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跑大象的新挑战——中国对新冠肺炎的“再平衡”_风闻

（本文转载自tuzhuxi，微博：兔主席；公众号：tuzhuxi）

兔主席 20200211 

传染病是现代智人经历几十万年进化发展到今天所一直需要面对的问题。 

在古代，医学知识落后，公共卫生体系尚不存在，人类无法对抗大瘟疫，只有谁死掉谁活下来的概念。14世纪的黑死病使欧洲2,500万人丧命（占人口三分之一）。这不是一般的人口优胜劣汰，而是社会的震荡、瓦解、重构，需要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恢复到过去的水平。 

晚至一百年前的20世纪，1914年西班牙流感感染了五亿人，使全球5,000万~1亿人死亡，占全球人口的3~5%。 

现代社会，伴随医学水平的快速提高，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健全，使得对源自不同病原体（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的传染病都能得到有效防控及应对。发展到当代（二十世纪晚期至二十一世纪），人类与传染病的关系已经不再是一个生存问题，而是管理和管控、控制风险的问题。人们可以针对不同传染病的不同严重性，调动合理的社会资源，进行防控与应对。 

而对于一些尚没有办法根除但仍广泛流行的疫病（包括民众熟知的包括流感、艾滋病、乙肝等）则需要进行长期应对与管理。传染病在今天的人类社会已经变成一个典型的公共管理问题、公共卫生问题、治理问题。承担这个角色的究极主体是政府。在一两世纪前，这可能都是不可想象的。也因为政府成为公共健康的维护者，也使得它承担了前所未有的责任。 

与“所有生命同等重要”的治病救人伦理不同，公共管理的视角比较宏观。它需要考虑任何公共政策的“收益”与“成本”，考虑社会资源之间的平衡与取舍。在微观个体来看，任何生命都要获得最高尊重（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从宏观角度，生命难免变成有些抽象的公共卫生成本。 

以西方政治哲学为例，有很多本体论的东西（强调个体的绝对价值），强调程序正义，拒绝用结果衡量手段。但在实操层面，结果主义（consequentialism）、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才是主导绝大多数公共政策的原则。 

回到流行疫病防控，社会必须在维护经济社会秩序与流行病防控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找到这个平衡点需要一个根本假设——某具体传染疫病的危害性（结合传播性及伤害/致死率）。不同疫病危害与风险不同，就需要不同的应对方法。 

如果低估了某流行疫病风险，就会使得它广泛传播，严重伤害公共健康，并最终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如果高估了某流行疫病的风险，虽然可以最大程度抑制它的广泛传播，保护公共健康，但也会破坏经济社会秩序。 

同时，由于人类社会的主观“风险偏好”问题，即使两类疫病的最后落到个人身上的风险是一样的，反应也不同。高危害性疫病会造成更大的恐慌，影响社会运转。这在笔者日前从“飞机安全”到应对新冠肺炎（缩减版）一文中已经分析过。 

因此，公共治理者需要不断摸索、把握流行疫病防控与维护经济社会运作之间的平衡点，但如果面对之前没有见过的新型传染疫病，那么危害性就变成了未知数、不确定性、概率风险，那么治理者只能结合自己的历史经验及价值观，基于有限的信息判断，并需要不断通过完善信息与数据，增强对疫病的流行病学认识，动态地调整应对方式。 

如果发现高估了风险，就要适度“放宽”应对手段。如果发现低估了风险，就要适度“加强”应对手段。 

治理者是在不确定性中决策的。而在一个对治理者期望很高的社会，治理者的高估、低估、决策快、决策慢，都会产生成本，都会成为民众批评的理由。 

再回到近年来的呼吸道传染病案例，看政府应对： 

1、SARS在中国：这是一个危害性非常高的流行疫病（致死率10%），一旦广泛传播将使社会面临极大的公共卫生危害。采用严厉的防控应对措施。当时北京停工停学数月。最后中国内地死亡349例，香港死亡299人。

2、流感（influenza）在美国：传播性广但死亡率低（0.1%），每年在美国致死3~4万人。2019/20年度流感季致死1万人。美国采取“常态化管理”，不会因为防控流感而影响社会正常的经济社会运作。换个角度看，每年3~4万的死者就成为维护社会正常运转的公共卫生“成本”。

3、H1N1（猪流感）在2009年的美国：获美国CDC高度重视，被WHO宣布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PHEIC）”。虽然还远远达不到中国对SARS的重视度，更远远达不到现在对NCP的重视度，对美国社会正常运行影响有限，但仍然对经济有一定影响，并被社会广泛诟病为“过度反应”。该疫病造成美国过万人死亡，死亡率接近普通流感。预计未来再出现类似的新型流感传染病，也不会获得同等关注，将被纳入“常态化”管理。

4、再看2020年NCP： 

1）中国内地：NCP源自冠状病毒，在对这项疫病流行病学了解尚有限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保守起见，采取了等同SARS（而非流感）的应对方式，而且推出的手段比SARS时期更为严厉，旨在最短时间内遏止疫情。 

2）中国香港：也经历过SARS，并目睹了中国内地的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措施。作为响应，香港也采用了超出SARS时期的防控手段（包括封关、限制人口经内地进入等）。但香港社会目前总体正常运行，开工开市，大多公共场所开放，人群正常聚集，和SARS时期差不多。 

3）新加坡：到新加坡决策时，已经有了更多的流行病学信息，基于现有信息，判断NCP较流感严重，但远远不及SARS。在SARS和流感二者之间，NCP更接近流感，因此采取比照流感的“常态化”应对方式，并表示会动态调整。 

显然，不同地方找到的平衡点是不同的。他们不光历史体验、治理模式不同，而且在决策时所依赖的流行病学信息不同。 

而我们对NCP的了解是在持续发展的。截至2020年2月10日，我们还在讨论钟南山关于NCP特性的最新论文。在2月10日晚间，香港青衣爆发了疑似本地粪口传播案例。我们对这个传染病的认识还在不断增加。 

目前笔者作为普通民众的一些基础认识： 

1、潜伏期非常长，钟南山说最长可至24天

2、无症状时即具传染能力

3、从各种全家感染案例这个结果看，新冠病毒的传染性非常强，显著强于SARS，甚至可能强于流感

4、除湖北外，死亡率不高（各种报道和口径看，介乎于0.2%到1.4%之间），但远达不到SARS（10%）的水平，最终很有可能高于流感（0.1%）

5、有年轻重症病患及死者，但主要还是针对中老年及基础病者，与流感相似 

以上还只是发现的过程中。钟南山团队依赖了上千案例。但现在全球已有4万多确诊案例，对更多案例进行分析才能补全我们对NCP的认识。 

笔者目前针对NCP防控的一些认识： 

1、从危害性看，由于它不是流感，就不能用流感的常态化手段应对；但由于它也不是SARS，也不能用SARS的手段应对。流感和SARS都不是合适的“平衡点”。

2、NCP的无症状即具传染能力、潜伏期超过14天等特征，使得各地采取的14天隔离期的手段不能真正有效隔离。最近几日，香港、台湾、日本专家都表达了NCP难以或无法隔离的问题。

3、NCP是无法在短期内通过强力抗疫手段“消除”。比如说，2月份内基本消灭和控制NCP的预期不现实。

4、民间观察NCP呈现“被控制住”的“拐点”主要的依据是湖北及外地“确诊”和“疑似”案例增加趋势。每天都有很多人对趋势进行量化分析。但要看到，这个增加趋势就是强力防控本身的结果。如果全国社会经济活动都冻结了，疫情还在加重，那还得了？疫情增长被控制住是通过很大的社会经济代价实现的。

5、NCP无症状感染力、有超过14天潜伏期的特征，使得这个传染病有可能长期在人口中存在。最不好的一种情况是，宣布疫情“被控制”，然后防控措施放松，人们预期发生改变，行为发生系统性调整，例如大规模人群聚集，聚餐，互动增加，甚至不戴口罩，随地吐痰等，则疫情可能出现“二次爆发”。

6、强力防控的经济代价是很大的。可以看到，这个已经不是保多少经济增长的问题，而是如何防止经济衰退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问题。

7、让全民意识到NCP的严重性和危害性，提高公共卫生意识，有两面性的效果。一是肯定有助于防疫。二是造成一定的恐慌和非理性行为，甚至有抵制工作的心情。笔者注意到，目前有很多人按照SARS框架来理解NCP。宅在家里是“生”，出去工作是“死”。如果宅在家里没有工作是死，那就只好冒着生命危险去工作。这是“生”和“死”的选择。对于稍有经济能力的人而言，他们会尽可能选择推迟进入工作状态。可以看到，这不是一个常态化的社会。社会经济秩序很难恢复到正常状态。

8、笔者以为，大多数行业还是可以陆续复工，恢复生产的，但对于实体服务业而言，只有在疫情明确结束，人口行为回到常态（例如敢于出来聚餐、看电影、按摩、唱歌），才会得到缓解。这些行业涉及大量的就业人口与GDP。

9、越是发现NCP难以在短期消除，抗疫越呈现出“持久化”的特征，则社会就越需要在抗疫与生产之间找到合理平衡点。笔者在之前文章援引过战争的案例。”全面战争”（total war，例如抗日战争）和有限的局部战争（例如对越战争）是不同的。全面战争是举国投入资源打仗，将其作为眼下涉及生死存在的第一目标。局部战争则是常态化的，可以与社会的正常生产秩序并存。（我们发现美国社会一直处在常态化战争的状态，从每年的季节性流感，到中东及全球各地进行的代理战争）。 

伴随对NCP流行病学认识的发展，中国社会肯定需要不断调整，找寻一个更加“平衡”的应对方法。 

中国体制犹如大象，在进行“全面战争”，动用举国体制全民抗疫，肯定是有优势的，任何一个其他国家都难以比拟。 

但如果需要不断根据更新的信息，对政策进行动态调整，而且要有许多微观的、细化的安排，就不容易了，这就犹如让一个大象做出许多优美的精细的动作。 

这些天，中央政府释放的信号非常明显，就是在保证疫病防控的前提下，对重点行业陆续复工，抓生产，保秩序，维稳定。这是一个典型的“既要，又要”（可能还有“还要”、“更要”。毕竟今年是全面决胜建设小康社会之年，对经济增长是有期望的）。 

这个“既要又要更要还要”是一个多重目标，且目标之间可能发生矛盾和冲突，例如，要宣讲防疫，改变行为，就会使大家恐慌，产生厌工。要防止疫病扩散，就要阻止人群聚集这就会影响经济。诸如此类。而在提出“既要又要更要还要”时，对于如何同时实现这些目标，处理其中的矛盾关系，往往又没有更多的说明，需要由上至下一层层官去诠释、领会、落地成政策，再交由一线去具体执行。 

在实际操作中，多重目标意味着KPI的含糊。一线官员的倾向是启动某种“底线思维”，即根据经验，在多重目标中找寻最重要的单一目标——这将是一个最大程度影响自己业绩及仕途的目标，这个目标如果不能实现，其他干好了都没有用。所以就围绕这个目标来制定政策，兼顾到其他目标。 

国家发改委今天上午开新闻发布会，有一部分值得注意： 

“我们也注意到，在防控期间，很多地方都出台了很严格的限制人员进出措施。比如，有的地方还对企业的复工复产采取了报备制度，有的设置了前置审批条件，甚至还有个别地方出现了拘留提前复工企业负责人的情况。这些做法是不符合加强疫情科学防控、有序做好企业复工复产的中央精神的。此风不可涨。在这里明确和大家说，我们将严格制止以审批等简单粗暴方式限制企业复工复产的做法。”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做法。为复工复产规定审批程序，就是“既要又要”的典型。通过设置审核程序，控制复工的节奏。这个结果是地方政府可以在他们之前理解的底限（即防疫）下获得免责——我们既支持复工，又保证防疫了呀。但这个措施的客观结果是使得大部分企业难以复工。这就偏离了中央政府的意图。这样中央政府只能进一步的、更加明确的表明自己的取态与预期（即“精神”），要求有序复工。基层政府这时才能拨开既要又要的迷雾，获得更深的领会，并根据新的精神调整政策。例如，复工的审批此时可以改为备案。程序和控制的措施还可以保留，但不能系统性地影响复工。 

大象使出全身齐力，奔跑冲撞，赶走来犯者可以，但是奔跑且迈出优雅精细的姿态，就很不容易。 

最后，对2020年的NCP，笔者相信它既不是SARS，也不是流感，并且危害性相比SARS而言更加接近于流感。它因为特有的流行病学特征，可能不能在短期内消除，而作为一个更加的长期存在，伴随我们度过2020年的前两个季度（另外如果不找到中间宿主，甚至可能在2021年复发，成为季节性事件）。政府为了避免SARS再次出现，在一开始以最谨慎的方式采取防控。但伴随对NCP认识的加深，可能将不得不考虑在全国范围内以更加常态化的方式应对这次疫情，将目标逐步转移到经济发展及社会稳定上。 

最后，在疫情的恐慌之下，人们的心态很难一下子改变，对行为模式、组织方式和实体服务业的影响可能在短时间内难以消除，基于此，2020年NCP有可能成为发展基于互联网及其他新技术的新形态经济的历史契机。 

（全文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