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狮子型干部的城市，为什么没有狮子_风闻

湖北省爆发新型冠状病毒以来，看到每天令人揪心的新增病例，除了让人心痛之外，也给学界提供一个严峻的课题，就是这一公共卫生危机是如何一步一步演变，这其中有多少机制因素，多少个人因素，现在很多人都把指责目标指向了武汉市当局，认为武汉市政府的治理能力不足导致了这次公共治理危机。

不知大家是否记得，2017年，武汉市提出要选拔一批“狮子型干部”，根据媒体报道，武汉市以“忠诚干净、思想解放、思路开阔、敢打敢拼、敢于担当”为标准，选拔了300多名“狮子型”干部人选，其中122人被提拔重用到一线岗位，尤其是招商引资、招才引智、作风巡察等全市中心工作和“急难险重”岗位。2018年，全国热火朝天“抢人大战”，也是从武汉市力争把武汉在校大学生留在武汉，在全国率先成立“招才局”引爆的。武汉市自己都在选拔敢打敢拼敢闯的“狮子型”干部，在全国开抢人大战之先河，所以我们说武汉市市一个保守型政府，甚至是一个不能担当的“弱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肯定说不过去。

这次在疫情事情的处理中，所有的行政行为，是一种非常时期的施政行为，我们可以称之为“风险型”行政行为，这种行政决策的约束条件会更多更复杂，也就是这一行政行为一是时间紧急，二是万一失败就有可能承担非常严重的后果，更重要的三是没有先例可循。所以这种行为，就会让施政这非常谨慎，倾向于采取保守的策略，采取层层上报的措施或者“内紧外松”的施政行为。在现在我们指责武汉市一级应急响应比浙江等省反而晚的指责中，我们是否考虑浙江等省，因为本身感染者少，是处在一种“旁观者清”的情景下做出的行政决策，而湖北省则处在疫情的中心，需要考虑的制约因素的更多的艰难困境。

这种特殊情况的“风险型”施政行为，需要考虑比如稳定等更多制约因素，所以更需要施政者的担当、勇气和能力。武汉市的领导能够做到这么高的位置，也必定是有较高的领导能力和施政水平的，对正常时期的施政行为，能够游刃有余的处理，是“将才”。但这种非常时期，需要的更多是“帅才”，甚至是诸葛亮和王猛之类能够力挽狂澜的“奇才”。再回到疫情事件本身，武汉市政府虽然在疫情初期就层层上报，这都是正常时期的处理流程，但武汉市还是缺乏必要的警觉，如果武汉市或湖北省有足够的警觉（或者说被专家误导），我相信武汉市或者湖北省领导可以跳出传统行政流程，向中央力陈疫情的严重，这一定会引起中央重视的，而不是要通过层层台阶，这本身就是一种应急体制，这也是我们的制度优势。

我们都知道有有一种说法，叫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很多政策，在地方政府往往会被地方政府选择性执行，或者被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所抵消。回到疫情本身，即使武汉市说自己无权公布， 但从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角度来看 ，即使中央没有授权公布疫情，武汉市也完全可以采取“内紧外紧”的措施来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的。但悲剧的是，我们看到恰恰是相反的一番如“万人宴”一样的“骚操作”。

总之，我们认为这次疫情之所以造成如今这个局面，是疫情传播出乎人意料、专家的误判和武汉市施政者三者共同造成的悲剧。一是疫情初期谁没有会想到疫情如此猛烈，传播如何之快，甚至有无症状传播者，比非典都要厉害，从目前的发展态势来看，可以说是百年一遇，不亚于历史上一些骇人的全球流行病。二是一些专家没有及时给出人传人的结论。三是武汉市当局主管和客观上一些不当施政行为造成成了共同的悲剧。我的结论是当前的悲剧，有一定偶然性 ，比如前两条原因，是谁也意料不到的。但这种偶然性行为，如果遇到“帅才型”领导，也能被扼杀在萌芽之中。但所幸的是，我们有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有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制优势，在中央“帅才型”和“奇才型”领导的领导下，我们的制度优势立刻体现出来，做出“武汉封城”这没有先例可循的“风险型”决定之后，广大党员干部立刻冲锋在一线，让党旗高高飘扬的疫情防控一线，我们一定能打赢疫情攻坚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