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猎人”：把中国植物输出到海外的西方人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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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至20世纪，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极少有中国人。

在大多数人记忆中，猎人是以打猎为生的一类人，他们用弓箭或者枪械捕获猎物，但是历史上也有专门和植物打交道的“植物猎人”，他们是采集植物标本和种子的植物探险家。

近代西方人到中国探险，并将中国的植物标本和种子输出至外国。据统计，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约有316名外国人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标本数量达121余万份之多。

为什么外国人要到中国进行植物采集呢？随着新航路的开辟，欧洲人走进陌生的大陆，美洲大陆的物种被引入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物种增多等因素都促进了欧洲园艺学的发展。当园艺变成一门学科，自然就需要挖掘更多新奇的植物满足园艺爱好者的好奇心。

家庭园艺

以杜鹃花为例，约在1808年，中国的几种杜鹃被引进到英国，促使英国公众对杜鹃花的爱好日益增长。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一些花木公司的负责人联想到中国云南有丰富的杜鹃花资源，雇用“植物猎人”到中国进行植物采集，中国的野生开花物种由此被引入欧洲花园。

杜鹃花

这些外籍的“植物猎人”在中国的云南、广州、杭州、苏州等多个地方开展植物采集活动。这些采集者有多种身份和职业，他们是来华传教士、军官、外交官、商人和专业植物学家等等。

17世纪至20世纪，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的绝大多数是外国人，极少有中国人。究其原因在于，近代中国植物学的发展落后于西方，由中国人自己进行的植物采集活动自然也稀少。事实上，植物学在中国起源很早，《诗经》中就已经记载了植物知识，像《本草纲目》这样的植物学著作，国人更是耳熟能详。

中国的本草学一直发展至19世纪，但是西方国家在17世纪就已经从传统意义上的本草学向近代植物学过渡。而中国，迟至19世纪中叶才通过翻译著作和文献的方式接触近代植物学，到20世纪初才开始运用近代科学方法研究本国植物。所以，近代的西方植物学的发展是领先于中国的。

“植物猎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为方便叙述，本文将以乔治·福雷斯特为讨论对象，来分析近代西方人到中国探险并将物种输出至外国的历史事件。之所以选取乔治·福雷斯特，是因为他所取得的采集成果十分丰硕，在中国的28年间，他将中国约5375种不同的植物引进到英国。

乔治·福雷斯特

乔治·福雷斯特被选派到中国的原因

乔治·福雷斯特是植物学相关从业者，在进入云南考察前，他供职于英国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由于以下几个原因，乔治·福雷斯特被选派到中国进行植物采集。

首先，乔治·福雷斯特掌握了和植物相关的丰富知识。“他曾经在基尔马诺克学院接受教育，后来给当地化学家当学徒，他了解许多植物的药用特性和用途，还学习了干燥和保存植物标本的知识。”

其次，他性格坚韧，有冒险精神。乔治·福雷斯特曾经在1891年淘金热的高峰期前往澳大利亚，在澳大利亚待了十多年。淘金的十年生涯锻炼了他坚韧的性格。

最后，乔治·福雷斯特受到举荐。在结束淘金生涯回到英国后，他在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的植物标本室担任文员。他的雇主艾萨克·巴尔弗爵士对他印象深刻，把他推荐给了布洛伊，布洛伊正在赞助一支探险队前往中国西部寻找外来植物，乔治·福雷斯特接受了这个挑战，于是他很快就上路了。

在云南的植物采集活动

乔治·福雷斯特的采集区域主要是云南。云南是世界上动植物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对西方植物学家和园艺爱好者来说，云南是植物采集的圣地。

其次，从地理位置上看，云南和缅甸、越南接壤。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缅甸是英属殖民地，越南是法属殖民地，云南的地理位置为英国和法国植物探险家提供了便利。

最后，自1886年开始，云南的蒙自、思茅、腾越、昆明相继开设海关，开设口岸的最主要目的是方便英法通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些口岸也成为了英国人和法国人在云南进行植物探查活动的根据地，为植物探险者提供驻扎地，为其生命安全提供保障。

乔治·福雷斯特不是到云南进行植物采集的第一位外国人士，在他之前，已经有很多外国人士进行过类似工作。在乔治·福雷斯特之后，外国人士到云南进行植物采集的活动仍然没有结束。

1904年至1931年12月，历时近28年，乔治·福雷斯特在云南进行了七次植物考察活动。他的使命有两个：一个是采集各种植物标本，以供研究；另一个是采集滇西高山所产珍奇森林园艺植物种子、球根，输入英国，供给园艺家繁殖试验。

乔治·福雷斯特采集的植物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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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凭乔治·福雷斯特一己之力，难以完成这样庞大且长时间的采集活动，乔治·福雷斯特有自己的一套工作方法。

首先，乔治·福雷斯特了解了当地的风俗，学习了当地的语言。“福雷斯特（Forrest）于1904年8月到达云南省大理市，他花了一些时间认识人民和他们的习俗，并尝试学习他们的语言。”福雷斯特作为一个外国人，并不会说中文，也不懂滇西北少数民族的语言，所以他到滇西北地区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习语言和了解当地文化，掌握语言技能，融入当地文化圈。

然后，他雇用了丽江境内的摩梭人来帮助采集植物。“福雷斯特对其进行了很好的培训，以至于可以派遣他们在远处收集，获得充足而精制的植物标本材料和大量种子。”摩梭人是世代生活于滇西北地区的少数族群，他们熟悉当地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

乔治·福雷斯特主要负责培训和统辖，以及一部分的采集工作，而主要的采集工作由摩梭人负责。摩梭人经培训后是优秀的采集者，他们可以独自进行远距离的采集工作，同时他们采集的标本和种子都是优质的。摩梭人与福雷斯特的合作关系是长久的，在1923年福雷斯特回国期间和1929年回国养病期间，摩梭人仍然独立开展工作，帮助福雷斯特采集了3015号植物标本。

福雷斯特在滇西北地区采集了三万余号植物标本，输回到英国，供给外国的实验室研究。福雷斯特在滇西北地区的采集不限于植物，动物标本也是其采集的对象，包括小型哺乳动物，如鸟类、稀有属的松鼠等等。

福雷斯特的采集成果十分丰硕，植物的标本、种子和球茎，动物标本的采集，尤其是哺乳动物，数量庞大，种类繁多，珍稀程度高。换句话说，他将滇西北的植物库和动物库输送到了英国。

影  响

福雷斯特到中国进行植物采集的历史事件，带来了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影响。

从积极方面来看：

其一，乔治·福雷斯特进入中国以后，他学习语言，了解当地风俗，积极融入其中，并与当地人建立了友好关系，从而开展合作。“他对当地人民及其文化的尊重是真诚的，后来他以实际的方式证明了这一点，他自己掏腰包，为成千上万的当地人接种了天花疫苗，在当时的世界，这种疾病仍在遍及全球数百万人。”20世纪初期的西方医学是领先于中国的，通过接种疫苗来预防天花，他主动承担为当地人接种天花疫苗的经费支出，帮助中国人抵御天花这一疾病，他的贡献是突出的。

西方国家为儿童接种疫苗

其二，从生物学和园艺学的发展上来看，乔治·福雷斯特将采集的三万余份植物标本和动物标本运到英国，供英国植物学、动物学和生物学实验室研究。这丰富了西方生物学的研究对象，促进了生物学的向前发展。大量种子被运送回英国，经西方植物学家和园艺学家培育和繁殖后，推向市场。“植物猎人”把更多的装饰植物引入了英国，推动了西方园艺学的进步。在新花卉和新植物的市场推广过程中，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其三，从生物多样性的角度来看，乔治·福雷斯特在云南的植物采集活动保存了很多濒危物种，杜鹃花就是其中一种。福雷斯特把滇西北的大量杜鹃花种子引进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爱丁堡植物园“世界杜鹃花研究中心”的地位逐渐确立，该园迄今已经引种栽培了500种杜鹃花，其中有近360种原产中国，有些在中国原产地也难觅踪迹。原产于中国的一些濒危物种，经乔治·福雷斯特的引入，由西方植物学家培育出了濒危物种的后代，这对于生物多样性的保存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福雷斯特在云南的植物采集活动也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

其一，福雷斯特在云南所进行的植物采集活动实际上是中国物种的被迫输出。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中国，当局并没有物种保护的观念和举措，于是滇西北的大批植物和动物标本、种子流到了海外，严重冲击了我国物种的独特性。

其二，福雷斯特在滇西北进行植物采集时，他的一些行为对植物造成了严重破坏。“如1919年，福雷斯特在云南腾冲高黎贡山区发现了世界上已知的最高最大的大树杜鹃后，竟然不顾一切让人把这棵大树拦腰截断，锯下其中的一段树干，偷偷带回英国。”对植物的采集应在保护的前提下进行，他这样的行为具有破坏性和掠夺性，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

结   语

总的来看，从17世纪至20世纪，大批外籍的“植物猎人”到中国进行植物采集，中国物种输出贯穿始末。如果当时的中国是强国，这些“植物猎人”绝不可能到中国来。如果当时中国的植物学领先世界，那么植物标本采集工作将会由国人完成，现在藏于海外各大博物馆的珍稀标本就会藏于中国。现代中国有着强烈的植物品种保护意识，但是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这种意识十分匮乏。当然，这些遗憾也会激励着当代中国的奋进，激发国人以自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