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华：谁说中华文明没有连续性？_风闻

来源：微信公众号“历史中国”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1期（创刊号）

历史上，中国农业生产方式的稳定性以及宗法社会组织的稳固性，保障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浩若烟海、绵延不断的典章文献是中华文明接力传承的象征。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本是一个常识，从20 世纪初的梁启超、梁漱溟，到20 世纪中期的钱穆、雷海宗、侯外庐，再到20 世纪末的张光直、李学勤、杜维明等学者都指出这一点。然而，近年来有人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中国历史上不存在一个连续的文明传统，这涉及历史观问题，不能不有所辨析。

      先从基本常识说起。承载中华文明的基本载体是文字和典籍，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汉字是甲骨文，距今至少3600

年，经历篆书、隶书、楷书等阶段，汉字字形和读音都演变有序，传承可考。今天，受过中等文化教育的青年，稍加训练即可认读先秦文字，诵读先秦文本，这是不争的事实；历代典籍，从《汉书·艺文志》的六部分类，到《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的四部分类，其核心文本是中国人历代认同的精神食粮。尤其是儒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之后，经书由汉代七经、唐代九经，发展到宋代以后十三经，历代士大夫皆奉为立身之本，代代必读，从未中断。隋唐科举制度实行以来，无论是官方书院，还是民间私塾，无不以之为课艺教材。这些文本跨越2000 多年，一直发挥着传承精神、镕铸人格的光芒，在1905 年科举废除之前，不曾有任何力量动摇过这种文化认同。

殷墟甲骨文作为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的源头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脉。图为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国国家博物馆 / 供图

       学术层面的继承性也显明可鉴。从先秦诸子到两汉经学，从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从宋明理学到乾嘉朴学，每种形态既是对前代学术的批判，也是对前代学术的继承，没有前代的学术成就便没有后代的文化新变。再比如，从诗骚到汉赋，从唐诗到宋词，从元杂剧到明清小说，虽然状貌大有不同，有些文学样式达到“能事已竭”（杨联陞语）的高度而令后代无法超越，但是这些文学样式之间并非断裂关系，而是承递关系。形式如此，内容亦如此，“诗言志”和“文载道”本身就构成两条连续的文学传统。

       体现在这些文本中的核心价值观念，更是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中国传统经学主张“述而不作”，即便有思想创发也常常通过注疏的方式来绍续前贤，托古述怀。封闭不变的经文与开放损益的注疏形成互动，从而实现了“经典和经典诠释的连续性”。一些优秀的道德信条，如仁民爱物、天人合一、父慈子孝、重义轻利、谦己敬人、一诺千金等，古人今人均奉为圭臬，几千年来从未见疑。公元前 549 年鲁国大夫叔孙豹总结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20 世纪的胡适也常引以律己，其连续性可见一斑。又以史学传统为例，二十四史前后连贯，人物事件衔接，资料之丰富、内容之详赡为世界其他文明罕见。后朝为前朝修史，虽然在政治上否定前朝，但在价值观上则绍承前朝。后朝所修的前朝历史，大多以前朝之是非为是非，而不是相反。如是代代相沿，以史书修撰的方式维系了价值观的连续性。

       谈到中华文明连续性时，有两个问题无法回避。一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问题，二是某些朝代割据分裂问题。

       先说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坊间有一种说法，“崖山之后无中国，明朝之后无华夏”。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曾几次进入中原并建立政权，如北魏、金、元和清，但他们建立政权后，无一例外都崇尚华夏礼义。正如唐人皇甫湜所说：“所以为中国者，礼义也；所谓夷狄者，无礼义也。”区别文明的正统与否，绝不是血统，而是礼义。这些少数民族在入主中原之前，就认同华夏始祖，极力与之攀附亲戚。鲜卑以“华”自居而称柔然为“夷虏”，金人以“汉节”“华风”自居而称蒙古为“夷狄”。诸如此类，都说明游牧文明对农耕文明的追慕向往。他们在中原建立政权后，都“尊经术、崇儒雅”，延续着中华文明。辽、金、元、清都开科举，清朝的文化政策和考据之学将中国传统学术推向了顶 峰。有人说崖山十万志士投海之后，中华民族抵抗外侮的精神断灭了。此亦无稽之论。试问，史可法抗清如何解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是不是激烈抗清的结果？长期抗战，艰苦卓绝，牺牲数千万人，最终赢得民族解放战争胜利，不正是中华民族爱国御侮的精神延续？总之，少数民族入主，不仅继承了中国版图，也延续了中国文化。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龙至今仍被视为中华文明的象征。图为红山文化的代表性器物玉龙。故宫博物院 / 供图

      再说分裂政权问题。中国版图广大，地域辽阔，东西南北自然环境差异明显，人民生活方式和文化形态复杂多样。在大一统时期，统治者极力整齐风俗，统一文化；分裂割据时期，各政权也大都沿着惯性，崇尚华夏礼义，用中国年号、官制。例如，五代十国时，“吴越、荆、楚常行中国年号”；北宋时期，壮族人侬智高在两广发动起义，建立大南国，“皆称中国官名”。王朝分裂时期，绝大多数割据政权都自称正统在兹、文脉在兹。例如，东魏本是鲜卑政权，但在讨伐梁时，《移梁檄文》却抨击其“政散民流、礼崩乐坏”。总之，政治和军事上的割据并没有造成文化上的彻底灭裂。一旦新的王朝统一中国，则文化大一统格局便迅速形成，礼乐得以重建，文化得以赓续，这也是历史上多次“分久必合”的文化基础。

    **强调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并非否定它的包容性和自我更新机制。**在物质和风俗习惯方面，非华夏的内容在在多有。众所周知，今天的衣食住行与古代大有不同，例如葡萄、辣椒、玉米、番薯、番茄等都是外来食物，西服、婚纱均非华夏衣冠，坐椅凳、节日舞狮等也来自中原之外。佛教入华、西学东渐，加之周边其他文化的融入，给中国文化带来了诸多新成分，但它们并没有改变中国文化优秀的价值观念、伦理道德，相反，这些优秀的文化因素在新的条件下不断得到充实和洗礼，焕发新的光辉。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方面，中国人也有其独特之处，对解决今天世界面临的一些重大问题，也有诸多启示。要之，几千年来，随着对外交往的不断拓展、内在条件的不断变化，中华文明在吸收、创造新元素的过程中日趋丰富和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