殉藩：六百年前明朝皇室的惨烈往事_风闻

文：侯磊

但凡是城，必然要有城墙，如今有完整城墙的地方可不多了，只剩下西安、南京、襄阳、荆州，再加上寿县、广武等小地方。荆州不是省会，却是个大大有名的地方，它在古代是“千里江陵一日还”的江陵，从四川白帝城的奉节县走水路到这里大约600公里，所谓千里江陵，朝发夕至。《水经注》中云：“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完全是写实的。

要到荆州玩儿，会发现荆州遗存的文物古迹大多是明代的。那里有三大道观——太晖观、玄妙观、开元观，两大明墓——湘献王墓、辽简王墓，一大古塔——万寿宝塔（明朝第七代辽藩王朱宪奉嫡母毛太妃之命为嘉靖皇帝祈寿而建）。有点儿与众不同的是，明代藩王墓大都依山而建，湘献王墓却建在太晖观西侧的平地上。1997年12月,该墓遭到盗墓者的破坏，幸好由于墓室内积水，淤泥较深，随葬器物未被盗走。 1998年，荆州博物馆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的随葬器物共计646件（套），可谓陪葬丰厚，规格高级。但奇怪的是，考古人员却未发现墓里有尸骨，而且随葬品中大多是明器，相当于衣冠冢……深入探究，就会发现荆州城的一段往事。

一

据史料记载，1399年，大明王朝历史上发生了最为惊人的一幕：建文帝的军队突然包围了位于荆州的湘献王朱柏的王府。朱柏是朱元璋的第十二子，母亲是胡顺妃，他于八岁那年就受封荆州，并于十四岁那年就藩，其王府就在今天荆州城内太晖观的位置。王府被围，难道是因为朱柏犯了什么事？是的，罪名可不小，乃皇帝之大忌，涉嫌“谋反”！

官军要抓捕朱柏到京城提审问罪，这可让他无法接受。据解缙《碑文所记》，当时朱柏仰天长叹道：“唉！我看到前世大臣遇昏暴之朝遭遇坐牢或贬职之祸便自杀而死。我本太祖皇帝之子，南面而王，太祖过世，他患病时我没有来得及去探视，下葬时也没有见上一面。心怀沉痛，活在世上有何快乐？今天难道又将受辱于奴婢之人吗？苟且求生，我不愿啊！”他与王府中人哭着告别以后，身披铠甲跨上战马，手执弓箭，围着王府绕行，纵火点燃了王府，然后骑马跃入火中，府里的人都纷纷随他蹈火自焚……一时间烈焰冲天，雕梁画栋连带香粉佳人一起火化成灰。他死时只有二十八岁，无子嗣，爵位自然无法世袭，连封地也被整个儿撤销了。

人死了，事儿还没完。建文帝竟又赐朱柏谥号为“戾”，是知过不改的意思，历史上汉武帝的太子刘据死于巫蛊之祸，谥号也为“戾”，可见不是个好字。到了永乐年间，朱棣为自己的弟弟朱柏平反昭雪，同时也为他改了谥号，叫汉献帝的“献”，是聪明睿哲、知质有圣的意思。这一前一后待遇反差之大，其间的世态炎凉，令人唏嘘！

明代文学家袁中道写了一首《湘城歌》来记述这件事，诗中写道：“葳蕤自锁白雉城，身骑白马绕城行。焰尽珠楼还旧阁，灰埋乳燕与娇莺。”纵翻历史，这事儿虽不如明宫三大案那样被后人议论纷纷，也算是个划时代的标志。

湘献王墓出土的文物就印证了这段史实。考古人员在墓中发现了谥册2副，每副2块，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分别放置于后室和后西耳室的木箱内。谥册用长方形木板制成，正面阴刻楷书文字，两面皆贴金箔。两副谥册皆为明成祖朱棣所赐，记载的就是成祖哀悼湘献王及王妃沉冤而死，为其平反昭雪，并赐以褒谥之事。另有一只木箱里放置着谥宝——用梨木做成，通体贴金箔，印作方形，印面雕刻阳文篆书“湘献王宝”，印背为龟纽，龟昂首，卷尾，四足匍匐，龟的腹部下、前后足之间有一圆形透孔，应为穿系绶带所用。

那么，朱柏到底有没有“谋反”呢？

目前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朱柏在修整王府时使用了现存太晖观祖师殿上六根有盘龙的石柱，盘龙只能是皇帝用的，朱柏这种做法就是僭越了。在建文帝时期，有人告发朱柏，朱柏便畏罪自杀了。

如今，那座“惹祸”的王府已经随朱柏灰飞烟灭，我们再也观瞻不到它的雄姿了。据记载，这座王府就在荆州城内今天太晖观所在的位置。王府建筑规模宏大，是洪武十一年（1378年）至洪武十八年（1385年）间，拆了荆州部分古城墙的砖来修建的，外面有高墙环绕，是荆州除了城墙以外，最为宏大的建筑——如果它保留下来的话。

也有笔记记载，说朱柏确实有罪，他私炉造钱，私自造兵器。其实这是个潜规则，当时每家藩王都这么干，就看朝廷抓不抓。其实，朱柏被问罪的真正原因是，在建文帝审周王朱橚（sù）时，说朱橚连同朱棣、朱榑和朱柏谋反；审朱榑时，他也供出了串通的事。这俩藩王招不招供不重要，建文帝只需要捏造供词，派兵动手就是了。建文帝在靖难之变后发出的讨伐燕王朱棣的诏文中即称朱柏因谋反而获罪自杀。说朱柏“谋反”其实没有实质性的证据，要说朱柏真有什么“罪”，当是他不该生在帝王之家。

到了清代，王公都是集中在北京建造王府，并领各种差事，而在明代，朱元璋信不过异姓的功臣，大开杀戒杀了不少，他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爵封，分镇诸国。”主张把藩王分封到全国各地，建立自己的藩属领地，让朱家子孙世袭下去。以国为家，永霸天下，这是帝王们的习惯思维。所以，整个明代一共分封了数百位藩王，其中44位都被封在湖北，较为知名的有楚王朱桢、郢王朱栋、湘王朱柏、辽王朱植等，他们都是朱元璋的儿子。

而建文帝朱允炆的想法却与他祖父明太祖朱元璋有所不同。据尹守衡《皇明史窃》记载，朱允炆曾对朱元璋说：“乱贼不平定，就让诸王去控制；诸王不平定，谁又来控制他们呢？”朱元璋沉默后反问道：“你的意思是怎样的？”朱允炆回答道：“怀之以德，制之以礼，不守规矩就削减其封地，再不听话就换人，诸王仍不服的话，则兴兵讨伐。”其核心思想是保证中央集权不受地方政权的威胁。

朱元璋比其所立的太子长寿，所以他死后，由皇孙朱允炆即建文帝继位。建文帝登基后就迫不及待地与黄子澄、齐泰等人着手策划“削藩”之事。朝廷把燕王朱棣看作最大的威胁，周王和湘王则被视为他的两个羽翼。当时，大臣齐泰主张，应该立刻干掉燕王朱棣，而黄子澄认为要先干掉朱棣的同母兄弟周王朱橚。

恰好朱橚与他的次子汝南王朱有爋有矛盾，黄子澄等人即煽动朱有爋告其父谋反。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六月，建文帝下令逮捕了周王朱橚，并将其贬为庶人。朱橚被废后，很快朱柏就自杀身亡，紧接着齐王朱榑被骗到京师，被贬成庶人；代王朱桂在大同被囚禁起来。一连串的动作，使得建文帝产生了妇人之仁：“朕即位未久，连黜诸王，若又削燕，何以自解于天下？”他觉得下手太狠，就缓一缓再对朱棣动手，结果还没轮到他动手，朱棣就动手了。

严格来讲，对朱柏的问罪完全是莫须有的，只是一次政治阴谋，而朱柏是最大的牺牲品。

二

与“削藩”措施并行的是建文帝的改革。他为什么要改革呢？洪武年间，朱元璋兴起了明初“四大案”，分别是洪武十三年（1380年）的“胡惟庸案”、十五年（1382年）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和二十六年（1393年）的“蓝玉案”，一连诛杀了十余万人。胡惟庸与蓝玉案是制造政治案件以杀功臣的典型例子，而“空印案”与“郭桓案”表面上是剥皮揎草地惩治贪污，目的却在于制造出政治恐怖，便于皇帝收权于一身。这一套做法的血腥朱元璋是知道的，皇太子朱标和皇长孙朱允炆心存仁厚，他也是知道的。也许朱元璋“披荆斩棘”，涉血河而行，也是为了日后好平稳地把皇位传给朱姓子孙。

当时建文帝身边聚集着以方孝孺为首的江南文人集团，他们都有着“仁政”的理想，也希望自己的一方水土得到扶持。所以，建文帝的改革一方面是施行“仁政”，适当放宽对四大案的追杀；另一方面就是减轻江南的赋税（所谓朝廷对江南的盘剥）。甚至在改革官制的过程中，都有了重新设计宰相的苗头，这自然要加强中央集权，削弱藩王的势力。没想到这却触动了大明王朝最敏感的神经。朱柏死后没多久，燕王朱棣也感到自身难保，于是起兵“清君侧”“诛奸臣”“奉天靖难”，他在发布讨伐建文帝的檄文时，罪名之一就是“湘王无罪，听谗臣之言，赐其焚死”。最后朱棣造反成功，当上了永乐皇帝，建文帝从此下落不明，或说像朱柏一样阖宫自焚了，或说是到江南出家了，或说是流亡到了海外，总之，生不见人，死不见尸，命运竟和朱柏相似。

朱棣登基后，立刻肃整支持建文帝的江南文人，他要方孝孺起草诏书，表明自己是效法周公辅佐成王。方孝孺连番痛骂，宁死不写。朱棣将方孝孺车裂于街市，一口气杀了他十族，历史上只有“诛九族”的事，朱棣借杀朋党的“第十族”，血洗了江南的文人集团，大批江南文人随方孝孺赴死。而“天下读书种子”就此绝矣，直至明代中后期这一冤案方被平反。朱棣也并不比他的父亲“仁慈”。

在这一系列事件中，最令人叹惋的还是湘献王朱柏。其实，朱柏秉性淡泊，并无心争夺帝位。他自幼喜欢读书，也喜欢习武和兵法，但最喜欢的还是研究道教和方术，自号“紫虚子”，建造了众多道观。如今荆州城内的太晖观、玄妙观、开元观都与他有关。玄妙观和开元观始建于唐，兴建于明，如今保留的也多是明清时期的建筑。而太晖观则完全是朱柏的杰作。

太晖观位于荆州城西门外约15公里处，建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经过占卜，命名为“太晖观”，相当于朱柏的“国庙”了。《江陵县志》称“国西郊有观，曰太晖，为国立也……设有殿阁、天门、帏城、左右庑，遍数琳宫，独此雄甲荆楚”。原来的太晖观占地面积达5.4万平方米，有主体的阁楼式建筑五座，偏殿、配殿俱全，如今仅剩下一座祖师殿，是建在八米多高的平台上。

朱柏十分信奉道教，从小就迷恋炼丹求仙，他曾到武当山寻访张三丰，没有找到，还写下《赞张真仙诗》一诗。诗中写道：“张玄玄，爱神仙。朝饮九渡之清流，暮宿南岩之紫烟。好山劫来知几载，不与景物同推迁。我向空山寻不见，徒凄然！”在建文帝即位时，朱柏闻到“削藩”的风声，就赶紧跑到武当山，在那里开建灵坛，祈求神灵保佑，并按照道教特定的方法，将作为藩王象征的玉简金龙和玉璧埋起来。道士的这一套做法叫醮事，没想到几个月后建文帝就来问罪了。道教中有不少能够火化升天的典故，朱柏采用自焚这种方式，也许跟其信仰有关吧。

不过，朱柏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懦弱。他不仅能诗擅画，博览群书，而且膂力过人，久经沙场，是位武将，曾率兵数十万征伐南方的“古州蛮叛”。

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四川的土司五开蛮叛乱，朱柏出了主意，采用内部分化瓦解的方法，“不戮一人”就平定了叛乱，朱元璋十分高兴，这一年朱柏二十一岁。到了洪武三十年（1397年），贵州的古州蛮叛乱，朱柏二十六岁时作为副元帅，和主帅楚王朱桢一起征讨。这一次不是很顺利，打了一阵子便无功而返。史书载这次朱柏“同楚王桢讨古州蛮，每出入，缥囊载书以随，遇山水胜境，辄徘徊终日”，算是对他的负面评价，看来朱柏有武将的才能，却始终有颗文人的心。

朱柏十分受朱元璋的宠爱，据说在就藩辞别的时候，朱元璋赐给每位藩王一条玉带。佩上玉带后，朱元璋让他们都转过身去，看看背面的效果如何。而朱柏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转身，他说：“君父不可背也。”这话说得朱元璋甚为欢喜。

不愿“背叛”父皇的朱柏最后却“被谋反”，其心中的悲愤可想而知。建文帝也没想到朱柏性格竟如此刚烈，干出了阖家自焚以自白这样的事，造成了不好的影响，也促使燕王朱棣下定决心先下手为强。

朱柏死后，建文帝下令，着朱元璋第十五子——就藩于辽宁的辽王朱植——迁到荆州，在现在荆州市军分区的位置建了辽王府。朱植在此于永乐二十二年（ 1424年）病逝，谥号为“简”，下葬在荆州城西边的八岭山，现在仍保存了辽藩王墓。辽藩王在荆州传袭了七世八王，直至大明终结。朱植的心里十分明白，自己的迁移完全是朱棣继续削藩的产物。为了不重蹈朱柏的覆辙，他开始谨慎低调，想必也过得不轻松，此为后话。

三

再来说朱棣登上皇位后怀念朱柏，自然要为兄弟平反昭雪，于是为朱柏修了这座衣冠冢。如果你去太晖观参观，会发现其不远处就是湘献王朱柏的墓，那里有石像生、石碑、地宫等，大体架势还保存着，石像生只保存了头部，不知身子到哪里去了；石碑是2000年后刻的，原先的碑文《湘献王神道碑》为明代大学士解缙所书，中书舍人吴均撰盖，礼部主事陆颙书写，永乐九年（1411年）立石，很有史料价值。

朱柏之死，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大明的政治走向，促成了皇权的改弦更张，是大明朝往后二百多年江山的新开端。当我们看几百年后清朝康熙平三藩和三藩先造反后失败的结局，多少能明白些荆州的往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