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学角度看李文亮之死的话语权丢失_风闻

李文亮去世已经5天了，但留下来“吹哨人”三个令人印象最深、争议最大的字眼。

最大的争议焦点当然在李文亮是不是真正的“吹哨人”这个定义上，因为根据公开报道，在李文亮之前已经有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呼吸与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继先女士率先做出了预警。在李医生去世第五天的今天，我们如果在此再次争论李文亮和张继先谁是真正的“吹哨人”已经毫无意义。但是换个角度看，真的毫无意义吗？实事求是的讲，如果我们从话语权的定夺、判定的角度看，从国际传播学的角度看，我们不仅不觉得毫无意义，相反，而是意义很大。因为国内除却法学领域专业人员以外，普通民众是第一次接触“吹哨人”这个概念，因而具有普及性的历史意义。

但是，这不是意义的核心所在。笔者以为，最大的核心意义在于国际传播学，也就是国内媒体与国际媒体对事件和现象的话语权、定义权、解释权的归属上。笔者和大多数普通人一样，对李文亮去世之后媒体上忽如一夜出现的“吹哨人”概念相当陌生、相当模糊。仔细一番查找才发现，吹哨人是个舶来品，词源来自英国，而吹哨人制度则最早在美国产生。在报道李文亮之死事件中，据说把李文亮称为“吹哨人”也同样来自海外。有人找出了出处，说它来自于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该报在李文亮去世后以“他第一次敲响了警报”的文章进行了报道。文中首先使用了“吹哨人”这个概念，称李文亮为“吹哨人”。 “李文亮”+“吹哨人”，经此一用，化学反应即刻产生，衍生出一个定义，即“李文亮是吹哨人”的定义。这个定义如果成真，那么定义之下必然有一个客观真实，这也就意味着李文亮第一次敲响警钟是个历史事实。如果真是这一个历史事实，那“吹哨人”概念可谓用得恰到好处。但事实并非如此，前面已经说过，早已有个张继先率先从真正的防疫学预警角度进行了信息上报。所以，把“吹哨人”概念用于李文亮身上形成的“李文亮是吹哨人”的定义是经不起推敲的。可惜的是，国内媒体在报道、评论李文亮之死事件时，跳过了对该定义的甄别、思辨一环，几乎以毫无异议的态度直接把“李文亮是吹哨人”定义照搬了过来进行进口转内销，广泛地草率引用。

从现象学分析、解释和定义某种现象和行为的角度，以及有利于信息传播的角度看，西方用“吹哨人”一词来高度概括向公众做出预警的行为及做出这一行为的人或机制，从而使抽象行为变得形象生动、赘言长句变得简单凝练、朗朗上口，实在是一大创造。从这个角度看，引进先进成果当然是件好事。但问题是，这个漂亮概念所定义的事件是似是而非的，是经不起推敲的。因此，如果不加甄别、不加思辨就鹦鹉学舌般地跟风引用这个定义，那不仅意味着误导公众，更意味着对客观真实——也就是“谁是真正的吹哨人”——进行定义的话语权也因为跟风外媒制造的这个错误的定义而无形中主动放弃了。

这种话语权的放弃，是因为客观上张继先的事实行为与媒体传播时间都晚于李文亮，使得外媒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所导致的，还是官方对最早预警的情况公开的不够及时所导致的？笔者从信息传播的角度对张继先事迹的最早报道进行了查找，试图解释“吹哨人”话语权的旁落，是否是因为张继先最早预警的行为未得公开或媒体报道晚于李文亮去世。但笔者发现，早在李文亮医生去世4天前的2月2日，《长江日报》第3版专题就以“最早上报疫情的她，怎样发现这种不一样的肺炎”为题，介绍了张继先最先判断出疫情并上报的相关事迹。此后，2月6日，官方又以表彰的形式对张继先进行了肯定。这两个报道已经传递出了“张继先是吹哨人”的定义，而此时李文亮还未去世。

有关李文亮个人的报道，集中在其去世之后。他去世后，由境外媒体使用“吹哨人”概念的报道，经过国内媒体的照搬引用、跟风“吹黑哨”，几乎令那个处于事实概念、没有名词以逻辑形式进行定义的事实有些反转，这个在同学群里嘱咐同学“不要外传”的李文亮成为了不少人眼里“最早发布预警的英雄”，并一时间形成了网络风暴。百度搜索“李文亮 吹哨人”显示，找到相关结果高达6590000个之多。而检索“张继先 第一人”则为1340000个，仅为李文亮的五分之一左右。再以具体媒体为例，《南方周末》使用“李文亮 吹哨人”定义的原创报道有两篇，“张继先 第一人”的原创报道则为零。在另一家颇具影响力的财新网上同样检索，与李文亮相关的有67条结果，与张继先相关的结果仅2条，2条且不是文章，而是此次疫情的大事记。

至此，从国际传播角度看，“李文亮 吹哨人”的报道远远多于 “张继先 第一人”的报道，国内媒体对“谁是真正的吹哨人”的定义的解释权、判定权、话语权，在这些媒体不假思索地照搬中十分遗憾地旁落了、放弃了，并直接导致了事实被一定程度的扭曲。被扭曲的不仅有事实，恍惚之间，似乎扭曲的还有这些媒体本身的形象，这种形象与“马航”失联事件中国内一些媒体的不专业表现又是惊人的相似。这，或许是李文亮之死带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