹豫。

  SARS的恐慌好不容易过去，关于果子狸的争议一直都在，现在我突然站出来说，SARS又来了，谁会信呢？

  12月24日平安夜，广州发现一例新的SARS疑似病例。这让我心里非常矛盾。

  最终，一位同事的话，坚定了管轶决心，「不管会有什么麻烦，SARS如果重新回来，就是大事，我们还是要报告。」

  管轶的检测结果，最终惊动了上层。

  2004年1月3日凌晨1点半，时任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王智琼打电话给他：

  「教授，你明天能不能来一趟广州开会，中央已经把你的调查结果传给了广东，我们都看了。」

  管轶立即带团队去广州，钟南山，广东省科技厅和CDC的人都在。

  那时2003年12月24日，就出现了一例新发病人，但广东省CDC还没从标本中分离出病毒。

  于是管轶提议，将病毒基因序列送到香港检测。

  一个小时后，病毒的基因序列结果出来了：

  这个新发病人的病毒，和管轶在2003年10月之后取样的动物病毒标本完全吻合。

  事后，管轶在回忆录里所言：

我们在会议上达成共识之后，钟南山院士又起了关键作用，他给广东省的高层领导打电话，陈述事情的严重性。

  当晚，广东方面就召开千人大会总动员。我们约定从2004年1月5日开始清剿果子狸的行动，当天钟南山院士来香港做新闻发布会，广东CDC在广州做发布会。

  清剿从1月5日开始，到1月12日结束，我记忆中广东出现的最后一例病人是1月10日，总共5个病人，清剿结束之后，就再也没有了（非典案例）。

  这证明清剿再次起了关键作用，广东的野生动物市场，确实是SARS病毒的温床。

管轶作为吹哨人，让国内成功避免了2004年SARS的再次爆发，功不可没。

  而这段秘辛，一直以来，都很少人知道。

  善于总结反思，是管轶一直以来的学术精神。

  「希望所有的人，公众、科学家和官员都能扪心自问，哪些地方我们做错了，哪些地方还有改善空间？」

  「这些年传染病防控上的确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另一方面，学界研究上的一些阻碍依然存在。」

  「其实传染病并不可怕，怕的是做研究的人平时不用功，临时才攻关。」

  所以，如果把SARS病毒消失的原因，全部推给夏天高温，那是在抹杀背后所有医护人员、研究人员的防疫功劳。

  病毒哪有什么无缘无故消失，那是因为背后总有这么一群人，在冒着危险去认真做事而已。

  此后中国每一次流感，他几乎都参与过，每一次疫情爆发，他都在一线研究过，经历过禽流感、SARS、甲流H5N1、猪瘟等。

  可以说，他为中国的流感预防，做出了很大贡献。

  五、对于H5N1禽流感，管轶一直都保持警惕

  今年2月1日，湖南省邵阳市就发生一起H5N1禽流感疫情，养殖户存栏肉鸡7850只，发病死亡4500只。

 在以往，我们也经常听到「H5N1禽流感病毒」这个词。

  实际上，它是一种RNA病毒，很容易感染人，且致死率高，可以达到50%以上，比非典严重多了。

  从2003年开始，H5N1病毒就蔓延到全球超过60个国家。几乎每一年，全世界都有H5N1禽流感的爆发事件。

  是的，H5N1有常规的家禽疫苗，我们无需担忧。

  但万一发生大规模扩散，让病毒得以突变，演变成在人与人之间轻易传播，那后果不堪设想。

  野生动物我们可以隔绝，但生活中有太多活禽和猪了，我们很难隔离。

  所以管轶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表示：

  「我们国家受到H5N1影响的灾害是最重的，这个病毒最早发现就在广东佛山，它传播了十几年，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

  「研究者们真正着急的事情，不是与反对者进行针锋相对的争论，而是与病毒斗争的争分夺秒。」

  我们需要提前做好准备，而不是放松警惕。

  在生死面前，我们再怎么小题大做，再怎么夸张预测，都不为过。

   六、管轶的实验室被查处，也将他推上舆论高峰。

  事情源于2005年7月，汕头大学医学院发表了一篇名为《禽流感：H5N1病毒在迁徙水禽中爆发》的论文，被《Nature》收录。

  里面描述了我国青海湖发生的水禽感染流感病毒的情况。

  这篇文章发表后，研究中心就被停止禽流感研究。

时任农业部兽医局局长贾幼陵说：

对于三类、四类病原微生物的研究，任何政府都不允许科研人员脱离政府的监管。

  换句话说，对P3和P4级实验室，允许研究的科研微生物不存在着独立的不受政府监管的科学家，全世界都是这样的。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国勇有不同看法，他认为管轶的实验室达到了生物安全性要求，其实验也没有构成生物安全威胁。

由于管轶从健康鸡分离得到H5N1并对其测了序——这一实验在技术上已经超出了法令规定，因为他并未获得有可能造成大规模疾病的病菌的许可。

  我们只是从表观健康的鸡和其它家禽中收集样品，而且理论上这些动物并不会感染禽流感，我们并没有收集会引起大规模爆发疾病的病菌病毒。

  他们应该看到我们在Nature上报道的事实，基因序列和发展过程，而不是仅仅讨论谁对谁错。

  袁国勇说：「我们都希望能在汕头继续这一重要的研究。」

  幸好，后续实验中心重新运作。

  八年后，2013年的3月31日，国家卫计委和疾控中心在全世界公布：中国已发现三例H7N9病例。

  为了赶在病毒全面爆发前遏制疫情，管轶迅速拿到了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病毒样本。

  仅用了三周时间，他就完成病毒测序和风险实验，比美国疾控中心早了近半个月。

  为什么这么赶？

  管轶用灭火的例子来说明：

  「你控制这个疾病爆发，是把源头扑灭，就像你救火一样，要把火源扑灭，才可以扑灭大火。所以，我们工作争分夺秒。」

  「我们早一天告诉国家，这个病毒藏在哪里，那么就可以早一分钟扑灭源头。」

  正因为一直以来的努力，管轶和李兰娟、袁国勇等人，荣获了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特等奖。

  项目是：「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

  如果你对这个奖的份量没有什么概念，可以看看历年来获特等奖的国家项目：

  2003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2004年：东风31导弹武器系统2006年：歼十飞机工程2007年：红旗9号导弹武器系统工程2008年：青藏铁路工程；长剑系列陆基、空射巡航导弹武器系统；导弹反卫系统2009年：绕月探测工程；第三代常规动力潜艇项目；“1110工程”2010年：大庆油田高含水后期4000万吨以上持续稳产高效勘探开发技术2011年：青藏高原地质理论创新与找矿重大突破2012年：特高压交流输电关键技术、成套设备及工程应用；特大型超深高含硫气田安全高效开发技术及工业化应用2013年：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研究与应用2014年：超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海洋石油981”研发与应用2015年：京沪高速铁路工程；高效环保芳烃成套技术开发及应用2016年：第四代移动通信系统(TD-LTE)关键技术与应用；北斗二号卫星工程2017年：特高压±800kV直流输电工程；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

  到了2019年12月19日，首批10家粤港澳联合实验室正式授牌：

有3家关注生物医药与健康领域，它们分别是：

  钟南山院士担任的粤港澳呼吸系统传染病联合实验室；

  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余学清担任的粤港慢性肾病免疫与遗传研究联合实验室；

  汕头大学病毒研究所所长管轶担任的粤港新发传染病联合实验室。

  七、写在最后

  为管轶教授正名，不是想把他奉上什么神坛，这也不是我本意。

  我只希望能还原事实，给污蔑他的人以澄清，给不了解他的人重新认识。

  你当然可以不认同他的悲观角度，但不能罔顾历史，不能攻击一个功臣的研究成果，攻击他学术目的，攻击他人品，甚至攻击他国籍，扣成「资本主义的酸菜」。

  我不能忍。

  管轶不需要你们道歉，因为道歉太廉价了；他也没必要讨好大众，不追求什么名人崇拜。

  因为人啊，都会有遗忘性。

  可能已经忘了，当年杨振宁、袁隆平和孙杨被骂得有多狠，现在轮到了韩红，哪怕是钟南山，非典时期也被批得很惨。

  如果说，历史能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人们永远不会从历史中汲取到教训。

  这句话没错。

  但我还是会报以希望，希望未来我们能改变这种狭隘心态。

  毕竟下一次我们还不警醒，还继续落井下石，让吹哨人闭嘴的话，历史只会继续重演一遍。

  一遍又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