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体制下独立陵园制的发展演变_风闻

人们对死去亲人的尸体有意识地进行掩埋处理，意味着灵魂不灭的观念已经成熟，该观念指导下的墓葬开始出现。“居室葬”和氏族公共墓地的产生与当时的社会形态是相适应的，是血缘制下先民原始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而随着贫富分化的加剧、等级观念的加深，公共墓地出现公墓与邦墓两种主要形式，逐渐形成与死者生前社会地位和身份相匹配的陵墓制度，在墓葬的形态、随葬品的类别和数量、棺椁数量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到了战国后期，流行两千年之久的集中公墓制开始被独立陵园制取代；与此同时，古代中国的社会治理体系开始出现从王国体制到帝国体制的根本性变化。在独立陵园制的发展后期，“汉文明”的确立与巩固使其呈现出一脉相承的成熟性演变。

一、独立陵园制的确立与完善

商周两代实行集中公墓制的埋葬方式。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学观察来看，所谓集中公墓制，是指王室、诸侯国君与其夫人或宗族成员，死后实行多代集中埋葬在同一公共墓地的制度。集中公墓制对应的是贵族阶层，平民阶层也有自己的墓地，称为邦墓，公墓与邦墓制对应的社会治理体系大致是王国制。与“集中公墓制”相比，“独立陵园制”是一种新出现的墓地形态，指的是以一位皇帝为中心规划布局，拥有独自的陵园名称，以垣墙或壕沟等屏障界定出一定规模的陵园范围，并且能够透过墓上建筑，如寝殿、便殿、寺园吏舍、陵邑等，形成一套功能完备、设施齐全的墓地制度的陵园建制，它所对应的是皇帝专制下推行中央集权郡县制的帝国体制。

春秋时期的雍城秦公墓地以隍壕或兆沟为界表示一定的地理划分，但其整个陵园内包含多代国君，每代国君均拥有相对独立的陵园，各陵园之间相距不远，且尚未有独立名称和相对完备的墓上礼制建筑（图一）。因此，该墓地仅为独立陵园制的萌芽形态。到了战国时期，依旧有部分诸侯国继续实行集中公墓制，但战国中后期的秦王陵园、秦芷阳陵区、中山王陵、赵王陵、辉县魏王陵等国君陵已分散埋葬，除秦芷阳陵区四座陵园皆称“东陵”，其余列国诸陵均已有独立的陵园名称、完备的墓上管理体系。可见战国时期应为集中公墓向独立陵园的过渡阶段，战国中后期开始出现独立陵园制。

战国至秦代的二百多年，是古代中国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变革时期，以血缘为基础的分封制走向彻底的衰败；新兴势力的崛起，打破了血缘制，以地缘为基础的中央集权郡县制因素逐渐出现。在这一社会治理体系巨变过程中，秦人的区位优势和自秦孝公以来形成的价值观，帮助秦人率先突破体制藩篱。“始皇初即位，穿治郦山，及并天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据文献记载，秦始皇几乎是自即位之初便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墓，经研究，现在看到的秦始皇帝陵园内外的遗存均是在李斯担任丞相的秦始皇晚期形成的，是伴随着帝国文明、中央集权体制的基本确立，按照新的帝国理念设计和建造的。秦始皇帝陵园已经完全具备独立陵园所需的四大要素，成为独立陵园制正式确立的标志。而且陵园规模与其陵墓封土一样愈发庞大，可谓厚葬理念“以大为荣”的直观展现。此外，它的选址完全没有为秦帝国后世陵墓位置考虑，尽显帝陵的神圣不可侵犯和始皇帝唯我独尊的集权意识（图二）。

在帝国社会治理体系形成的初期，与皇帝相关的各类建筑一定蕴含着丰富的政治含义。多数学者赞同陵园若都邑的设计理念，这种理念的形成，是秦始皇雄踞天下的思想再现，贯穿着秦始皇希望在全社会快速树立起帝国信念，以及实现有效地对帝国治理、恢复社会秩序和快速强大国家的渴望。与此同时，作为第一个中央集权帝国，民众心中大一统的国家概念尚未成熟；而承载着社会教化示范作用的帝王陵墓，其陵园借助封土、三出阙、外藏系统等要素，能够彰显超越皇帝个人生活之上的帝国理念，强化民众大一统的国家意识。

西汉帝陵全方位地继承了秦始皇陵寝制度并有所发展，包括帝陵陵园的内部设施、布局以及朝向等。

准确地说，秦代与西汉共同面临着制度变革的要求，面对这类挑战，或选择对现有体制的全面重建，或选择建立一个更加封闭的体制来应付。秦人选择了在商鞅变法基础上创建新的社会治理体系的做法，但秦始皇过快的变革节奏与社会发展规律相排斥，失败在所难免。汉代统治者吸取秦亡的教训，在改革过程中放慢步伐，创造出一种能够容纳社会变革，适应新环境的制度体系。另一方面，经过连年的征战，社会需要缓冲，因此，西汉初期直到武帝，采取的是休养生息的治国方略，社会生产力得以恢复，人民的生活也得到改善。西汉初期的休养生息为西汉中期之后的系列变革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为了配合汉武帝采取一系列大型行动，君权至上与强化中央集权的要求又一次被提出。

这种不同于秦代的治理体系使得西汉帝陵在承袭秦代陵寝制度的基础上也展现出其独特的面貌。例如，西汉帝陵与秦陵一样都有明确的兆域、独自的名称，以及功能齐全的陵寝制度。西汉早期帝后在一座陵内异穴合葬，帝后陵坐西朝东，继承了秦陵“崇东”的传统（图三）。西汉帝陵和陵园的建筑布局受都城建制的影响，帝陵、后陵、陵墓和正门的位置与长安城内的宫殿布局形制非常接近。从文帝开始，帝、后各建一座陵园。从景帝阳陵开始，寝殿移到帝、后陵的陵园之外修建，创立了“陵旁立庙”的制度。陵园附近还有众多的功臣贵族陪葬墓，其中外姓功臣的加入成为西汉帝陵作为独立陵园的一个新的特点。西汉晚期以儒学理论为基础对郊祀体系和宗庙体系进行改革，自元帝渭陵开始，陵园及其内部分陪葬墓的方向由东向变为南向（图四）。西汉晚期的帝陵陵园开始出现具有内外两重墙壕结构的陵园形态。从汉元帝开始，陵园设置的外藏系统观念也开始出现变化，陪葬坑的数量急剧下降，直至东汉时期外藏系统弱化甚至消失；从此阶段开始，陵邑制度彻底消失。

总之，西汉初期、中期及晚期的独立陵园随着政治制度的变革、儒学改造运动的开展等产生了诸多变化，这些变化与每一个阶段社会治理体系、国家主导文化的前进相始终，反应的正是不同时期当政者的政治理念和社会主流思想。

二、汉文明理念下的独立陵园制

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是由社会治理体系（政治体制）、宇宙观（思维方式）、核心价值观（行为处事方式）三部分构成的，亦或称“三观”，它们彼此互为因果、相互支撑。三者之间的异同，是不同文明之间最主要的差异。

物化的文明构成要素理念没有全面和深刻地阐释文明本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社会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切社会发展过程中最根本的事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使社会按照一定的模式有序运转，全社会需要通过不断的实践，创建出一套具有普遍约束力，能反映统治者意志，而且行之有效的社会治理体系。为使这套治理体系具有合法性与合理性，需要构建一套与之相适应的，较为完备的，有关天、地、人之间相互关系的认知体系即宇宙观，以及由宇宙观主导而形成的人们的思维方式。为保障这套社会治理体系长期、有效、稳定运转，还需要构建出一套能够引导和约束全社会成员行为处事方式的核心价值观；核心文化价值观反映出一定社会的治理理念和管理目标。历史证明，若三者之间能形成高效有序运转的态势，则表明此体系之下的社会是相对和谐的，反之就会出现动荡。

汉文明是在帝国文明发展演变过程中形成的，以汉字为书写和交流语言，以天地、阴阳、五行为宇宙观，以对立、变通为思维方式，以规矩为核心价值观即行为处事方式的文化体系。汉文明最终于西汉后期，尤其是王莽前后得以完全形成。例如，汉文明中最重要的因素——南向理念、轴线意识、左右对称、南北郊祀等在这一阶段确立，以此为指导的都城规划原则几乎被东汉及以后朝代全盘接受和传承。“三观”架构下汉文明的重要内容——阴阳五行相克相生的宇宙观，同样在战国晚期、秦、西汉中晚期、新莽时期不断完善并完全成熟，深刻影响着陵园建制、封土形态、礼制建筑结构等。确切地说，王莽制礼作乐对后世礼制的改革，包括唐礼、宋礼，在格局和精神上都有很大的影响。西汉晚期汉文明的确立，是东汉之后历朝历代大体沿袭秦、西汉之制，以表明王朝正统地位合法性的依据，其中就包括对独立陵园制的继承和进一步完善。

根据以往对北邙五帝五陵的调查勘探与考古成果，汉文明的确立深刻影响着东汉帝陵陵寝制度的发展。光武帝原陵陵园和朱仓陵园遗址陵寝的布局及陵墓主墓道朝向、封土形式、神道石刻、陪葬制度等方面都在西汉帝陵的基础上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陵园垣墙由行马代替、陵园规模有所减小、新出现“上陵礼”、陵前建祭殿、陵旁建筑悬挂大钟等，完善和确立了以朝拜和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这种变化对东汉以后历代帝陵产生了直接的影响，皇帝陵墓在各项国家级祭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些改革的源头，都指向王莽对郊祀及宗庙制度的改革，其背后正是对王莽时期托古改制最终确立下来的“汉文明”的传承。

三、独立陵园制的简化与复兴

经过秦、汉时期的厚葬之后，由于东汉末年社会矛盾激化，陵园建制受制于经济基础和军事因素等，自三国开始薄葬之风至少持续到十六国时期，这一阶段的帝陵陵园规模大大缩小，园内的地上建筑趋向简单甚至消失。

文献记载曹操高陵是“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近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了高陵包括内外夯土基槽（内垣墙外壕沟）、神道、东部建筑和南部建筑等五个部分，整个陵园规模大不如前。自此，薄葬成为其后一段时期内陵墓制度的主导理念，可以说省减两汉时期的陵寝制度成为三国时期的整体趋势。

据文献记载，晋宣帝司马懿“预作终制，于首阳山为土藏，不坟不树；作顾命三篇，敛以时服，不设明器，后终者不得合葬。一如遗命”。经发掘，晋文帝崇阳陵陵园中现存有若干曲尺型建筑遗迹和陵园垣墙，而晋武帝峻阳陵经钻探未见陵园遗迹。

东晋之时，帝陵基本上是“平葬，不起坟”，地面上不设寝殿，经发掘也未见有陵园设施，但这一时期恢复了被西晋取消的上陵礼，只是规模无法与以往相比。进入十六国时期后，各帝陵的陵墓葬制不尽相同，虽然地面上都尚未发现封土、陵园等设施，但就文献记载来看，并不能完全认定前赵之后不存在陵园等地面设施。

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对峙达到一种暂时的平衡，陵园制度基本得到恢复。这一时期的封土、陵园、神道石刻等全面复兴，在地面设施方面突破了魏晋墓制。

北魏政权统一北方地区之后，政局逐渐稳定，出现了一套以汉文明为主，融入鲜卑风格的陵墓制度，如陵墓有高大封土，陵前建有上陵拜谒之所，以皇陵为中心营建“山园”，在陵前立祠庙，都是汉化的影响。而北魏将北邙墓地作为鲜卑各族集体安葬之地，以及“凿石为祖宗之庙”则是沿袭鲜卑族原来族葬的习俗。此外，其陵墓建制还结合了佛教的信仰，陵园内有佛寺、斋室等建筑（图五）。

东魏北齐的陵园地面建制和墓葬制度总体上沿袭了北魏陵墓之制。东魏西陵的陵园垣墙基址犹存，封土以南还存有部分建筑基址；北齐仅有武宁陵已被发掘，其地面设施有封土、神道、石人等，尚未发现陵园围墙。西魏文帝永陵、宇文泰的成陵和北周孝陵，是否存在陵园等设施目前尚不清楚。

南朝四代的十余座帝陵基本都被破坏过，至今未发现有陵园墙，设有寝庙类建筑也仅见于文献记载中。总体而言，南朝陵墓基本沿袭了东汉以来的制度，陵前安置石刻，常有祭陵活动等。由于陵墓大多依山而建，陵园的方向基本依照山势决定。此外，聚族而葬也是南朝帝王陵墓制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通过对比魏晋与南北朝墓葬的随葬品组合和墓室结构，不难发现，后者对前者的薄葬理念仍有沿袭。但就帝陵陵园建制而言，南北朝已经摆脱了魏晋之制的束缚重开厚葬之风，这对其后的帝国陵园产生了较大影响。

隋高祖文帝杨坚及文献皇后独孤氏的泰陵，陵墓在仿汉制预营寿宫、以城垣为界、陵旁立庙的同时，亦汲取了南北朝的部分陵墓制度，如建造奉陵寺庙等。位于江苏扬州的隋炀帝墓，经发掘该墓并无陵园迹象。

总之，自南北朝发展至隋代，陵寝制度已然彻底恢复，为接下来帝国文明进程中又一个辉煌时代下帝陵陵墓制度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独立陵园制的传承与创新

唐代帝陵有封土为陵和因山为陵两种形制，其陵园建制基本效仿两汉之制，坐北朝南，各陵均有独立的兆域规划、陵墓建筑，且四周均有围墙，不同之处在于寝宫地位下降、献殿地位凸显（图六）。有学者认为唐陵陵园建筑布局仿长安城而建，皇城、宫城、外廓城都有对应区域。到了唐后期，由于藩镇割据，社会动荡不安，唐代帝陵规模减小，气势不复往昔。五代十国陵墓沿袭唐代旧制，但由于地理条件和经济力量限制，陵墓的规模气势远不及唐陵，加上社会动荡、战争频繁，仅有部分帝陵陵园尚有遗迹可寻，且在陵园建制方面没有大的变革。

北宋时期的陵寝制度相较于五代十国有所恢复，如陵园平面呈方形、神门四开、封土为陵、上下宫分立等；其陵园基本布局和建制在两汉、唐代陵寝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诸如取消预作寿陵、下宫居上宫西北等（图七）。南宋皇陵因为北方祖宗陵园地区失陷，已故皇帝只在绍兴选择陵园浅埋，称为“攒宫”，期待收复失地后重新进行埋葬，其陵园布局基本与北宋相仿。或许是由于宋代皇室普遍崇信“五音姓利”，并以此作为帝陵选址、陵园布局、建筑规制的重要依据。

辽与金皆为少数民族政权，其中辽代帝陵多以山为陵，陵前建有享殿以祭祀，置奉陵邑和守陵户，显然是深受唐代陵寝制度的影响，是对汉文明的接纳与传承。根据目前已经掌握的发掘资料，金陵陵区的选址不同于唐宋和辽代，位于深山之中，符合女真人早期的原始性；但其陵区布局体现出汉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中轴对称，且陵园建筑融入了佛教因素，整体而言，辽金帝陵陵园深受汉化影响。

西夏王陵的塔式陵台前有献殿，用于供奉献物及祭奠，有的帝陵还有封闭式、马蹄形式和附有瓮城的外城。总体而言，西夏王陵陵园的基本格局是在效仿北魏、唐宋皇陵规制的基础上加入了佛教色彩，同时又融入了游牧民族自身的葬俗。

明清帝陵与之前唐宋时期帝陵相比，又进行了一定程度的革新，在陵园建制方面，首先是平面由方形变成长方形，其次是取消寝宫的建筑，扩大祭殿建筑。明十三陵与后来的清东陵、清西陵，基本上都是按照明孝陵的格局建成，变化不大（图八；图九）。究其原因，这种后代陵寝制度对前代不约而同的效仿，一是政权确立初期必然需要一套约定俗成并被广泛认可的文化体系来稳定和巩固其正统地位；二是自汉文明最终确立以来，对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内涵产生一定的冲击，实现了不同程度的融合，这种相互影响的结果会顺理成章的在反应当时人们尊崇的核心价值观的物质文化载体——陵寝制度上影射出来。

综上所述，帝陵陵园的建造经历了由简而繁、由盛而衰而又复兴的反复过程，期间帝王个人观念、战争、地理条件、宗教环境、民族传统等客观要素使得独立陵园制在进一步发展中出现诸多变化或创新。

五、结语

独立陵园制出现于族葬意识削弱、君主专制强化的战国中后期；确立于帝国构建、大一统国家概念被广泛接受和固定的秦始皇时期；发展于力求以制度变革和国家主导文化的改造来谋求长远发展的西汉时期；简化于整个社会环境变动不安的东汉至十六国时期；恢复和复兴于南北对峙相对稳定而后统一的南北朝至隋代；大发展于政治、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盛唐；相继传承于两宋及其以后。

作为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独立陵园制是三观架构下帝国文明的发展剪影。它的出现、确立、发展、简化、复兴和传承无疑是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更是象征着各个时期自上而下的价值观构架，间接投射出从王国到帝国君主专制、中央集权制的螺旋上升式演进。其发展脉络中呈现出的多样性是由各阶段社会治理体系中各自的独特性所造就，而其前进过程中体现出的共通性则源自在王莽时期构建完成的汉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