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评论：如何理解西方的新一波反华浪潮_风闻

导读

人类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与病毒作斗争的历史。每当一种新病毒出现，它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敌人，而是所有社会、所有国家的敌人，需要国际社会的合作来共同应对。但是，正需要国际合作的时候，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针对中国或华人的种族话语和行为也在快速死灰复燃。

文章原载于2月11日《联合早报》，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商道》编辑部经作者授权，通过道亦有道传媒全网转载。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郑永年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商道》**编辑部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公然以“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为题发表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撰的文章。不管作者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如何，一份西方主流媒体竟然使用如此赤裸裸的种族主义的标题，意涵深刻。《华盛顿邮报》2月5日发表潘文（John Pomfret）的文章《新型冠状病毒重新唤醒针对中国人的种族主义老旋律》（The Coronavirus Reawakens Old Racist Tropes against Chinese People），讨论美国再次日渐成长的反华人社会情绪。其他一些主流媒体也注意到这种新趋势。实际上，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对华“隔离”政策和过度反应，也不言自明地隐含着浓厚的种族主义因素。

《华尔街日报》2月3日公然以“中国是亚洲真正的病夫”（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为题发表米德（Walter Russell Mead）所撰文章。

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行为根深蒂固。前不久，时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主任斯金纳在论及中美关系时强调，美国和中国的关系“是与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美国以前从未经历过”，并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这番言论再次把美国学者亨廷顿在20世纪90年代初提出的文明冲突理论，拉到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沿。尽管在盛行“政治上正确”多年的美国，基于种族的外交理论已经不为大多数人所认可和接受，但这种在历史上曾经产生巨大作用的理论，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成为一些人的种族情结，一旦有机会，就会重返美国的外交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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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主义理论加快抬头

随着中美关系的持续恶化，人们没有任何理由轻视或忽视这种种族主义理论的加快抬头。就国际关系而言，今天美国和西方世界最担忧的，就是西方主导的“自由国际秩序”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在于其内政，或者说，外部“自由国际秩序”是其内部“自由民主秩序”的延伸。今天西方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内部秩序出现了问题，影响到其外部秩序。不过，西方并不这样看；相反，西方普遍认为，对西方“自由国际秩序”的最大挑战来自外部，尤其是中国和俄罗斯。美国也已经把中国和俄罗斯正式视为美国最大的对手。对美国来说，如何应对中国自然变成美国外交的最高议程。要有效应对中国，就要有一种理论指导，就如二战之后凯南（George Kennan）的“X文章”（X Article）成为美国遏制苏联的冷战理论一样。

自由主义起源于西方，所谓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也是由西方所确立，这个过程不可避免地使得这个秩序具有种族性质，不管人们承认与否。在西方内部，因为各国内部历史、文化和现实国情的不同，从来不存在一种统一的西方自由主义；或者说，自由主义在西方各国的表现形式是不同的。在国际层面，因为西方各国国家利益不同，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也不同，企图用自由主义来构建世界秩序的方法也不同。也就是说，自由主义从来就具有多元性，从来不存在一个“一元化”的自由主义或“自由国际秩序”。

但是，就种族而言，西方自由主义又存在一个高度统一的认同，即世界被简单地分成“白人与非白人”或“西方与非西方”，而“白人”和“西方”的目的就是整个国际秩序“自由主义化”。更重要的是，因为内政是外交的基础，“自由国际秩序”的基础是内政，所以西方在确立“自由国际秩序”的同时，必须把这个体系的成员国的内政“自由化”。

在这个理论认知下，干预他国内政或当代所说的“政权变更”，也成了西方外交（尤其是英美国家）的一个主体。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理论家邓恩（John Dunn）认为，英美政治理论是基于“价值”的理论。人们也可以将此延伸到外交，即英美外交是基于“价值”的外交。“价值”又意味着什么？英国学者任格（N. J. Rengger）对此解释得很好，那就是要回答两个相关的问题，即“我是谁”和“我要做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终结回答又可回到宗教，答案即“我是上帝的子民，要执行上帝的意志”。从这个角度来说，无论是过去西方和非西方的宗教冲突（例如十字军东征），还是今天所说的“文明冲突”，背后的价值逻辑都是一样的。

历史地看，自由主义的发展和扩散有一个过程，即从西方到非西方。从发展次序来看，自由主义要先解决西方内部的问题，然后才解决西方和非西方的问题。

法国启蒙思想家孔多塞。

法国启蒙运动和法国革命所确立的“自由、平等和博爱”，可说是自由主义的核心，被视为具有普世性。启蒙运动思想家不仅要在法国实现这些价值，还要把这些价值推广到全世界。启蒙思想家孔多塞（de Condorcet）就认为，西方要扮演“慷慨的解放者”角色，把那些受“神圣”但专制和愚昧的征服者统治的人解放出来。另一思想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更为激进，他甚至提出了“强迫自由”的理论，认为如果人们不要自由，就要“强迫他们获取自由”。

这些理论不仅对西方的内部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更成为西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外交政策的主导思想。例如，法国努力通过殖民地政策，把这些价值销往被其统治的殖民地，尤其在非洲，并且把这些国家视为势力范围。在很多年里，法国在非洲对美国的防备，甚于对苏联的防备，因为法国很担心法国的“自由价值”会被美国所代表的“自由价值”所取代（法国并不认为苏联代表一套可以让人们接受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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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人优越论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

这里指向了西方不同国家所持的不同自由价值观。的确，在美国走向整个世界舞台之前，为了和欧洲国家争夺势力范围，美国针对周边国家提出了“自由主义价值观”，和美洲国家一起提出和确立了“睦邻友好”、“不干预”、民主、和平和正义等原则。

尽管在向非西方扩张的过程中，西方国家之间存在竞争，甚至导致了它们之间的战争，但西方的所有扩张都有一个统一的理论认知，即“白人优越论”。这一理论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达到了顶峰，成为国际秩序广泛使用的理论。当时，西方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个文明标准，即西方文明，说西方即说文明，说文明即说西方。“白人优越论”成为西方主流意识形态，背后既有西方的硬力量，也有西方的软力量，硬力量以经济军事力量为代表。经过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西方在经济、军事和社会等各方面成为全方位的强权，没有任何非西方国家能够和西方国家相比。1904年至1905年的日俄战争中，日本打败俄国，这是唯一的例外；但日本的成功恰恰被视为“西方化”的结果。

软力量方面，19世纪出现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并且很快在西方流行，为西方所接受，成为主体意识形态，为西方“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提供了理论基础。达尔文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他并没有明确把“进化”理解成“进步”，尽管他似乎默许这种理解。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把达尔文的物种进化理论应用于解释社会发展。因为西方“物种”强大（打败了其他国家），所以西方是先进的、进步的、文明的、道德的。在殖民地和帝国主义那里，“白人”与“非白人”的区别完全取代了其他所有类型的区别，包括民族、宗教和国家的多样性。

在欧洲发明和发展起来的“白人优越论”也很快传到美国。19世纪，美国盛行“白人至上”（White Only）理论，借此应对数千万来自中国和印度的新移民。美国同样将此应用到国际事务。人们不应当忘记，今天美国在国际关系和外交领域最重要的政策杂志《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的前身就是《种族发展杂志》（Journal of Race Development）。《种族发展杂志》于1910年创刊，关注美国的外交事务，后改称《国际关系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1922年再改名成为今天的《外交事务》。

19世纪生物学意义上的种族主义，到了20世纪的二战之后就被文化多元主义所取代。这种转型主要不是因为西方改变了对非西方的看法，而是因为西方内部的血腥种族屠杀。二战期间，德国希特勒对犹太民族进行大屠杀，导致近600万欧洲犹太人死亡。

1970年代开始，西方国家内部少数民族的民权运动崛起，尤其是美国黑人民权运动，西方国家对种族问题的看法有所改变，至少有所收敛。“文化多元主义”因此崛起，在美国表现为“大熔炉理论”，相信西方文明能够包容甚至消化来自不同种族的社会群体。在学术和政策界，人们自觉地不去谈论一些敏感问题（种族问题就是其中之一），形成为“政治上的正确”原则。

但是，在美国“9·11事件”之后，情况有了急剧变化。在世界范围内，亨廷顿所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被视为得到证实。之后，亨廷顿更是专门出版著作《我们是谁？对美国国家认同的挑战》，对美国白人数量的减少和其他民族人口的增加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并且把此现象称为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之后，不同形式的恐怖主义发生在欧洲诸国。**西方开始对西方文明的包容能力发生怀疑，知识界和政治人物开始公开承认文化多元主义的失败。**这也构成了这些年来整个西方围绕着移民和恐怖主义的政策争论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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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西方的种族主义思维

经验地看，在西方的外交政策中，种族因素从来就没有消失过，也不会消失。在不同背景下，人们可以收敛一些，或者虚伪一些，但种族主义还是会不时以不同的方式浮上台面，并发挥政策作用。从中世纪的“宗教”（上帝），到近代的“种族”（白人优越论），再到当代的“民主自由价值”（价值同盟），其理论和行为逻辑都是高度一致的。

更糟糕的是，很多非西方国家因为长期受西方统治，人们已经在潜意识层面接受了这一认知。日本学习西方而崛起，很快成为军国主义者，试图以此来证明“大和”民族较之亚洲其他民族的优越性，至少可以实现和西方平起平坐的目标。直到今天，很多非西方国家的社会群体仍然处于“思想殖民”状态，对西方抱有毫不实际的幻想。

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的种族主义行为根深蒂固。

在一些地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与西方比较有过之无不及，一些人为了一些具体的利益，通过各种工具和手段，人为地创造变相的“民族”或“种族”，例如强化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不同“认同”和制造他们之间的冲突，例如“先来者”对“后来者”、“本地人”对“外来人”、“民主”对“专制”等等。这些所谓的“准民族”已经导致政治纠纷和冲突，未来也必将造成更大、更为强烈的冲突。

不过，更为宏观地看，随着非西方国家的崛起，尤其是中国、俄罗斯和印度等文明国家的崛起，西方的种族主义有可能得到制衡和遏制。以现实主义来说，国际关系上各方面的平等（包括种族），与国家间的权力制衡有关。中国、俄罗斯和印度都是基于文明的国家，拥有自己独特的价值体系。这意味着一个多元国际秩序的崛起，不可避免地成为世界未来的发展方向。多元国际秩序的基础不仅仅是硬力量，更包含以价值为核心的软力量。也就是说，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诸“神”共存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