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评论：不做“高级黑”“低级红”，社会可以减少内耗_风闻

郑永年

导读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笼罩下的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2月4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联合早报》发表了原题为《人要像个人的样子》一文，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商道》编辑部经作者授权，通过道亦有道传媒全网转裁。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 郑永年       厦门大学经济学科《商道》编辑部

危机检验一切、拷问一切。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笼罩下的中国，面临着怎样的挑战？尽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做着最大的努力，疫情仍然扩散，社会恐慌因素正在成规模地快速累积。疫情也牵连着社会经济民生生活的其他各个方面，给本来就已经不确定的未来增添了更加的不确定性。

在国际层面，越来越多国家的公民开始抱怨和歧视从中国来的游客（甚至广义上的华人），对他们的政府施加着压力；很多国家的政府也为了自己国家公民的安全和健康，正在对来自中国的公民采取越来越严厉的旅行限制举措。这些自然可以理解。

尽管如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所说，因疫情排华愚昧且不合逻辑，但反华力量的确也找到了一个绝好的机会。一些西方媒体、学者和官员对中国的批评已经大大超出了理性的范畴，而趋向于讽刺、谩骂、诬蔑和诅咒；一些人希望中国经济倒下去，希望中国社会倒下去，希望中国倒下去。

这个时候中国怎么办？这里只能借用梁启超所使用过的一句话“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来讨论问题了。梁启超说这句话当然有不同的背景，但用到今天的情况下似乎更加合适。中国需要像一个国家那样站立着。更为重要的是，国家并非抽象，它是由一个个人所组成的共同体，是人民支撑的国家；只要每一个人都像个人的样子，国家必然会像个国家的样子。

事实上又是怎样的呢？不能说高层不重视。在中央常委会会议明确“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以来，各级政府已经把疫情防控工作上升为一项不容有失的政治任务。总书记罕见地三次专门对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分别针对全国、全党、全军作出动员和部署。这也表明领导层对形势之严峻的评估。

为了动员各级政府以最大的努力来抗衡疫情，中国高层近日也印发通知，要求“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在疫情防控斗争中的实际表现，作为考察其政治素质、宗旨意识、全局观念、驾驭能力、担当精神的重要内容”。

中纪委国家监察委也紧跟着印发通知，要求严格执行纪律，对“敷衍塞责、弄虚作假、阳奉阴违等问题从严查处”，对“不担当、不作为、乱作为，推诿扯皮、消极应付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严肃查处，推动整改；对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失职渎职、挪用救援款物等违纪违法问题，坚决依纪依法调查处理”。在实际层面，也已经在多个省市处理了包括湖北黄冈市“一问三不知”的卫健委主任在内20多名底层官员。

当然，这种将政治性推到极致的做法，在有利于全面防御疫情的同时，也产生着很多不利于疫情防范的负面做法。比如为不使管辖内每日公布的新增感染人数的数字增加，将轻度感染者或者因没有床位等待者算作普通肺炎处理的事情等。一线官员也有其难处，疫情有不受主观意志所控制的一面，如何不被问责则是一个政治判断。不管怎样，中国政府的体制动员能力举世无双，使人刮目相看，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正面反应和肯定。

然而，如果深入到中国社会基层，人们所看到则是另一番景象。

01

疫情爆发凸显各种现象问题

歧视武汉（湖北）人现象严重。一方面人们为中国人在海外受歧视而抱不平，另一方面人们（无论海内外）则视武汉（湖北）同胞为“大敌”。尽管媒体呼吁人们防御的是病毒而非武汉（湖北）人，但在恐惧面前，没有多少人可以把这两者科学地区分开来。

疫情扩散以来，社会上每天似乎都有莫名其妙的东西在制造着恐慌，人们抢购着一切可以抢的物资，抢口罩、抢大米、抢酒精、抢护目镜、抢紫外线灯、抢手套、抢双黄连口服液，似乎天很快就要塌下来了，要尽可能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捐助物资的流通成了大问题，一方面是各地捐助的海量物资积压在仓库内分不下去，或者海外捐助的物资受层层阻碍发送不到中国去；另一方面是疫情区物资短缺，得不到所需物资，医生护士只好套着雨衣垃圾袋上岗位。而负责接受和分送捐赠物资的红十字慈善总会总保持着沉默。湖北红十字会更是激起了民愤，那么重要的一个由官方支持的组织所发挥的作用，还远远不及一个民间人士组织（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所发挥的作用，民怨因此而沸腾。

在官僚体系那边，尽管如最高领导层所强调的，最大的任务就是管控疫情、打胜防疫这一仗，但实际上大家好像都在互相推卸和逃避责任，中央官僚机构推给地方，地方则推给中央官僚机构。迄今，只有武汉和湖北省政府官员承认了早期的不当行为，而还没有其他部门承担责任。并且人们还是不清楚，早期的“不当”到底是人为的因素还是政策体制因素所造成的。

医院候诊的患者。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疾控官员的行为更难以令人理解。理论上说，他们作为专业官员，应当是主角，无论是发现病毒、诊断病毒和向有关部门与社会公布病毒，都是他们的首要责任，但他们却抢先写文章、到国际顶尖刊物发表论文，这是为了抢先发表学术成果，还是只能到国际舞台上才能发声？武汉八名医生在疫情早期因为自行“散播”疫情消息而被地方当局约谈，甚至遭到警告。

但即使这样的行为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通过此举人们间接地意识到了问题的存在，疫情消息就是通过这种艰难的形式传播出来的。人们也可以合理地假定，如果这么大的一个由中央和地方政府疾控官员、精英大学学者群体（仅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上那篇题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在中国武汉的初期传播动力学》的论文作者为45人之多）通过不同形式一起发声，武汉（甚至湖北）地方政府能够有那么大的能量和能力来围堵疫情信息吗？

根据这一研究，去年12月中旬已经知道开始人传人了，但官方直到1月20日才告知民众。如果这群掌握信息的精英能够早些告知社会，哪怕是像那八个医生那样冒些风险，说不定局面就完全不一样了。

各级政府在经历了最初阶段的迟疑之后，终于投入了高度动员状态，但可惜的是只有政府在孤军奋战，而没有社会的有效参与。总体上看，社会力量包括非政府组织、宗教组织和企业家是缺位的。尽管他们中的很多也想积极投入抗御疫情，但始终找不到好的途径。

像新型冠状病毒那样大规模的疫情可以涵盖到整个社会，没有社会力量的参与，如果单有政府的努力，不管如何强大的政府都会显示其弊端出来。社会力量之所以重要，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就是社会。如果能够动员社会的力量，类似家人被隔离而智障儿惨死的案例很有可能加以避免。

不仅如此，社会的正能量发挥不出来，但负能量倒是被大大释放出来了。很多商人企业利用这个机会毫无道德底线地推销商品，想发一把国难财。这段时间以来，对某一种药品能够医治病毒的每一次炒作，无一不是商家利用民众的恐慌心理在背后推波助澜。一些人更是伤天害理，出售已经使用过的口罩。

凡此种种，社会普遍地表现出已经失去了人类行为的一般常识，社会很多方面充满着反智、民粹与愚昧，而这些又导致着社会的非理性和恐慌。实际上，任何社会，比疫情本身更为可怕的是疫情所引起的大规模的社会恐慌。如果这些行为仅仅局限于一般民众之中，倒也可以理解，但问题在于，同样的情绪蔓延在社会各界精英中间，使得社会失去了一个坚定的中坚力量。正因为如此，尽管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但社会内部则表现为失序状态。

02

危机下的非理性行为

为什么会造成非理性的社会、非理性的思维和非理性的行为？难道中国人就没有智慧和理性了吗？当然不是。拥有14亿人的泱泱大国并不缺智慧和理性。理性去了哪里？或者说，理性是如何消失的？

首先，各阶层迷惑于自己的社会角色。在任何社会，任何一个人既有自己特有的角色，同时每一个人也是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对这个社会担负着责任。但是，这些年来，钱理群教授提到的“精致的利已主义”普遍存在于各个阶层，包括官员、商人、学者等等。他们往往忘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只有自己的利益观，没有大局和社会利益观。

如此，即使遇到了类似新型冠状病毒那样的疫情，他们也总能找到从中追求私利的机会。对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来说，危机就是“机会”。只要对自己有利，社会与我无关。官员瞒报信息、学者写文章、商人乘机发财，所有这些行为在这些人眼中再合理不过了。

其次，很多政策因素也促成和强化了他们的行为。在多年反腐败的高压下，人们变得精致起来，聪明起来，一些干部的行为“收敛”起来了，天天唱赞歌，喊忠诚，好像在守护着这个体制。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做给上级领导看的。

这些年，不少像黄冈市那位“一问三不知”的干部被提拔，甚至进入了领导岗位。另一方面，那些真正实干的干部因为经常得罪他人、影响他人的利益，而被一个个告下去了。如果不发生危机，一切好像完美无缺，但一旦发生危机，就丑态百出，不仅害了自己，也害了这个社会。

更为重要的是，精英层已经失去了进步的观念。共产党是革命党，是近代以来进步观念的载体。但很多年里，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初心，没有了“野蛮”和“文明”、“落后”与“进步”的区别。没有了进步观念，也就没有了是非观，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种行为在这次疫情当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例如，一些农村居民使用各种“土”办法来阻止人员的流动，贴出了具有浓厚政治意味的口号，这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官方的主流媒体则拍手称好，并把此说成是执政党的“群众路线”。毛泽东曾经告诫党的干部要走“群众路线”，既不要当人民的大老爷，也不要当人民的尾巴。无疑，官媒认同的是彻头彻尾的“尾巴主义”。如果抱着这样的群众路线观，进步会是毫无希望。

一个严峻的局面是，这些年在中国体制内外盛行的“高级黑”和“低级红”，一直扮演着科学、理性和进步的“绞杀机”。“高级黑”就是那些等着国家出问题、看好戏的那些人，而“低级红”则是那些平时粉饰太平、遇到危机则如义和团那样“打打杀杀”的群体。今天，社会上的智慧和理性大多都要不被“高级黑”所控，要不被“低级红”所荡涤。一旦“高级黑”和“低级红”走到一起，它们所到之处，智慧和理性就“寸草不留”，荡然无存。

看看今天的媒体就知道了“高级黑”和“低级红”的厉害了。人们能够在媒体上（无论是官媒还是自媒体）读到什么呢？到处蔓延着情绪、庸俗和愚昧，而不见科学、理性和进步。如果把媒体的内容结构和人们的社会行为结构之间做一学理分析，不难发现两者之间的高度契合。尽管高层早就预警了“高级黑”和“低级红”的危害，但这些群体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

在危机时刻，人们总是期望超人的出现，英雄的出现。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把希望寄托在超人和英雄，而社会表现出集体无知和集体无能，那么会是这个社会的最大悲剧。中国是一个超大社会，没有任何一个超人或者英雄能够救得了整个社会。

社会的拯救需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负起社会责任来。当每一个人对社会有担当的时候，这个社会就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至少，如果人们不再做“高级黑”，不再做“低级红”，社会就可以减少内耗，增进团结，最大的困难也是可以克服的。

人非圣贤，但（如果改用一下梁启超的话来说）“人要像个人的样子”。这个“样子”的人是现代人，抱有科学、理性和进步观。到了21世纪的信息社会，稍作努力，做一个现代人并不难。这样一个现代人无疑是梁启超所说“国家要像个国家的样子”的社会基础。

点击添加图片描述（最多60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