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昌平：中国青铜器在海外及港台地区的收藏与研究_风闻

中国青铜器是中国流失海外及港台地区文物中最为重要的类别之一，因其数量大、学术性和艺术性强，一直以来为社会和学术界所重视。但中国青铜器流散区域广、藏家流变多，著录信息难以检索，实际上又很难被国内社会乃至研究者所了解。笔者多年来关注流散中国青铜器收藏与研究，写作本文的目的，主要是为概述目前中国青铜器在海外及港台地区收藏及展览的基本情况，关注收藏者及其藏品著录、以及基于藏品的研究情况，为读者对流散中国青铜器收藏作一个轮廓性阐述。

本文所谓“中国青铜器”实际上是特指从二里头文化时期到秦统一六国之前的青铜器特别是青铜容器。下文我们将分概述、欧洲、北美、日本、港台等几个小节分别介绍。限于笔者的知识和见识，文中难免错误和遗漏，请读者指正。

一、概述

1848年日本书法家市河米庵编印的《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著录有几件中国青铜器，表明早在19世纪上半页之前，中国青铜器就已经进入海外。不过，中国青铜器的大规模外流，则主要是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之间，特别是在清末民国初的几十年间，这当然有其历史背景。晚清以来，金石学重新兴起特别是乾隆对于古物的嗜好，让士大夫也多有收藏及考据之好。洋务运动之后生产建设中有大量古物出土，其后更因清朝崩溃导致政局与治安失控，盗掘古墓一时成风。另一方面，鸦片战争后中国打开国门使得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士了解乃至于沉迷于中国古代艺术品。而国内政局动荡，青铜器等藏品因藏家身家跌宕而流动性加强。在此条件下国内资本无力与拥有强大购买力的外资相抗衡，大量青铜器流向海外也就成为必然。这其中最为知名的例子，是清末重臣端方被杀后，所藏青铜器散失，其中以“柉禁”为核心的一组重要青铜器被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重金收购。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清宫旧藏青铜器、殷墟和辉县等地发掘出土的青铜器也有大量随之迁运到台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国内商品经济的刺激和对外交流的发达，国内古墓被盗、青铜器通过走私渠道流失海外的现象都较为猖獗。这一波青铜器外流的主要目的地，则是欧洲、美国和香港。

青铜器等文物外流，古董商、博物馆代理人等在其中也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二十世纪初像卢芹斋（C.T.Loo）公司、日本山中商会这样的大型跨国公司都倒卖了大量中国文物。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新兴收藏家的崛起，英国佳士得（Christie’s）、苏富比（Sotheby’s）拍卖公司国际化的发展，使中国文物在海外及港台地区又有了新一轮的洗牌。例如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庞大的收藏主要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之后形成，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危机迫使一些藏家和私人美术馆如出光、藤田等成批出售其藏品，由此也促使欧美一些新收藏的形成。

当及港台地区收藏中国青铜器形成规模之后，就引起了学者们作出专门的关注与研究。1920年，罗振玉据其所见“我国古吉金流出者”，以目录的形式记录青铜器及其铭文、外流方向，刻印《海外吉金录》一卷，其后又印《补遗》一卷，这是最早对流散青铜器的关注。1935年，容庚收录泉屋等日本图录著录的资料158器，编辑有《海外吉金图录》。在早些时候，日本学者梅原末治就已在系统搜集欧洲、日本中国青铜器资料，他在1933-1935年出版的7册《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图一），全书章节按彝器部、镜槛部、杂器部划分，收录青铜容器250件，其他器395件。1959-1964年梅原再出版《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6册，按商、西周、战国、汉代划分，共收438件青铜器（图一）。陈梦家1944-1947年在美国作为访问学者，寻访并拍摄、记录中国青铜器资料，于1962年出版《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此图录虽然未能反映陈氏全部资料，仍然按器类、铭文排列录有845器之多。以上梅原末治、陈梦家的资料，基本上概括了二十世纪上半页流散中国青铜器的收藏情况。而二十世纪上半页流散中国青铜器的收藏情况，也已体现出当今流散中国青铜器收藏的基本格局。

海外藏家挑选中国青铜器，多从艺术价值角度考量，因此流失中国青铜器多为精美艺术品，自然也会受到中国学者重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不断有介绍海外及港台中国青铜器和收藏的文章。收集和出版海外中国青铜器图录，更是中国学者感兴趣的工作。台北故宫较早编辑出版有两册海外青铜器图录，收集从青铜礼器到铜镜等精品419件。李学勤先生等收录欧洲博物馆和拍卖行青铜器217件，研究水平高深，在国内影响较大。刘雨、汪涛著录350件有铭青铜器，这些青铜器资料主要选自佳士得、苏富比等拍卖行图录，不少青铜器已有早期著录，由此可追溯其收藏源流。国家博物馆自2014年以来，与海外相应的博物馆合作，出版《海外藏中国古代文物精粹》系列，其中不乏青铜器精品。目前该系列已经有《英国国立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卷》、《日本泉屋博古馆卷》、《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卷》、《英国大英博物馆卷》等分卷问世。以上著作或印刷稍差，或收藏资料不易备查，甚至偶有伪器。目前还欠缺系统著录、研究海外及港台收藏中国青铜器的著作。

除了资料的著录，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开始对海外及港台中国青铜器进行专题研究，或者在研究中使用海外及港台收藏的资料。这方面比较显著的成果，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李学勤先生曾经写过一系列的《海外访古记》，后来还将这些访问研究编辑出版了专门的文集。笔者也曾在2011-2015年《南方文物》等期刊发表多篇基于海外及港台中国青铜器所作的的专题研究。

在中国青铜器的研究上，除日本学者——代表如林巳奈夫——一直对中国青铜器有较高水平的研究之外，欧美学者和收藏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之前还基本上不能辨识中国青铜器的早晚。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和罗越（Max Loehr）的研究以及他们之间的争论（图二），推动了中国青铜器的研究。罗越关于商时期青铜器风格发展所划分的五型，至今仍有较大的影响。稍后，盖屯斯（Rutherford John Gettens）的青铜器技术研究，解决了诸如中国青铜器并没有采用失蜡法而是使用块范法铸造等许多重要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在欧洲和美国举办的多场关于中国青铜器的展览，也是提升中国青铜器研究水平和吸引西方民众关注的途径。最为重要的青铜器展览，当然是1980年中国大陆新开放的青铜器赴美国纽约、芝加哥等城市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览还组织有高水平的青铜器学术研讨会。其后，中国青铜器研究突出的成就，是赛克勒收藏中国青铜器分卷图录自1987-1995年间的出版，这标志着西方学者对中国青铜器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对外开放的中国青铜器新资料还大大激发了西方年轻人了解和研究早期中国的热情，罗越、张光直（Kwang-chih Chang））、林巳奈夫这一辈学者在二十世纪七十到八十年代之间培养出如贝格立（Robert W. Bagley）、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宫本一夫以及罗森（Jessica Rawson）等等一批学者，这些学者和他们的学生影响到当今西方乃至全球范围学术界对早期中国和中国青铜器的研究。

大量及长时段中国青铜器的收藏与研究，也会让学者们从学术史的角度审视这一领域。艾兰教授（Sarah Allan），罗覃（Thomas Lawton）馆长都从学术史的角度讨论过海外收藏及研究的进展。国内的学者更多的是介绍海外收藏情况，这方面比较全面的内容，是朱凤瀚先生在他主编的两部青铜器综述大著里，都对海外中国青铜器收藏与研究情况有较为全面的介绍。更多的学者是在某一专题中，介绍和讨论西方学者的研究。这些内容都是我们了解海外及港台中国青铜器状况的直接资讯。

二、欧洲

西方世界中最早开始收藏中国青铜器的是法国人。按照罗覃的研究，真正的青铜器收藏应该是从法国人开始。法籍意大利人赛努奇（Henri

Cernuschi）在二十世纪末年到中国旅行，增加了他对中国青铜器的认识和了解。不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欧洲收藏中国青铜器的中心则是在英国。关于欧洲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李学勤先生《欧洲所藏中国青铜器遗珠·前言》中列举有不少。

中国青铜器在法国巴黎有两个很有名的收藏博物馆——吉美和赛努奇，后者也被译作塞努奇、色努奇、色努施奇等等不同的名称。

吉美博物馆亦即吉美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Guimet，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位于巴黎市第16区。吉美博物馆成立于188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法国国家博物馆重组，卢浮宫（Musée du Louvre）的东方文物包括中国玉器以及少量青铜器与吉美的古埃及文物对调，吉美成为国家博物馆之下的东方博物馆。博物馆的中国收藏强于青铜器、陶瓷和佛教等方面文物，这些主要是来自博物馆创建人、里昂工业家埃米尔·吉美（Émile

Guimet）的私人收藏，同时也有少量来自新购藏品。2015年，吉美将新购的出自中国甘肃礼县大堡子山秦国贵族墓地的32件金箔归还给中国。青铜器是吉美中国收藏的重要部分（图三），重要的青铜器有兽面纹象尊、梁其钟、洛阳马坡出土的夨令簋以及山西浑源出土的一批青铜器等等。兽面纹象尊长96厘米，是商时期最大的动物型青铜器（《全集》四、131），应该是出自长江中游一带。2004年上海博物馆曾经借展吉美象尊，并印刷有展览图录。博物馆最新的图录是世纪之交出版的两本研究性的图录：《中国古代青铜器》（Bronzes Archaïques de Chine）和《青铜、金、银——中国的奢华艺术》（Bronze, Gold and Silver - The Sumptuous Arts of China），分别介绍商至西周、东周青铜等金属器。吉美博物馆也经常组织规模很大的展览，如2013年举办的玫茵堂青铜器专题展览。

赛努奇博物馆（Musée

Cernuschi）以赛努奇本人名字命名。1896年，赛努奇将其收藏的东方文物捐赠给巴黎市，随后建成巴黎市立博物馆开放。博物馆两层展室规模并不大，但中国青铜器特别引人注目（图四），其中的精品包括虎食人卣、虢文公子鼎、三耳的史簋等。虎食人卣原来属于德国商人瓦切（Edgar

Worch），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法国政府没收拍卖，赛努奇博物馆于1920年购入，因此赛努奇本人生前并没有见过这件博物馆镇馆之宝。1998年上海博物馆以馆藏牺尊换展虎食人卣，并印刷有彩色画册。赛努奇博物馆也出版有专门的青铜器图录《赛努奇博物馆馆藏中国青铜器》。

法国对东方文化一直很感兴趣，早在十八世纪，法国就兴起了对中国和日本文化和艺术的热潮。法国汉学学者都有很好的中文水平，当代学者中杜德兰(Alain Thote)对东周青铜器、风仪诚(Olivier Venture)对出土文献都有丰富的著述。中法之间似乎也有较多的亲近感，前法国总统希拉克（Jacques René Chirac）本人还深爱中国青铜器，卢芹斋1927年专门将其住所“彤阁”建在巴黎市中心（图四）。彤阁距离赛努奇博物馆不远的蒙梭（Monceau）公园旁，中国风格的色调和外形在巴黎奥斯曼式建筑中格格不入，有如卢芹斋复杂的人生特性，但近百年的彤阁似乎在巴黎市民心目中越来越没有违和感。

英国是欧洲另一个收藏有较多中国青铜器的国家。英国在二战前政治、经济等领域处于世界引领地位，也成为中国青铜器收藏和交易的中心。在英国伦敦举办的多次展览活动，也极大地推动了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特别是青铜器的认识。早在1878年，布莱顿艺术俱乐部（Burlington Fine Arts Club）就曾经将中国与日本艺术品一同展出，这是海外首次以中国艺术品为主题的展览，也标志着当时西方社会对东方传统艺术兴趣从日本向中国的转移。50多年之后，皇家艺术学院（Royal Academy of Arts）举办了由民国政府组织参加的1935—1936年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在海外引起巨大的反响，其时中国古物在西方已经有十分广泛的市场。

目前在英国有三家博物馆收藏中国青铜器较多，他们是大英博物馆（British Museum）、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简称V&A）和康普顿-沃尼博物馆(Compton Verney)。前两家博物馆在伦敦，后一家在华威郡（Warwickshire）。

大英博物馆是世界上最卓著的博物馆，从建筑到收藏都可作如是说。博物馆藏品非常庞大，其中中国文物2.3万件，也是海外收藏中国文物最多的博物馆，女史箴图等中国书画、汝窑瓷器、敦煌壁画等均为重要藏品类别。中国文物展览是在博物馆第33号展厅，据香港收藏家何鸿卿资助而名为“何鸿卿爵士东方文物展厅”。2017年在罗森(Jessica

Rawson)教授的主持下更新了中国展陈，但仍然保留此前的多层橱柜式陈列传统（图五）。大英博物馆中国青铜器的数量并不特别多，不过重要的器物不少，如晚商双羊尊（《全集》四、133）、西周康侯簋（《全集》六、30）、一批春秋晚期侯马风格青铜器等等。博物馆没有出版过专门的中国青铜器图录，两任中国部主任罗森、霍淑吉(Jessica Harrison-Hall)分别以馆藏的中国文物为基础，出版过研究中国青铜器和中国历史的专著《中国青铜器：艺术与礼制》、《中国：透物见史》。

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是规模仅次于大英博物馆的第二大国立博物馆。博物馆创建于1852年，陶瓷、书画等中国文物收藏都较丰富。青铜器的数量不多，商周之际的鸟尊、大兽面纹卣是其精品。和大英博物馆一样，维多利亚与艾伯特博物馆的青铜器也多是不同收藏家的捐赠，前述青铜器即来自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尤摩弗帕勒斯是二十世纪初世界顶尖的收藏家之一，他的藏品包括青铜器更多地捐赠给大英博物馆。尤摩弗帕勒斯与其他收藏家、学者过从甚密，他收藏的陶瓷、青铜器、书画、壁画出版图录即有十一册之多，其青铜器等图录三册由著名东方艺术史家叶慈（W. P. Yetts）编撰。

康普顿-沃尼博物馆是一家新兴的博物馆，为摩尔斯爵士（Sir Peter Moores）的基金会2004年创办。博物馆改建自十五世纪沃尼家族的庄园（图五），在北欧艺术品、文艺复兴前后雕塑、英国民间艺术等方面收藏都很出色。中国青铜容器、铜镜近百件，收藏号称欧洲前三强，在2007年苏富比纽约的奥尔布赖特-诺克斯美术馆(Albright-Knox Art Gallery, Buffalo)中国艺术品专场上春拍中，该馆以810.4万美元买下枭纹方斝（图五），创下当年纽约苏富比中国艺术品的最高拍卖纪录。

英国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中国青铜器收藏。牛津大学（University of Oxford）的阿什莫林博物馆（Ashmolean Museum）收藏的中国青铜器精品不多，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曾出版过青铜器图册。爱丁堡苏格兰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Scotland，Edinburgh）、威廉-菲茨博物馆(Fitzwilliam Museum，Cambridge)、巴斯东亚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EastAsian Art，Bath）、格拉斯哥布雷尔收藏馆（the Burrell Collection, Glasgow）、布里斯托市立艺术博物馆（City Museums & Art Gallery，Bristol）都有少量中国青铜器。作为鸦片战争后与中国联系密切的西方强国，英国收藏的中国文物深厚，未见著录的青铜器常会偶见于国际拍卖会，如2018年英国坎特伯雷拍卖行（Canterbury Auction Galleries）拍卖的春秋早期盉“虎鎣”。

作为曾经在国际上对东方最有影响力的西方国家，今天的伦敦也仍然是中国文物国际贸易中心。伦敦是佳士得、苏富比这样国际综合性拍卖大公司的总部所在地。伦敦也还有一些主要经营亚洲或中国古代艺术品的公司，埃斯肯纳齐（Eskenazi）和戴克成（Christian Deydier）这两家就是以经营中国青铜器为主业的著名公司。

埃斯肯纳齐家族原来是一家意大利古董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在伦敦（克利福德街10号，Clifford Street 10）发展并逐渐成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文物公司。现任老板朱塞佩·埃斯肯纳齐（Giuseppe Eskenazi）以其出色的文物鉴别和鉴赏能力享誉收藏界，他的拍卖品在国内知名的有天价的成化斗彩鸡缸杯、元代青花瓷鬼谷子下山。埃斯肯纳齐经营过二里头兽面纹牌饰、亚盉父丁爵、伯矩簋等重要青铜器。

法国人戴克成家族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伦敦市区以繁华、众多艺术画廊闻名的蒙特街（Mount Street）开了一间古董店，经营的青铜器为主，包括近年出现的伯希和（Paul Pelliot）曾经收藏的西汉鸟虫书错银壶。2015年，继吉美博物馆向中国归还礼县大堡子山出土金箔之后的两个月，戴克成也归还了同一地点出土的金箔24件。

德国也有多家中国青铜器收藏，但缺乏大宗收藏的博物馆或收藏家。德国有以下几家博物馆收藏中国青铜器较多且较精，科隆东亚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Ostasiatische Kunst, Cologne）收藏的晚商时期青铜器较多精品，如兽面纹分裆大斝（《全集》三、54）、兽面纹方彝与方觚（《全集》三、54、128）、兽面纹大钺（《全集》三、195），以及春秋时期的成套编钟等。慕尼黑国立民族学博物馆（Museum Funf Kontinente，Munich)收藏的晚商时期大兽面纹鼎、鸢方罍，斯图加特林登博物馆（Linden-Museum, Stuttagrt）收藏的晚商时期兽面纹大口尊、兽面纹鼎。其他如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siatische Kunst, Berlin）、法兰克福应用艺术博物馆（Museum für Angewandte Kunst, Frankfurt）也藏有一些中国青铜器。

瑞士虽是中欧小国，但和平的环境和发达的经济，使其艺术和博物馆都颇为发达，也有非常突出的中国文物收藏。苏黎世莱特博格博物馆（Museum Rietberg, Zurich）地处苏黎世莱特博格花园（Rietberg Park）内，博物馆早在1952年就已开放，改建后的博物馆地面只有小规模的二层建筑，展厅与库房大部分沉降在地下。展厅全玻璃柜式陈列简洁现代（图六），文物库房也同样以密集仓储的方式对外（图六）。这里相当于瑞士的东方博物馆，中国收藏数量与品质俱高，有新石器彩陶、青铜器、佛像等。该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从晚商至战国青铜器质与量均较高，至少在数量上可与吉美博物馆相比肩。

瑞士还有一家著名的私人收藏玫茵堂（Meiyintang），是裕利兄弟（Stephen Zuellig &Gilbert Zuellig）合伙的收藏，“Meiyin”堂是合伙人瑞士家乡Meienberg之名“Meien”堡的谐音。玫茵堂的收藏规模颇大，中国瓷器、书画、青铜器等都很强。裕利之兄爱好青铜器，所收藏不同时期青铜礼器即超过百件。玫茵堂二里头和二里冈时期的青铜器可能是海外最出色的收藏，如二里头文化时期的两件爵、一件角和一面绿松石牌饰。玫茵堂收藏在出版图录之前颇为神秘，其后在多地进行展览，包括前述在吉美博物馆的展览。近年，不同的拍卖目录上常见玫茵堂藏品，表明该收藏正在流散中。

瑞典一直是有汉学研究传统的国家，古斯塔夫(Oscar Gustaf Adolf 1858-1950)从王储到五世国王一直都很喜好中国文化，其子古斯塔夫六世学习和研究考古与中国青铜器。瑞典除了国家博物馆（Nationalmuseum，Stockholm）收藏少量中国青铜器之外，重要的是斯德哥尔摩远东古物博物馆（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Stockholm,简称MFEA）。该馆是欧洲最大的东方博物馆之一，1990年开始在机构上并入东方博物馆，但博物馆仍在原址独立开放（图七）。博物馆收藏丰富的中国青铜器，继安特生（Johan Gunna Andersson）之后，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在1939-1959年接任该馆馆长，他继续加强了馆藏中国青铜器，并发表系列介绍和研究博物馆青铜器的论文。高本汉是位多才的汉学家，特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很大。他认为中国青铜时代早期纹饰是由具象到抽象发展，并和罗越展开争论。远东古物博物馆还有部分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 的收藏，卡尔贝克曾任京沪铁路浦口路段总工程师，工作的机会使他收藏有一批中国铜镜、青铜容器和陶范。他最早论述中国青铜器是范铸而不是失蜡法，影响深远。他的铜镜收藏也是高本汉其后讨论“淮式镜”或“淮式”青铜器称谓的缘起。

欧洲其他一些博物馆也收藏中国青铜器，如丹麦国家博物馆(Danish National Museum, Göteborg)、捷克国家美术馆亚洲馆（Kinsky Palace of National Gallery, Prague）的收藏出版有图录。其他还有意大利国立东方艺术博物馆（Museo Nazionale d’Arte Orientale, Rome）、荷兰国家博物馆（Rijksmuseum, Amsterdam）、比利时皇家艺术与历史博物馆（(Museesroyaux d’Art et d’Histoire，Brussels）等等。

一般在文化上被视为欧洲国家的以色列，其国家博物馆(Israeli national museum)收藏有中国青铜器包括春秋早期的楚大师编镈11枚，同时期的楚国青铜器目前还没有在考古发掘中出土。

欧洲大陆除了有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外，也有一些古董商的收藏。近年来非常知名的经营中国青铜器的古董商，是比利时的吉赛尔女士（Gisèle Croës）。

三、北美

中国青铜器在北美地区的收藏主要是美国。美国在一战前后经济取得了空前的成就，资本的积累引发对艺术品收藏的热潮。除了欧洲艺术品之外，许多中国文物流入美国，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都是这一时期中国青铜器的大买家。二战后，美国经济和政治实力领跑全球，在中国青铜器重新整合中形成新的大型收藏，如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中国改革开放后文物外流，当然也会在美国形成一些新的藏家。应该强调，收藏这些走私文物从国际法层面而言属于非法。

无论是从收藏单位、还是收藏数量和品质来说，美国都是海外收藏中国青铜器最重要的国家。以下按国家级博物馆、各地博物馆、大学博物馆、私人收藏几个层面来介绍中国青铜器在美国的收藏情况，也顺便介绍纽约的青铜器贸易公司。

在华盛顿特区美国国会大厦之西，分布着两排博物馆群。其中的大部分，是由史密松学院（Smithsonian Institution）主管的各类国家博物馆。弗利尔美术馆（Freer Gallery of Art）和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 Gallery）是其中关于亚洲艺术的博物馆。这两家博物馆馆舍和收藏都彼此独立，不过其位置毗邻，建筑主体都在地下且有通道相连，管理机构也是一体的。

弗利尔美术馆是由收藏家、企业家弗利尔（Charles Lang Freer）捐建。弗利尔最初收藏西方绘画等艺术品，到中国旅行后痴迷于中国艺术。他应该是海外收藏中国青铜器精品最多的收藏家，据说当卢芹斋出售文物时，弗利尔往往出价最高，所购青铜器也最精。1906年弗利尔通过与美国政府谈判，捐出所藏文物、并在国会山前捐建博物馆（图八）。1923年，弗利尔美术馆对外开放。虽然弗利尔留有美术馆所藏文物不得出馆的规定，但他强调对收藏的研究、特别是对学者的开放研究。弗利尔美术馆早在1951年就成立了美国博物馆系统里最早的实验室，这里目前也是开放给学者观察实物研究、体验感最佳的博物馆。美术馆在1967年由当时的馆长蒲柏（John Alexander Pope）主编出版图录，其后出版了由首任实验室主任盖滕斯（Rutherford John Gettens）主编的青铜器技术观察，后者的研究至今仍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盖滕斯后任的实验室主任齐思（W. Thomas Chase）着重研究青铜器物理特性在中国青铜器中的体现，并多有成果。

赛克勒（Arthur M. Sackler）在医学领域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并由此获利于医药经营，他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收藏中国和日本文物，在七十年代将其收藏捐出成立史密森学会赛克勒美术馆，1987年美术馆对外开放（图九）。此外，赛克勒还捐建了哈佛大学赛克勒博物馆（1985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1993年）、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赛克勒艺术长廊，以及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赛克勒收藏。赛克勒去世后，其家族拍卖了他尚未捐赠的中国青铜器等文物达188件。

赛克勒除非常注重组织学者对青铜器进行研究，围绕他的青铜器藏品先后出版有贝格立《赛克勒藏商代青铜礼器》、罗森《赛克勒藏西周青铜礼器》、苏芳淑（Jenny F. So）《赛克勒藏东周青铜礼器》这样的三本大型图录。这三本赛克勒藏品的图录被西方学者认为是西方研究中国青铜器的里程碑式作品，直到现在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仍然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青铜器经常参考的著作。

弗利尔和赛克勒收藏青铜器精品非常多，在《全集》中也有较多著录，国内很方便查阅。

有意思的是，虽然赛克勒经常收藏中国青铜器，但他本人收藏时都会听取好友辛格（Paul Singer）的意见。辛格本人也有少量收藏包括有两件二里头文化铜牌饰，他的收藏也捐赠给了赛克勒美术馆（图九）。辛格本人还出过关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著作。

美国各地博物馆拥有中国青铜器收藏的很多，以下依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别由北及南介绍。

东部地区首先是波士顿艺术馆（Museum of Fine Arts Boston,简称MFA Massachusetts）。波士顿艺术馆的亚洲文物收藏和早期一名日本馆长有关，所以它的日本文物收藏都很丰富。中国青铜器的数量比较多（图十），但是没有出过专门的图录。比较重要器物包括戴家湾出土长梁卣、金村出土的人持物像等。

大都会艺术博物馆（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简称Met）是世界三大博物馆之一，各类收藏尤其埃及、两河流域以及希腊罗马等古典艺术品都很著名。大都会的中国收藏在佛教、书画、陶瓷、青铜器方面都很强，并经常举办有影响力的中国古代艺术展览，如最近由其亚洲部中国艺术主任孙志新策划的“帝国时代——中国古代秦汉文明展”。大都会开始介入中国艺术品的收藏是在二十世纪初，当时的中国艺术品代理人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长期活动于中国，他的一个重要收购是端方所藏的宝鸡出土的柉禁成组铜器。福开森对中国青铜器很感兴趣，在三十年代组织中国学者对当时的中国青铜器按照铭文字数为序编撰目录，出版了《历代著录吉金目》。大都会在二战后又陆续得到了一些私人藏家的捐赠，比如摩尔斯（Morse）的捐赠，这样使其中国青铜器收藏在海外居于前列，重要的青铜器除柉禁之外，还有晚商兽面纹大瓿、觥、方彝，以及周代龙纹方壶、楚王盏等（图十），《全集》对其青铜器收藏多有著录。

纽约的亚洲协会美术馆（The Asia Society Galleries）也有不错的青铜器收藏，这主要是来自洛克菲勒家族的洛克菲勒三世（John D. Rockefeller 3rd），他是石油大亨洛克菲勒之孙，其部分青铜器如有地方特色的晚商大兽面纹提梁卣来自日本旧藏。

美国东部地区一些大型博物馆如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History，New York）、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BrooklynMuseum of Art, New York）、巴尔的摩美术馆(The Baltimore Museumof Art, Maryland)等等。

在美国中部偏北，有好几家博物馆以中国文物收藏著名。位置最北的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Minneapolis Institute of Arts,Minnesota）中国收藏主要来自皮尔斯伯里（Alfred F. Pillsbury）（图十一）。这里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和玉器的数量都比较多，青铜器曾出版过一本中国青铜器的图录，是由高本汉执笔。

美国中部最大的博物馆是芝加哥艺术研究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Illinois）（图十一）,该博物馆的印象派、美国现代艺术很强。中国青铜器主要是来自白金汉（L. M. Buckingham）的捐赠，该收藏在中国很有名还因为陈梦家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作为访问学者旅居芝加哥，并和博物馆亚洲部主任凯莱合作编撰藏品图录。2018年博物馆亚洲部主任汪涛策展《吉金鉴古：皇室与文人的青铜器收藏》并召开学术研讨会，反响较大。

芝加哥同城的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是一家融自然和人文艺术为一体的博物馆（图十二），馆内中国收藏有不少早期青铜器和玉器、隋唐及其后文物。

美国中部堪萨斯城（Kansas City）有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馆（Nelson-Atkins Museum of Art, Kansas）（图十三）。堪萨斯城以爵士乐、烧烤闻名，纳尔逊则是以收藏中国书画、佛教、青铜器等文物见长，如著名的洪洞广胜下寺的元代壁画《炽盛光佛经变》。该馆丰富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得益于早期馆长西克曼（LaurenceSickman）对东方艺术的兴趣。西克曼是学东方艺术史出身，他经手和收藏了许多重要的中国青铜器，如颂簋、成王方鼎、 伯簋等，部分青铜器的真伪之辩今天仍然还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堪萨斯城之东，有美国中部另外一家重要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圣路易斯艺术博物馆（Saint Louis ArtMuseum, Missouri）。这里中国青铜器的数量比较大（图十三），并在九十年代出过一本很好的研究性图录，是欧美地区首次使用CT技术分析中国青铜器，并得到很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中部地区还有一些博物馆收藏中国青铜器数量不多，但常有少量精品的，如克利夫兰艺术博物馆（ClevelandMuseum of Art, Ohio）、辛辛那提艺术博物馆（Cincinnati Art Museum,Ohio）、底特律艺术博物馆(Detroit Institute of Art, Michigan)、印第安纳波利斯美术馆 （Art Museum of Indianapolis，Indiana )等等。

在美国的西部大体顺延西海岸分布着一些重要城市，这些城市差不多或多或少都收藏有中国青铜器。美国最西北的城市西雅图，是一些知名的国际大公司总部所在地，如波音（Boeing）、亚马逊（Amazon）甚至是星巴克（Starbuck），城市富足。西雅图艺术博物馆（Seattle Art Museum,Washington）环境静谧，它所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数量不是很多，但也有一些不错的藏品，出版过专门的图录。

美国西部最有名的中国收藏当然是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Asian Art Museum of SanFrancisco, California）（图十四），该馆收藏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印度文物丰富。青铜器研究专家许杰入主博物馆后，组织了多场和中国青铜时代相关的展览。中国青铜器是来自布伦戴奇（Avery

Brundage）的捐赠。布伦戴奇是芝加哥人，但机缘巧合让他将收藏捐赠给了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布伦戴奇青铜器也是在二十世纪初购入，和弗利尔收购风格不同，他经常是成批入手，因此差不多可以说他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是海外数量最大的。1977年博物馆出版过一本小册子介绍其青铜器，国内早年也有文章介绍过布伦戴奇的收藏，可以说基本上没有反映出布伦戴奇收藏数量与品质。不过布伦戴奇的青铜器在《全集》中有一些著录，其中的小臣犀尊，是中国青铜器中少见的写实性作品。

美国西部最大的城市洛杉矶当代艺术和希腊罗马艺术收藏都很丰富，中国文物则只见于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LosAngeles County Museum of Art, California）。这里中国青铜器特别是东周时期的青铜器数量不少，但精品不多。但该博物馆有很好的实验室，其中梅耶尔(Peter Meyers)所做的青铜器分析很有价值。

西部其他如波特兰艺术博物馆（Portland Art Museum, Oregon）、圣迭戈艺术博物馆(San Diego Museum of Art, California）也有少量中国青铜器。

美国的大学以私立为主，会得到很多私人和基金的资助。美国遗产继承法和税收体制也激励艺术品流向包括大学博物馆在内的机构，这也是美国各地博物馆都可常见中国青铜器收藏的社会背景。美国大学的博物馆比较发达，一所大学有的有几座不同类型的博物馆，在艺术类博物馆展陈中常常可见几组中国青铜器，地理位置比较偏僻如康奈尔大学、比较富足如斯坦福大学，都是如此。斯坦福大学博物馆（Leland Standard Junior Museum）就展陈有十几件晚商和东周时期青铜器。以下重点介绍三家大学博物馆。

 

美国大学中规模最大的博物馆是在哈佛大学，其中的艺术类被称为哈佛艺术博物馆群（Harvard ArtMuseums）,包括有三家博物馆。中国收藏在博物馆群中过去常在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和赛克勒博物馆（Arthur M. SacklerMuseum）之间切换，2014年新的博物馆群在福格博物馆的基础上扩建开放。扩建的当代风格与古典式旧馆结合，是新世纪北美地区许多博物馆扩建的作法（图十五）。中国青铜器在其中有一个专门的展厅（图十五），这些藏品多是来自温思诺普（Grenville L. Winthrop）。温思诺普和弗利尔类似，从西方兴趣转向中国，他的中国青铜器、玉器收藏在美国名列前茅。温斯鲁普的中国青铜器不少晚商精品，如其在《全集》中有著录的两件觥、兽面纹鼎以及方彝等。东周青铜器也有较多高品质器物，其中一些应该是来自金村大墓。大量的晚商兵器其上多有镶嵌绿松石或者玉与铜合体，应该是出自殷墟王陵区。温斯鲁普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没有专门的图录，除了介绍他的收藏著作中稍有录入之外，在一些藏品介绍中也所涉及。

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Princeton University Art Museum）的中国收藏在青铜器、书画、宋元时期文物方面都很强。由于收藏受到过赛克勒的资助，不少文物都标识为赛克勒收藏，如赛克勒西周铜器图录封面上的西周早期觥（图十六）。实际上大部分的中国青铜器收藏来自其他二人，并出版过相关的图录。博物馆也有一些新的收购，如战国青铜人擎灯。

耶鲁大学美术馆（Yale University Art Gallery）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数量也不少，但在美术馆展陈不多，有一些重要中国青铜器如晚商的鸟形尊、西周长铭虎簋等（图十七）。

中国青铜器在美国的私人收藏，基于前述遗产继承法的背景，往往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之后崛起的收藏。在芝加哥市郊建有私人博物馆的藏家麦凯林（Barry MacLean），其藏品以东亚青铜器如铜鼓最为出色，中国的青铜器数量可能超过了两百件，并在私人博物馆中展示。纽约的李昂布莱克（Leon Black）可能是20世纪下半叶美国新崛起的最大中国青铜器藏家，其藏品较为神秘，目前图录没有问世，不过偶尔有青铜器出现在一些展览上，比如一件西周的神面纹簋（图十七）。此外，上海博物馆青铜器展览中见有他捐赠的晋式龙纹壶。

纽约华裔收藏家范季融夫妇首阳斋所藏的中国青铜器，曾经在纽约布鲁克林博物馆（Brooklyn Museum,New York）、上海博物馆做过展览并出版图录。

美国还是国际青铜器的流通中心。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苏富比、佳士得等大拍卖公司的国际化发展，伦敦作为国际艺术品贸易中心的地位日趋下降。至八十年代，纽约已经成为新时期的中心。在纽约曼哈顿（Manhattan）著名的第五大道（the Fifth Avenue）及近旁的繁华地段，分布着多家艺术品公司。近十年来，纽约的三月和九月都会举办春秋两季亚洲艺术周，各家文物、艺术品公司都会进行售前展示，成为艺术周的一项吸引人的重要活动。纽约亚洲艺术周差不多每年都会有一些重要的中国青铜器交易，并逐渐成为对中国青铜器收藏影响最大的活动。各公司售前预展一般还会出版印刷精美的图录，积年来这些图录、尤其是苏富比和佳士得出版的海量图录，是了解中国青铜器在海外的收藏及流向的重要资料。

在纽约，总部都设在伦敦的苏富比（Sotheby’s）和佳士得（Christie’s），是从事中国青铜器拍卖最重要的两家世界级拍卖公司。苏富比拍卖行最早成立于1744年，创始人为英国书商萨姆·贝克（SamuelBaker），是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的拍卖行之一。前些年汪涛在主持苏富比纽约中国部时，组织了若干次比较重要的中国青铜器拍卖。对其中部分青铜器，笔者和汪涛合作在2011-2015年《南方文物》发表过系列研究文章。佳士得是苏格兰人詹姆士·佳士得（James

Christie）1766年在伦敦创办，是最早的艺术品拍卖公司。著名的皿方罍的两次拍卖都是佳士得组织的，并两次创中国艺术品拍卖纪录，其中2013年在拍卖前湖南省博物馆成功地回购皿方罍，在国内形成了很大的影响。

纽约还有一些主营中国艺术品的古董商，如已经过世的安思远（Robert Hatfield Ellsworth），他因售《淳化阁帖》给上海博物馆和出资保护安徽古民居而在国内知名，经手的中国青铜器比较多。另一位蓝理捷（J.J.Lally）是原佳士得纽约的中国瓷器部资深雇员，1986年创办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他的经营以陶瓷为主，但也经常涉猎青铜器。

北美地区的另一个国家加拿大，其中国青铜器收藏集中在多伦多市的皇家安大略博物馆（Royal OntarioMuseum, 简称ROM）。该馆是国际上少数的自然和人文收藏并重的大型博物馆，其亚洲文物特别是中国文物收藏十分丰富，至少晚商时期青铜器在数量上是北美地区最多的，这是因为有两位二十世纪前十余年在中国从事宗教活动的怀履光（WilliamCharles White或称Bishop White）和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怀履光在民国初年在开封地区任主教，明义士则在安阳地区任牧师，他们为皇家博物馆获取的甲骨文在海外最多。明义士利用传教之便，在安阳直接购买殷墟青铜器，他还收藏有一批安阳陶范。怀履光回国后担任皇家安大略博物馆中国部主任，基于该馆收藏的青铜器写过中国青铜文化的著作。

四、日本

因为近邻而在文化上密切的交流，日本是海外真正意义上最早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国家。1848年市河米庵编的《小山林堂书画文房图录》，其中第八册录有几件中国青铜器，这是日本最早著录中国青铜器图录，也是最早的中国青铜器外文图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体制与公司的重组，又因九十年代经济危机下藏品大量外流，中国青铜器收藏也经历了较大的变化。不过，目前日本仍然是海外仅次于美国的中国青铜器收藏国，其收藏主要集中在京都为核心的关西地区和东京为核心的关东地区——分别为古今两个都城地区。以下按区域分述。

关西地区收藏中国青铜器最重要、也是最早的是住友家族，早在1903年就在东京国立博物馆的前身帝室博物馆参与中国青铜器展览并出版图录。1960年住友家第16代吉左卫门捐献其藏品并资助成立泉屋博古馆。“泉屋”是源自住友家在江户时代经营冶铜业的字号，甚至其制作青铜器在明清时期还出口到中国。“博古”出自宋代金石学图录《宣和博古图》。泉屋博古馆位于京都南禅寺附近的东山鹿之谷（图十八），近年又在东京设有分馆。位于京都的本馆博物馆常设中国青铜器的展览，一年会有两个季度作展出。泉屋的中国青铜器数量达500余件, 其精品如商时期的虎食人卣（《全集》四、152）、夔神鼓（《全集》四、179）和兽面纹觥（《全集》四、79），西周时期的楚公家钟、氏编钟等等，也还包括一大批精美的青铜镜。泉屋虎食人卣和赛努奇博物馆所藏的极为相似，我们曾经做过全方位的对比，这两件卣还被认为是出自湖南宁乡一带。泉屋博古馆作为大宗中国青铜器的海外收藏，非常注重青铜器的著录和研究。馆藏中国青铜器图录《泉屋清賞》是从二十世纪初开始编辑，已经刊行过十几个版本。目前最新的是现任馆长广川守2002年编辑的全彩版图录。和前任诸位馆长一样，广川守也是研究青铜器的学者，他还和国立九州博物馆合作，将泉屋博古馆大部分青铜器进行CT扫描研究。因为苏荣誉先生的推动，泉屋CT研究在国内很快就有了译作《泉屋透赏》出版。CT扫描设备在遗物研究中作用很大，日本一些大型考古和博物馆机构如九州国立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奈良文化财研究所都有安装。

奈良国立博物馆是关西地区另一家中国青铜器收藏较多的博物馆。该馆的收藏以及东京国立博物馆的收藏都来自于一位著名的古董商坂本五郎。坂本五郎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数量非常大，1968年，为庆贺东京国立博物馆东洋馆的开馆，坂本以他母亲的名义捐赠10件青铜器给东京国立博物馆。2002年坂本又捐赠近400件青铜器给奈良国立博物馆（图十九），使后者目前收藏的中国青铜器数量在日本仅次于泉屋博古馆。奈良国立博物馆重要收藏有西周早期带长梁的提梁卣——这是长梁卣中体量最大者，高51.4厘米，体量高大的鼎——也是目前海外所藏中国青铜器中最大的鼎，通高80厘米，还包括西周晚期的长铭伊簋等等。

天理市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主要收藏世界范围的民俗文物，这是因为天理教的宗教背景。该馆也收藏较多中国文物精品（图二十），如甲骨、陶瓷器、壁画以及青铜器等等。中国青铜器数量从商到东周时期都较多，其中重要的有圅黄父簋、神面纹尊以及一些南方特征的青铜器包括李三孤堆出土的提链炉。

大阪市之南和泉市的久保惣纪念美术馆，依托以棉纺织品为支柱的家族企业久保惣株式会社，收藏有丰富东、西方艺术品。第三代久保惣太郎将藏品捐赠给和泉市，新建的庭院式馆舍在1998年对外开放（图二十）。博物馆收藏中国青铜礼乐器30余件，其中兽面纹大斝、错红铜凤纹壶等较为重要。

位于日本滋贺县甲贺市的美秀博物馆 (Miho Museum)环境与建筑设计优美。博物馆的创办人为小山美秀子,环境和建筑由著名的美籍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中国青铜器重要收藏是战国至西汉时期错金银青铜器，包括一批相信是出自洛阳金村战国大墓的青铜器，如错金银虎形案架、龙形带钩，金箔错绿松石琉璃壶等。

神户市的白鹤美术馆收藏以晚商西周早期青铜器见长，《全集·三》著录有该馆收藏的不少晚商青铜器，如两件风格不同的兽面纹方卣、兽面纹觥等。

关西地区还有几家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如京都的有邻馆藏品，奈良的宁乐美术馆则藏有兽面纹大口尊及大斝等青铜器，大阪市立美术馆也有少量的中国青铜器，是来自山口谦四郎的旧藏。京都大学的综合博物馆和人文科学研究所都有少量中国青铜器。大阪市藤田美术馆藏中国青铜器很强，为筹集博物馆运行资金，该馆将方尊、方罍、瓿、觥4件青铜器交2017年纽约佳士得春拍，拍卖价格近9亿人民币（图二十一）。

关东地区最重要的博物馆当然是东京国立博物馆。不过该馆中国青铜器收藏不多，如前所述主要是来自于坂本五郎的10件青铜器捐赠。这些捐赠当年经由水野清一挑选，均为精品（图二十二），其中著名者有高65.3厘米的兽面纹三羊大口尊，高60.7厘米的兽面纹大瓿，以及高53.4厘米、出自李三孤堆的铸客为集醻大鼎。

根津美术馆1940年由铁路实业家根津嘉一郎创办、位于东京表参道高档街区青山，早年藏品图录据此命名。美术馆是知名建筑师东京大学教授隈研吾设计、2009年建成，环境与馆舍幽静雅致（图二十二）。美术馆收藏以茶道和佛教文物为主，后者如天龙山佛像。中国青铜器的数量不多，但品质非常高。比如三件青铜方盉（图二十二），三器鋬处的器壁各有左、中、右徽识铭文，三器高大，高度在71.2-73厘米之间，这样大体量的酒器当然是出自商王墓葬。根津美术馆馆藏的中国青铜器精品还有双羊尊《全集》四、132），与大英博物馆的双羊尊形制相同，都可能出自湖南地区。最近根津美术馆做了一个小型的展览，将两件双羊尊放在一起展览和研究（图二十二）。

出光美术馆位于东京市区，中国青铜器收藏有不少重器，包括有传于二十世纪初出于洛阳的鼎、《西清古鉴》著录的觥等。因为财政问题，不少青铜器被出售。

东京还有一家比较有名的收藏是在书道博物馆，该馆比较注重青铜器的铭文。

综上所述，日本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博物馆，在关西地区，有京都泉屋博古馆、京都有邻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奈良宁乐美术馆、天理大学天理参考馆、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大阪市立美术馆、藤田美术馆、白鹤美术馆，京都大学综合博物馆以及人文科学研究所、宁乐美术馆、美秀美术馆。在关东地区，有东京国立博物馆、根津美术馆、书道博物馆、出光美术馆、福冈市美术馆、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九州大学文学部考古学研究室。

日本经营中国青铜器的古董商，除了近代的山中商会、当代的坂本五郎不言堂，知名的还有兵库县以电器公司起家的千石唯司。千石唯司的中国古代青铜器收藏始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其藏品除了非常精彩的中国古代青铜镜之外，青铜礼器也多有精品，如晚商时期的兽面纹觥、兽面纹大斝、战国时期狩猎纹壶、错金银云纹鼎等，当然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中国国家博物馆购入的子龙鼎。千石唯司本人对其藏品颇为开放，不少学者曾有幸进入他的收藏室观摩，他受到学者们的影响而拿出青铜器开办展览，并请学者主持编撰展览图录。

承袭日本近代崛起所收藏的中国文物，又得益于当代经济繁盛收购的西方艺术品乃至古埃及文物，文物保护、文物收藏和博物馆建设都在日本得到了高度发展。受传统文化的影响，日本博物馆特别是私人博物馆重视建筑及环境的设计，一般都将博物馆和展陈环境布置得幽静雅致，即便是在闹市中也有此追求。博物馆一般都努力出版藏品图录，收藏家和古董商都注重学者对藏品的意见，形成较好的互动氛围。

日本学者向来重视对中国的研究，在青铜器领域成就尤其卓著。早期学者如梅原末治所做的研究主要是搜集在欧洲和日本的中国青铜器图像与收藏情况资料，如前所述的《歐米蒐儲支那古銅精華》、《日本蒐儲支那古銅精華》，梅原末治的这两部巨著图片以及印刷质量俱高，具有很高的资料乃至文物价值。出版这两部图录的，正是民国初年将大量文物售往中国境外的山中商会。另外一位著名的学者是京都大学林巳奈夫教授，他对中国青铜器、玉器等都有影响很大的研究。1984-1989年间由吉川弘文馆出版的三部系列《殷周靑銅器綜覽》，是林氏关于中国青铜器研究的巨著。林氏关于器物分类、断代、纹饰等方面的研究展现了极高的水平，其中第一部分类收录商至春秋前期青铜器，收录各类器物繁多，是研究青铜器很好的参考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已翻译出版该书。东京大学松丸道雄，他主要从事青铜器铭文方面的研究，从铭文的制作到铭文蕴含的社会意义等写过一系列的著作。松丸道雄还改编陈梦家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商周青铜器》，出版为《殷周靑銅器分類図録》，并使后者在西方学术界较之原著更有影响。白川静是一位研究金文的学者，著有《金文通释》。

此外，日本学者1990年组成日本中国考古学会，2001年起每年召开中国考古学会编辑出版《中国考古学》。

五、港台地区

台湾地区的中国青铜器收藏也有公立、私人两类。公立收藏如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北“国立历史博物馆”，这些单位的文物多为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转移到台湾的。私人收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发展后，一些企业家的收藏。

台北故宫博物院位于台北市士林区，文物主要是原清宫旧藏，青铜器也是如此。馆藏文物数量巨大，仅青铜时代的青铜器就达4300多件。青铜器中精品很多，著名者如毛公鼎、散氏盘等。1958年曾出版过二册32开本简单的图录，收录青铜器323件，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台北故宫的主要青铜器收藏。1983-1996年间，博物院器物处处长张光远曾在《故宫文物月刊》发表20多篇介绍和研究博物院收藏青铜器的系列文章。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另一位器物处长陈芳妹为重要的青铜器食器、酒器展览撰写图录，并重点发表商代礼器，这些是了解博物馆青铜器收藏的重要资料。

中研院史语所在台北市南港区中研院大院内。1948年史语所迁台，搬迁了大部分在大陆发掘的文物及标本，其中青铜器主要是殷墟、辉县发掘品。殷墟青铜器是其大宗，主要有牛方鼎、鹿方鼎这样的重器，小屯墓葬出土的一批殷墟文化第一期前后的青铜器，殷墟王陵出土的礼器、兵器如青铜头盔等。1986年史语所开启文物陈列馆，陈列馆设在史语所办公楼内，陈列面积不大，但内容丰富，殷墟出土青铜器占展览主要内容。史语所收藏殷墟青铜器的报道主要是在发掘报告中，如小屯墓葬、西北岗王陵区侯家庄的发掘、以及大司空村墓地的发掘报告等，李济和万家保还对殷墟青铜器中觚形器、爵形器、斝形器、鼎形器，以及其他53件容器进行形制特别是铸造工艺研究，出版《古器物研究专刊》五本，在学术上形成重要影响。目前史语所青铜器研究仍然在进行中，出版有包括青铜器在内的器物研究著作。

台北历史博物馆位于台北中正区，藏品主要是来自民国时期河南博物馆暂存文物，其中的青铜器主要包括1923年发掘的新郑郑公大墓、1953-1937年发掘的辉县琉璃阁青铜器。解放后这两个地点的文物都分置于海峡两岸，河南博物院和台北历史博物馆联合对其进行整理，2001年出版《新郑郑公大墓青铜器》、2003年出版《辉县琉璃阁甲乙二墓》两本图录，整合了多年失散的资料。

台湾的早期青铜器收藏主要在公立机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经济快速发展后兴起了一批私人收藏。在九十年代前后，王振华先生的“古越阁”收藏有100多件青铜兵器，收藏的精品包括错金几何云纹剑、吴王夫差剑等。古越阁的收藏后来逐渐散失，其中部分入藏在苏州博物馆。目前台湾中国青铜器藏家有两位较为知名，一位是曹兴诚，他收藏的青铜容器数量较大且多精品，目前有部分公布。另一位蔡春隆，他的收藏包括青铜带钩和容器，也出版有收藏图录。

香港一直是一个贸易和金融中心，有很多青铜器的古董商活跃在香港。近年来，国内的拍卖公司如保利、嘉德等也在香港举行拍卖会，涉及不少中国青铜器。香港的荷里活道有许多的古董店，它们也展出并出版青铜器的图录，国家博物馆收购的不少青铜器即来自香港的藏家。这些古董商中著名者如御雅居，曾出版过系列的关于中国青铜器的图录。

香港也有一些小型的私人收藏，如过去英国人何安达（Anthony

Hardy）的思源堂。何安达对中国古代青铜器情有独钟，主要兴趣在商末周初的青铜器，他的藏品曾经在香港艺术博物馆和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先后展出，并分别请罗森、李学勤等著名学者撰写展览图录。2010年，何安达收藏的120多件青铜器曾在当年纽约佳士得秋季拍卖会上以创记录的价格拍卖。这种结局，也是一些藏家青铜器多见的命运。

近年来，随着国际法规的约束、中国藏家在海外及港台地区拍卖会上的购买，中国青铜器在海外的增长逐步减速。另一方面，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文物大规模的海外展览，大批新出考古材料在国际交流背景下几乎同时为海外学者所熟知，西方社会和学者越来越注重中国具有考古背景的出土新资料，基于原有博物馆收藏中国青铜器的展览、研究越来越少。当然，海外及港台博物馆收藏的中国青铜器对于我们中国民众而言，民族情怀以及其较高的艺术性，仍然是重点关注对象。而器物研究和新资料探索探索的需求，则是我们中国学者应将海外中国青铜器研究视为未来的一个很重要方向。

附记：本文打算作为笔者计划中《吉金类系》文集的前言。《吉金类系》原是广明兄约我在《南方文物》上开设的研究海外收藏中国青铜器专栏，2011-2015年笔者曾奋力发表14篇专栏文章，其后因他事中断。将研究海外青铜器的集子仍然延用当初专栏的名称，以谢广明兄对笔者的鞭策。这里还一并特别感谢许多朋友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