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年前就注定浙江战"疫"不凡_风闻

    1月23日，浙江省紧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率全国之先启动了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一级响应，全省各地全方位保障防疫预警和防控落实，各项措施力度富有前瞻性地逐步升级，赶在春节前牢牢掌握住了疫情防控的主动权，一度成了招致举国羡慕的“最强别人家的省”。

    由于节前从外地特别是湖北返乡的浙商众多，导致局部地区输入性病例和扩散感染病例急剧爆发。1月30日左右，全省“每日新增病例”达到本此疫情的最高峰。2月初，温州、台州等地的沿海多个县市果断实施“封城”举措，全省出现新增病例的乡镇村也一律从严排查疫情隐患。

    仅几天后的2月7日，浙江全省在院治疗病例达到本此疫情最高峰的921例，此后治愈出院人数呈快速增长势头，远远超过了每日新增确诊患者人数，在院治疗病例总人数相应地进入了快速下滑通道。谨慎乐观判断，从8日开始，作为疫情严重程度仅次于湖北的浙江省在全国率先控制住了疫情。

    针对这个“最强别人家的省”在此次战“疫”中诸多不凡表现，全国的“浙迷”们从各方面予以总结，毫不吝惜溢美之词，比如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社会治理能力突出、医疗卫生科技水平较高、公众社会应急素质较好、经济普遍发达、政府运作透明高效，等等。

    当然，大家总结的这些所谓浙江防控疫情的优势都没有错，但作为浙江人我想说，这些都只是浙江优势的表象而已。如果透过一个群体行为的现象看到其内在的本质，浙江政府和人民能够拥有这么多别的地方不具备或者别人有而浙江特别强的所谓优势，其根本是浙江地方的文化优势。

    浙江地方文化优势有什么，或者说有别于其他地方的文化特征是什么？我们且不谈春秋古越文化“逐鹿中原”傲视群雄那么遥不可及的岁月，只需时光倒流至八百年前，从宋朝浙江文化在全国一枝独秀的那段历史说起，便足矣。同时，让我们在回溯历史的旅程中，顺便感受一回文化自信，从历史中发现可以照亮未来的复兴之光。

陈朱论战

    在尊崇文化的北宋，传统学术文化成就攀上了一个历史新高峰，此后发展成熟的三股学术流派对世人影响极大，分别为“心学”、“理学”和“事功之学”。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和以陆九渊为领袖的“心学”均是大讲身心性命的儒家之学，而起自北宋、盛于南宋的“事功之学”虽同为后世儒学但与前两者截然不同，它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提出义理不能脱离功利等重要主张。

    宋朝的浙江，其经济、文化的影响力在全国举足轻重，尤其是南宋朝廷迁都临安（今浙江杭州）之后，浙江更是成为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兴盛于此时的“事功之学”，它的诸多杰出代表大多数出现在浙江金华、温州一带，因此也被合称为浙东事功学派。

    两宋时期，朝野学派论战频繁。我今天要讲的是一场发生在1180年代南宋时期的“陈朱论战”，这场论战的回响穿透千年，可以说给今天的浙江留下了至为深刻的精神印记。

    陈，指的是南宋状元、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陈亮，字同甫；朱，正是当时南宋思想界学术界的泰斗人物朱熹。

（金华永康五峰书院陈亮铜像）

    陈朱二人大论战的缘起是淳熙九年（1182年）陈亮邀请当时正在浙东监司任职的朱熹和与朱熹并称“东南三贤”的吕祖谦一起到浙中永康的五峰书院讲学。据史载，四方学子闻风赶来，把书院讲堂挤得水泄不通。

    当时，年近不惑的陈亮刚刚出狱，入狱是因他20天内三次上书朝廷，抨击统治者的投降路线，提出强烈要求变革政治、富国强兵、收复中原、重新统一祖国的政治主张。

    朱熹宣讲，世界可分成两个，一个是理性世界，一个是人欲世界。在心性方面，也可分为“道心”与“人心”；在历史上，三代（夏商周）之时是理性时期，汉唐以下，是人欲时期。孟子之前具有理性的人，孟子身后，道统失坠，理性不复存在。在行为方面，朱熹主张“静”“无为”……

    结果，陈亮与朱熹针锋相对，认为天地间的“道”是不生不灭的存在，不曾消失。在行为方面，陈亮认定“道”就存于现实世界里，所以就应该“动”，努力去寻找，用“男儿到死心如铁，看试手，补天裂”的气概去争取。

    吕祖谦见陈朱起了冲突，赶紧打圆场，说：“两位仁兄的见解各有千秋，值得鄙人学习。”三人随后在胡家公庙品茶，吕祖谦讲了一个弥勒佛的趣闻。正合朱熹心意，随手在胡家公庙上空的悬崖上，以朱砂写了“兜率台”三个大字，告诫后人要清心寡欲，修身养性。陈亮也提起大笔，信手添上一副对联“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慈颜常笑笑世上可笑之人”。

    五峰书院讲学，正是后来陈朱两人“王霸义利”论战的起点。两年后，陈亮收到朱熹的一封四月来信，要他放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之说”，而做一个“醇儒”。陈亮立刻回信，集中谈了两个问题：一是关于做什么样的人的问题。陈亮回答决不做儒者，而要做“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的“成人”。二是对汉唐的历史评价问题，这是正本清源的问题。以朱熹史观，他很自然地鼓吹“存天理、灭人欲”，让人们脱离现实斗争而去修生养性。陈亮以汉唐社会“万物阜藩”这一无可否认的历史事实，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说明汉唐的治道是合乎道义的，驳斥了朱熹的倒退历史观。两人此时的争论实质上是关系到南宋社会的前进，抗金中兴，还是苟延残喘自取灭亡的重大问题。

    又过了一年（1185年），陈亮对朱熹又写了一封长长的复信，就王霸义利问题与朱进一步辩论。陈亮旗帜鲜明地号召大家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特别是“百烁气血”干得动、“挟得转”世界的全人，而不去做儒者。并主张把适用于当时社会的历代进步思想家的进步思想，如“搅金银铜铁镕作一器”那样吸取下来，为当时现实斗争服务。朱熹看了这封长信后，深怕陈亮的理论为“后世传闻，转相习染”，就急切回信重申了他的“天理、人欲”之纲。同年，陈朱又有两封辩论书信往复，进而这场论战轰动南宋思想界。

    这场论战后期，朱熹难以招架，使得他大为恼火，惊叹陈亮“才太高、气太锐、论太险、迹太露”。“陈同甫学，已行至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陈亮为此创立了南宋永康学派，能与程朱理学相抗衡。

    在中国的封建社会，重农轻商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厚农抑商是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但陈亮却鲜明提出“农商一事”的观点，他认为没有繁荣的商业就不可能有真正繁荣的社会经济，进一步提出一些列如何重视商业以推动商品经济发展的具体主张，比如：正确看待商人的社会作用，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实行有利于商业发展的政策方针；注意保护商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

    陈朱二人论战的影响力穿越了近千年的历史，时至今日还在深深影响着二人身后的一方水土和百姓。虽然陈亮的理论创造仍是基于古老的儒学传统，重史求实，经世致用，但他推崇为社会历史建立奇勋的伟业的“英豪”，强调发挥主体的能动性、创造性、进取性，主张主体人格作为社会角色的广泛适用性。显然，陈亮的理论更接近近代文化的要求，可以说代表民族文化发展的方向，且对中国传统文化过分夸张内在导致的缺陷也有一定纠偏补正的意义。

    后世近千年，陈亮的求实、务实的精神，无私无畏的心胸和开拓创新的意志，成为浙江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浙江改革开放以来得以率先强势崛起的奥义与灵魂，也是浙江省能够率先控制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重要精神之源。

永嘉之学

    不可否认，对今日浙江精神影响最深的传统文化当属南宋事功学派。南宋时期，事功学派主要有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还有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两者与吕祖谦的金华学派又统称为南宋浙东学派，这是当时唯一能与大行其道的理学相抗衡的先进文化流派。接下来，我补充介绍一下永嘉学派。

    南宋时期，永嘉（今温州）地区工商业经济发达，出现数量众多的富商、富工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他们要求抵御外侮，维持社会安定，并希望能减轻捐税，主张买卖自由，尊重富人，发展商业。这和宋代一定程度上市场经济的发达、商业势力的崛起有密切关系。正是这一特殊历史背景造就了独特的永嘉之学。

    永嘉学派最早提出的“事功”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的一面，重视经史和政治制度的研究，使儒家的学说不至于完全陷入纯讲求个人的心性修养，从而使它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从今人的眼光来看，它的一些重要主张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和重大价值。

    一、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

    二、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曰：“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三、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

    四、强调以民为本，坚持改革政弊，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考求历代国家的成败兴亡、典章制度的兴废，希望以此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

    五、反对传统“重农抑商”的政策，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认为应该大力发展工业与商品经济，并指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的合理性。

    后世对永嘉之学的评价极高。如明清之际的学者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盖亦鉴一种闭眉合目朦胧精神自附道学者，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以为何等也。”

    清代学者全祖望有一恰当的评价，他说：“乾（道）、淳（熙）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熹）、陆（九渊）二派，而水心（叶适之号）其间，遂称鼎足。”足见永嘉学派在当时的历史地位。

    清代道光之后的学界，产生了汉宋之学对立的分裂局面，最终损害国学的传承，而永嘉学传统资源却“综汉宋之长而通其区畛”，为永嘉学派在近代迎来复兴提供难得难得的契机。

    谭嗣同就十分推崇永嘉之学。谭嗣同在《仁学·自序》中将永嘉归之于墨学中的“任侠”派：“墨有两派：一曰‘任侠’，吾所谓仁也，在汉有党锢，在宋有永嘉，略得其一体。”

    八百年间，永嘉学派的主要已经从学术追求进化为精神追求。温州籍的近代朴学大师孙诒让，不仅为浙南初等师范事业作出巨大贡献，而且积极发展农工商业，以实业救国，曾多次被提名、担任一些近代企业的管理者。历史上，在驰骋商场的同时，在学术上又能达到“三百年绝等无双”（章太炎语）水平的，唯孙诒让一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孙诒让的出现本身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史上的奇迹，而造就这一奇迹的文化根源，正是永嘉学派经世致用思想。

    此外，从晚清到民国初期，温州籍知识分子对中西文化的辩证态度，仍可看出诸多永嘉学派的内在精神，使得温州籍知识分子在文化路线上采取了既有别于国粹派、又有别于西化派的态度，他们对西学的躬亲实践更是超越了当时知识界的大多数流派。从这个意义上说，永嘉学派在近代实现了生命的延续。

    总之，近代温州籍知识分子从永嘉学派的文献中汲取了思想精华，在近代和现代的情境中进行了创造性的转化，不仅为改革开放一代的温州商人集体提供精神养分，更是为温州经济创造奇迹提供一贯而强大的重要文化支撑。

新事功理论

    众所周知，新世纪，不论大国之间，还是区域之间，竞争的核心在于人才之竞，而体现人才先进性和竞争力的根本在于人才的综合文化素质。这里所说的文化，不仅是指狭义的科学技术，而是包括现代科技与人文加总的广义文化。

    从19世纪以来，我国断断续续地引入西方科技，图强振兴，却几经波折，屡遭失败，其内因是占统治地位、腐朽没落的传统文化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强烈排异，一同连传统文化中先进部分也受到进一步打压。直到最近四十年成功实践改革开放，我们逐步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并通过广泛应用极大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不仅赢回了世界强国的地位，更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果从文化角度分析，我们客观、全面看待改革开放取得的伟大成就，不能说仅仅是依靠科技技术，而是首先在于我们的思想解放，大量现代西方的发展理念与传统优秀文化有机相融，引导思想大解放，生产力才得以极大解放，释放巨大的发展活力，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

    需要补充一点的是，近代以来，浙江地方传统文化及其构造的环境氛围，还具有超强的包容和吸纳外来文化的特性，开了一代风气之先。比如中共一大后期会议就在浙江嘉兴南湖秘密举行，如果浙江地方文化是保守排外的话，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红船故事。这也可以充分说明，浙江地方传统文化与先进的革命理论具有很强的兼容性。

    言归正传，浙江省在思想解放的过程中，并不是一概接受西方的思想文化，而是在吸取西方先进文化的同时对传统文化进行改造和回归，从而逐步形成与时俱进、地方特色鲜明的新文化、新思想。这些新文化、新思想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浙江的改革开放实践，创造出别的地方没有而浙江独有的义乌经验和温州模式。

    同样，浙江的经济社会能够经受住此次新冠病毒疫情的严峻考验，浙江社会治理经验能够成为新时期国家治理思想的重要源泉，论功劳，当属浙江这片土地上充分吸收优秀传统文化的新文化、新思想以及深受其影响的社会中坚的功劳最大。

    据我的观察，正在为国家未来发展与治理能力提升探路并积累经验的浙江，正在总结完善浙派事功新理论。我国理论界、学术界很快将赋予这些思想结晶新的名称，并将之融入一个更加宏大和精密的治国理政新理论体系，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的施政总纲。

    近一个月来，我们已经清楚地看到，新理论、新作风在浙江省疫情防控的工作中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最大特点就是讲究实干，政府抓实，基层落实，高效运作。全省上下一盘棋，迅速控制住了疫情，为下一阶段的企业复产、经济发展重上正轨创造有利条件，更为地方经济快速恢复和率先“起跳”赢得宝贵的先机。

    浙江省能够抢抓住这一发展先机的重大意义，可能仅次于改革开放之初抓住的那次机遇一样，使得浙江能够率先步入高质量发展的历史新阶段。在历史新阶段，浙江省肯定会进一步挖掘与现代化相适应的传统文化精华，使之在新时代焕发出人文的新光彩，助力浙江乃至中国更加自信地屹立在世界舞台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