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盘某媒体报道武汉转运病人全过程——疫情防控中的媒体角色_风闻

【文/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 安永军】

在疫情防控中，媒体是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公共沟通窗口，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媒体的职责履行到位，才能够使官方和民间形成合力，最终战胜疫情。遗憾的是，疫情发展至今，媒体公共沟通的战略角色并没有清晰的定位。新闻报道“情怀有余、分析不足”的短板，偏离了公共沟通的角色定位，成为疫情防控中的绊脚石。

2月9日，武汉市吹响了“应收尽收”攻坚战的进攻号角。环球时报记者跟随武昌区某街道的一辆转运重症病人的公交车进行采访。据记者报道，武昌区的工作人员在转运过程中存在无人跟车协调、衔接无序的问题。

我们不妨按照报道线索，按时间顺序复盘一下事件：

晚10时30分左右，《环球时报》的记者到达采访现场，跟随转运重症病人的公交车进行随车采访。

晚11时左右，“公交车在行进过程中，因为某路段道路狭窄、乱停乱放车辆较多，被堵在路中央，车内患者情绪变得焦躁，并将怒火发泄在司机身上。”而在记者和病人家属指挥倒车的过程中，“负责组织转运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的车辆虽然跟在公交车后方，但未见有人过来协助”。

晚11时30分，公交车到达下一个接收点，“车上的患者再度情绪失控，有人表示他们已经跟着这辆车走走停停很长时间了，疲惫不堪。司机也十分愤怒，下车打电话给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抱怨，整个过程中没有社区-街道工作人员前来协调和安抚病人情绪。”

晚11时50分，“已经无法忍受长时间等待的病人要求立马将他们送往医院，公交司机也绕开带路的街道-社区工作人员，径直将车开往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

40分钟后，公交车到达医院，“但是司机并不知道具体要把病人送往哪里，和谁对接，只能把车停在医院内的停车场上，病人纷纷下车，不知所措。在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的沟通询问下，病人才弄明白应该前往新城院区发热病人入院办理处办理入院手续。”

环球时报的报道，引起了舆论反弹。第二天（2月10日），中央赴湖北指导组约谈武汉市武昌区区长余松，指出的问题有二：一是武昌区把应收尽收的好事办成了坏事；二是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没有跟车，行为十分恶劣。提出了明确意见：一是区政府和街道要向这些患者挨个赔礼道歉；二是相关责任人根据党纪政纪严肃问责，区长写检查。

从报道可见，舆论和中央指导组“震怒”的依据是建立在“负责转运危重和重症病人的党员干部没有跟车”这一“事实”判断上的。不过，果真如此么？环球时报其实透露了相反的信息。报道指出，事后街道的工作人员对记者做出了解释，“当晚他们本想将司机带往位于武昌区某地的另一个接收点，但司机并没有听从指挥而是直接带着病人赶往医院，他们本想逼停司机，但司机拒绝，他们在跟随一段时间后不得不离开，因为另一个接收点的病人还在等着。他们同时表示，大量病人无法及时入住是因为负责接收的医院入院手续太过繁琐。”

工作人员的解释表明：第一、转运病人的公交车实际上是有跟车人员的，只是社区工作人员是开车跟车，开着另一辆车跟在后面。第二、公交车司机和跟车的街道工作人员是可以有联系渠道的，两者之间可以打电话沟通。第三、大量病人无法及时入住并不是，至少不仅仅是无人对接，而是入院手续太过繁琐。

细究细节可见，“无人跟车”这一事件完全是一个意外，并非街道和社区干部有意为之。按照街道的安排，在11时50分时，公交车应该往下一个接收点接收病人，等到接收了病人之后再去医院。但是，这时司机在车上患者的压力之下直接开往了医院。而分身乏术的街道工作人员在拦截无效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前往下一个接收点。也就是说，因为司机自作主张将车直接开到医院，才导致后半程无人跟车，以及司机到了医院之后不知如何对接的问题。概言之，正是司机中途不听指挥才打乱了街道工作人员的整体工作安排，导致了后续的工作无序。

如果仔细审视2月9日晚这一特殊时刻，这一意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首先，市防疫指挥部下达的命令是，2月9日必须完成应收尽收任务，否则就要承担责任。为了完成这一任务，我们调查的几乎所有街道和社区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做最后努力，很多基层干部都是通宵达旦地连续工作36个小时未休息。以至于，2月10日我们想进一步调查前一天的战果时，很多干部都补觉去了。

其次，每个街道所能调动的接送车是极其有限的。在这种情况是，只能最大化的利用资源，每一趟尽可能多拉几个接收点的病人。这就意味着，早上车的患者得多等待，这也是车上患者情绪失控的根源。反过来，如果按照车上患者的要求直接去医院，那意味着后面接收点的患者得多等待。那么，情绪失控的就不是车上患者，而是没车可坐的患者了。

再次，基层的防护设备极其有限。报道中指出，司机的防护设备其实是不符合要求的。可想而知，街道和社区的干部几乎是没有防护设备的。我们调查的情况是，他们大多数只有一个口罩，仅此而已。显然，街道工作人员开车跟车，而不是上车跟车，显然是出于安全隔离的考虑，并非不负责任的表现。

值得欣慰的是，根据环球时报的报道，“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再次致电武昌区相关部门工作人员，询问昨夜的重症病人是否全部完成了收治，他表示，能帮忙收治进去的都已经收治进去了。”换言之，未跟车的街道工作人员尽管面临重重困难，还是完成了收治患者的任务。

环球时报的记者本是跟车报道，按理是比较了解基层防疫的复杂局面，以及基层干部的艰辛付出的。遗憾的是，或许是当晚的事件过于戏剧化，现场氛围太容易让身临其境者有代入感，使得报道的角度也有所偏颇。我们不知道当晚跟车报道的记者和司机以及车上患者是如何互动的。但是，在采访的视频中，我们看到了患者和司机存在着很重的怨气，现场的记者也看到了，他们站在患者的立场上认为是街道工作不力。只是，如果从媒体公共沟通的角色而言，他们本应该发挥专长，向患者解释清楚街道工作人员的难处，取得患者的理解，协调好政府和患者之间的关系。

在上述的新闻报道中，我们看到，记者具有很强的人文关怀，站在了随车患者的立场上指责政府不作为。遗憾的是，我们只感受到了记者强烈的主观情绪，却没有看到记者对此的理性分析。试问，记者是否了解街道工作人员所面临的资源约束条件和紧迫的任务时间节点？是否了解街道为了尽快完成“应收尽收”的任务目标所制定的总体工作方案？是否了解街道工作人员为了实现既定工作方案付出了什么样的心血？如果记者能够通过这个个案分析街道工作人员所面临的亟需解决的一般性问题，并且就这些紧迫性的问题“鼓”与“呼”。那么，整个工作方案的落实效率必然大大加速，更多的患者能够得到及时的收治。

按照中央指导组的要求，武汉市应当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只是，人民群众是一个整体，少数的患者并不代表全部患者；个体的苦难只是集体苦难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不能代表集体的全部。保障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就必须从全局出发，统筹协调，保护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如此才能够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环球时报是致力于解读复杂中国为己任的优秀媒体，比绝大多数媒体都有格局。然而，在武汉疫情防控的报道中，也不免陷入了叙事困境。用个体化的、悲情化的叙事策略来反思整体，虽然能够激发读者的同理心，却未必就是社会事实，也并不能解决问题。为了实现公共利益的最大化，亟需解决的是基层工作中所面临的一般化问题，比如工作流程不合理、防护物资紧缺、车辆不足、基层人员压力大等问题，这些问题有效解决了，才能够转化为大多数患者的切身福利。

在疫情面前，媒体亟需的是全局视野，亟需的是理性的分析精神，不应用少数患者的悲情叙事绑架疫情防疫工作。唯如此，媒体才能够通过深入一线的调查采访，及时发现工作中的一般性问题并及时报道出来。这一方面有利于政府工作的及时改进，另一方面有利于民众对政府工作的理解。当政府和民众形成合力，才有利于疫情防控的大局。这也是媒体工作中的“大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