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生虫》让奥斯卡更“国际化”了吗？_风闻

本文转自：新京报书评周刊

不管你是否认同，刚落下帷幕的第92届“奥斯卡”颁奖礼都将被历史记录，韩国电影《寄生虫》获得了今年的最佳影片奖，成为有史以来第一部非英语电影获得这个奖项。这几乎是颠覆了我们对这个有着有悠久历史的电影奖项的理解。要知道奥斯卡金像奖的正式名称为“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奖（Academy Awards）”，它的诉求很直接，代表的是美国电影业的权威看法。

《寄生虫》（기생충 2019）剧照。该片在第92届奥斯卡金像奖共获得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原创剧本、最佳国际影片4项大奖。

《寄生虫》是一部争议很大的电影，它和《小丑》一起成为2019年最值得讨论的电影文化现象。这两部电影分属东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却都跨越文化产生了全球性的广泛影响，获得了商业上的巨大成功。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的电影制造业在社会议题上的分裂，一方面将对底层和少数群体的关怀纳入到主流话语中，一方面试图遮蔽和改造问题。 

当然，今年也被认为理应是一个“女性”年，不论是奥斯卡大热《婚姻生活》还是《小妇人》，或者美剧《致命女人》《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也都引发了热议，但最终没有一位女导演获得提名。

当然，正面地看，奥斯卡试图突破传统，走向多元的尝试一直在进行。越来越多的少数族裔进入评委会，获得提名和奖项。当奥斯卡把“最佳外语片”改名为“最佳国际电影”的时候，电影让全球化的进程不会因为瘟疫或制度所阻隔。

撰文 | 余雅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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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的困局

“老白男”的品味之选，优质但乏味

近年来，奥斯卡奖被认为越发僵化无聊，被拟人化为 “老白男”形象（“奥斯卡”背后的推手和中坚力量也的确是这么一群人）。甚至可以这么说，当往日的荣光褪色，“奥斯卡”被普遍认为是垂垂老矣，权威性日渐衰落，颁奖礼的收视率也屡遭下滑，批评它简直可以算作是影评人的一种“政治正确”。

与其说它奖励的是电影的艺术性，不如说它是美式价值观的集中展示。上一年的政治博弈和热点议题一定会在颁奖礼上彰显。至于奖项，也许已经不再是奥斯卡最大的看点，正如今年的颁奖季到来的时候，已经没人记得去年的获奖作品其实是平庸的《绿皮书》。

“奥斯卡”奖从来不是颁给那些标新立异的艺术电影，而是重视所谓艺术和商业的平衡，从这点上看，《寄生虫》可谓是实至名归。在此之前，我们很难想象一部在商业上如此成功的电影可以被以戛纳电影节为代表的艺术电影评价系统接纳，而其在奥斯卡上得到的肯定不过是对这部今年绝对的现象级电影的再次肯定。

正如好莱坞行业刊物《综艺》影评人Justin Chang所说：

“《寄生虫》其实不怎么需要那个奥斯卡大奖，因为它早已满载而归，但奥斯卡急需《寄生虫》，以证明自己能与时俱进。”

《1917》固然拥有一部奥斯卡最佳电影的品相，也符合绝大多数人的期待，但是仅仅是依靠人文精神和华丽的长镜头，不足以让这届奥斯卡奖破圈杀出目前的困局。有心人不难发现，奥斯卡红毯的星光都不似往年璀璨，在新的时代，网络等新媒体瓜分了太多奥斯卡同样需要更多的流量和曝光度。

《1917》（2019）获得最佳摄影、最佳视觉效果等奖项，但没能获得最佳影片奖。

这时候，《寄生虫》的适时出现让好莱坞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东西：戛纳加持、亚洲面孔、类型电影、社会批判……每一个元素都像是更高阶版的新时代的好莱坞电影应该有的样子。最重要的是，这部电影足够受欢迎，又足够与以往不同。

诚然，《寄生虫》是一部可以让人眼前一亮，大呼精彩的电影，在一众中规中矩的“奥斯卡”颁奖季电影中确实棋高一着。奉俊昊在自己可以操作的范围内将一个具有现实意义的虚构故事操作到了极致，将自己对社会的批判转换为了一系列好看刺激的视听体验，在全球范围内招徕了无数观众。

《寄生虫》（기생충 2019）剧照

这部电影看似是现实主义的，其实更像是一个社会寓言，或者说一个对社会结构的概念化展示。导演通过对比和象征的手段把贫富差距、社会不公等问题极端化，最终将观众积压的情绪用暴力的方式宣泄出来，从而制造出这部强烈激发观众情绪的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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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斯卡的“国际化”

一种“美国中心主义“的变体

值得玩味的是，奉俊昊得奖后引用了败北的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的话用以致敬前辈：“最个人的是最具创意的”，这句话可以看做是对“作者电影”价值的重申，也足够表现出奉俊昊的创作态度。此举也引发了全场鼓掌站立向老马丁致敬，而正是马丁为代表的“新好莱坞”一代人革新了当时已经僵化的美国电影。

马丁·斯科塞斯，生于1942年，意大利裔美国导演、编剧、制片人、演员。图为纪录片《马丁·斯科塞斯的美国电影之旅》（A Personal Journey with Martin Scorsese Through American Movies 1995）海报封面。

不管好莱坞如何做各种的自我更新，其本质是美国中心主义，而反多元化的，这一次他们选择了奉俊昊，或许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奉俊昊正是继承了美式类型片的衣钵，并将其做了民族化和在地化的改造。

如今再来回顾这个当时大家不甚注意的新闻就变得更有意义：

2019年4月24日，奥斯卡规则作出更改，将“外语片（Foreign Language Film）”类目改名为“国际电影长片（International Feature Film）”，最佳外语片奖随之将更名为最佳国际电影奖。学院方称：“foreign（外国的）”这个说法在如今全球电影业中已经过时了，“我们相信国际电影长片的说法更能代表这个类目，宣传积极和包容的电影观念、全球性的电影艺术”。

《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认为《寄生虫》之所以获得如此大的成功与2015和2016年的#Oscars So White#抗议活动有关。这场抗议迫使好莱坞审视其对少数族裔的系统性漠视。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因当时未能提名任何少数族裔演员而被指责，继而许诺到2020年将少数族裔成员增加一倍。2015年，该学院8500名评委中约8%是有色人种，现在这个比例约为16%。不仅如此，为了推动更多元化的投票队伍，学院扩展了它的外国队伍。2019年，该学院邀请了来自59个国家842名电影业专业人士成为会员，其中大约29%是有色人种。

可是，我们也不难发现，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即使“国际”代替了“外国”，词语的变化不会改变奖项的本质，好莱坞试图将自己包装得没有那么美国化，也彰显出对国际市场流失的担忧，既然自己的原创能力在下降，不如保持一贯的”拿来主义“原则，吸引更多的国际电影人投向自己的怀抱。

《美国工厂》（American Factory 2019）画面

我们也不妨考察本届的最佳纪录片《美国工厂》，因为如火如荼的中美贸易战，这部作品自然成为舆论的焦点。虽然作者拍摄到了包括曹德旺在内的从上到下的中方人员，却最终将中美工厂的差异解读为文化差异，避免了更尖锐的讨论。因此，这部纪录片多少有些隔靴搔痒的感觉，触碰到了问题，却没有揭开伤疤。但是，这不妨碍这部前总统奥巴马夫妇投资的纪录片成为最后的赢家，它揭示了好莱坞运用的法则：从全世界攫取好的故事和人物，将其用美国人理解并习惯的方式讲述出来。

事实上，不论是《寄生虫》还是《美国工厂》，都表明奥斯卡奖的一种议题上的转移。前年的奥斯卡关注小人物的权益（《水形物语》《三块广告牌》）；去年的奥斯卡主打“黑人牌”，今年则开始关注阶层斗争，关注贫富差距，并且将目光投向文化和肤色都和美国更隔膜的亚洲。至于为何《小丑》无法获奖，则很可能因为它依然是一个发生在美国本土的故事，不够国际化。而且，作为一个富有煽动性的故事，奖励这部作品在立场上也不是十足的“安全”。

《小丑》（Joker 2019）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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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无名者发声

缺席的女性和看得见的底层

华金·菲尼克斯（Joaquin Phoenix）在得到影帝之后的发言也应该被注意，他说：

“自己与在场每一人被赋予最大的礼物就是能够获得替无声者发声的机会，无论是生态议题。性别平权还是种族问题，本质上都是对不公义的反抗。”

他的发言一定程度上可以揭示《小丑》这部电影试图表达的关怀。可以这么说，下半年上映的《小丑》可以说重复了《寄生虫》的成功，与之不同的是，这部有着大IP做原型的DC漫画改编电影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对人物的塑造，因此释放出了主角华金·菲尼克斯的神演技。同样反映社会不公，与寄生虫不同，小丑将暴力引导到大众中，看上去更具有颠覆性，但似乎有渲染“泛暴力”的嫌疑，电影的批判矛头失焦，这部电影的革命性多少受到了折损。

相信中国观众也不会忘记，颁奖典礼上，《美国工厂》的导演史蒂文·伯格纳表（Steve Bognar）和朱莉娅·莱切特（Julia Reiche）用中文对纪录片的主角中国企业家曹德旺表达了感谢。或许正如大家一般理解的那样，如果没有曹德旺的通情达理，这部电影不会诞生，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那就是纪录片里关注的工人权益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在中国大量存在。而正是这个群体才使得这部纪录片有了人文的意义，他们的名字没能被人记住，也没能出现在颁奖礼上，成为了无法发声的无名者。

也是在这场颁奖礼，正在我们为《寄生虫》提名奥斯卡讨论不休的时候，美国的女性电影人已经开始抗议本届奥斯卡性别不平等的问题。此次出席颁奖礼的影星娜塔莉·波特曼就身穿一件绣了未被提名的女导演的外套，以此来嘲讽奥斯卡的男性霸权。

事实上，尽管因为历史原因，女导演的确处于少数，但是在奥斯卡92年的历史上，一共只有5位女性提名了最佳导演奖。加上好莱坞本就是#me too事件的发源地，女性电影人一直忍受着各种性别歧视和不公平待遇，今年的奥斯卡在女性问题上依然饱受诟病。

《婚姻故事》（Marriage Story 2019）剧照

在热门影片《婚姻故事》中，导演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就设计了一个桥段反映女性电影人的困境。电影的故事不算复杂：女主角是个演员，为了寻找自我想要摆脱束缚自己的婚姻，从纽约回到了洛杉矶。在经过一番挣扎后，这对夫妻和平地解决了婚姻问题，并且找到了各自的生活。电影的最后，男主角看望自己的前妻和孩子，并恭喜前妻获得了艾美奖的提名。他理所应当地认为对方是因为表演，而事实上，她是因为导演而被提名……

这部电影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好评，在中国的社交网路和媒体上也得到了热议，不少观众认为该片精准地反映了女性在婚姻中的状况。电影看似讲述了一个非常美国的故事，法律和制度是如何瓦解爱意的。但它毕竟试图揭露了另外一个真相：女人为何要离婚，她们又是如何被日常剥夺了自己，成为家庭中看不见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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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之争：**电影是什么？

电影正在深刻地发生着变革，流媒体对电影业的冲击超出了我们的预想。本届奥斯卡Netflix本来算是一个大赢家，共获得了24项提名，是所有参加奥斯卡评奖的电影公司中获得提名最多的，却没能斩获除最佳纪录片之外的重要奖项。

《罗马》（Roma 2018）曾被提名第91届奥斯卡“最佳影片”。

去年Netflix出品的《罗马》抢了不少风头，尽管没有获得最佳影片，但是也斩获了几个大奖，被一些人解读为好莱坞大佬对流媒体平台的接纳。可是，紧接着就传出大导演斯皮尔伯格支持奥斯卡进行改革，防止Netflix日益做大，他将联合一些学院成员进行提案，“一部电影必须在院线有至少4星期的窗口期(即必须先在院线上映至少4星期，才能上流媒体)，才有资格竞争奥斯卡”。

斯皮尔伯格的身份不仅是导演，更是好莱坞大佬和电影公司的老板，此举看上去是争夺所谓电影艺术的定义，电影是否应该坚持在电影院里放映，本质上则是一门生意。尽管抵制会让Netflix进击好莱坞的速度缓慢一点，但不会根本性的改变既定的现实，那就是在未来，流媒体平台会更深入介入电影的制作和生产，从而彻底改变电影的形态和美学。

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正是流媒体对电影本体的冲击，让很多电影无须通过院线作为主要的观看渠道，电影正在以一种更快、更新、更便宜的方式抵达观众，也让观众需要的电影发生了改变，传统的剧情片很有可能被剧集替代，而大银幕上则会出现极端化的情况：高概念电影或艺术片。

《爱尔兰人》（The Irishman 2019）剧照

马丁·斯科塞斯在Netflix的支持下花费近2亿美元拍摄的《爱尔兰人》，坦率地说正是如今被剧集替代的叙事电影，在奥斯卡颁奖季几乎颗粒无收。尽管这位大师已经无需任何奖项的加持，但是他在颁奖礼上失望的表情还是传遍了中国的社交网络。当然这部电影并未没有瑕疵，没有得奖也是情理之中的事。《爱尔兰人》召唤出的正是一种对经典的怀旧之情，而这种怀旧里就蕴含着对现实的无奈。

我们不妨把他此前在《纽约时报》发表的那篇指责漫威电影的文章放在结尾，这位拍出过《出租车司机》《愤怒的公牛》等杰作的导演写道：

“对任何梦想拍电影或刚刚起步在做电影的人来说，当下的状况是残酷的、不利于艺术的。仅仅是写下如上这些言语，已让我感到悲哀。”

也许，在当下的环境里，这段话的适用范围还可以更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