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初军功阶层的真相：为什么韩信必须死？（下）_风闻

六

******在确认了“步骑车兵”的贬值之后，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理解，韩信由“连敖”到“都尉”的跨越，实际上是由“中低级干部”到“高级干部”的跨越，**不恰当的比喻，就是由不到“县处级”跳跃到了“省部级”，盖因“都尉”为“二千石”官，在秦汉之际还没有“中二千石”、“真二千石”和“万石”秩级的情况下，是“有秩吏”的顶点，所以任命用“拜”字。

那么，韩信被“拜”为“治粟都尉”，为什么说刘邦“未之奇也”？韩信又为什么逃亡而去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连敖”的本职，在上文中已经提到了，是负责各种“名籍”、财物和辎重输运、营造的“军职”，按照现代的说法，属于“后勤系统”，而在“滕公”夏侯婴鼎力推荐之后，刘邦仍只是将韩信提拔到“治粟都尉”的军职上，秩级固然大幅提升，本质上仍是将他视作“后勤专业干部”，而不是真正的统兵“军将”，更不存在独当一面的可能性。

所以，《史记·淮阴侯列传》中的记载是：

信数与萧何语，何奇之。至南郑，诸将行道亡者数十人，信度何等已数言上，上不我用，即亡。

上曰：“若所追者谁何？”曰：“韩信也。”上复骂曰：“诸将亡者以十数，公无所追；追信，诈也。”

何曰：“王计必欲东，能用信，信即留；不能用，信终亡耳。”王曰：“吾为公以为将。”何曰：“虽为将，信必不留。”王曰：“以为大将。”何曰：“幸甚。”于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无礼，今拜大将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择良日，斋戒，设坛场，具礼，乃可耳。”**王许之。诸将皆喜，人人各自以为得大将。至拜大将，乃韩信也，一军皆惊。

注意这段记载，**汉军到“南郑”，也就是汉中的都城时，“诸将”在路上已经跑了“数十人”，**可以肯定的是，萧、曹、樊、绛、灌之流都没有跑，而“秦制”中，“将军”地位贵重，位在“卿”上，“前后左右”也就四人而已，怎么会有“数十人”之多？

从两人的对话中可知，韩信作为“治粟都尉”，也在“诸将”之列。

史料中的信息并不止这一点，更重要的是——“诸将行道亡者”，也就是在“入汉中”的路上，已经有数十名“将领”逃亡，而我们知道，能够“熬”到底的汉军军吏才有资格封侯，也就是说，在“功臣表”之外，竟然还有数十名“诸将”逃亡。

这个数目，实则可以作为上文中诸多考证的注脚。

据《汉书·高帝纪》中记载：

夏四月，诸侯罢戏下，各就国。羽使卒三万人从汉王，楚子、诸侯人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

也就是说，随从刘邦入蜀就国的，总共是“卒”三万人加上“慕从者”数万人，所谓“数万”即不满三万，总数不超过六万人。

如全数为军人，则以60000人上限计算，唯有以100人、200人、500的“步”、“骑”、“车”兵数”计算“将”，才有120—600人的规模。

反过来看高级军官，明确记载“入汉”时的“将军”，只有四人：

（曹参）从至汉中，迁为将军。……参自汉中为将军中尉，从击诸侯。（《汉书·萧何曹参传》）

（周勃）从入汉中，拜为将军。****（《汉书·张陈王周传》）

（卢绾）入汉为将军，常侍中。****（《汉书·韩彭英卢吴传》）

（郦商）沛公为汉王，赐商爵信成君，以将军为陇西都尉。****（《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

其中，郦商早已为“将军”，在刘邦入关中时，即别入“旬关”攻汉中、巴蜀，实际上并没有“从入汉中”，属于别队，则“从入汉中”的“将军”只有三人。

再看《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的记载，以“都尉”官“从入汉”**的，只有成敬侯董渫一人，而在“击项籍”时，则“都尉”比比皆是，**也就是说，此时的汉军“诸将”，只能是“二队将”、“越将”、“慎将”、“骑将”之类的角色，“都尉”、“将军”都是“贵重物品”，还没有“贬值”。

说得直白点，就是刚刚“入汉”的刘邦集团是以“五百将”、“卒长”、“骑千人”为界线，划分“诸将”的门槛，但又不能真的“类比”，因为“十队将”、“二队将”、“骑将”之上，并无后期汉制的复杂的组织形态——“将、裨、校、部”等。

参见记载，只有1名骑都尉、1名都尉、3名左司马，1名车司马， 对照下“楚制”：

高层：

大司马（将军、中尉、都尉）——（亚将）——左司马、右司马

中层：

（司马，《功臣表》“入汉”时未见）——（候，《功臣表》“入汉”时未见************************）**********——十队将（五百将、五百）**

车司马——二队将（卒长）****

（骑司马，《功臣表》“入汉”时未见******）****——骑将（千人将，《汉书·樊郦滕灌傅靳周传》见傅宽为“右骑将”，可知分“左、右”）**

基层：

队率（也称“队帅”，见《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乐平简侯卫毋择”、“台定侯戴野”、“博阳节侯周聚”、“都昌严侯朱轸”，车兵或称“仆射”，未见）****

骑队率（《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都昌侯”条下********************）

简单解释一下，除了刘邦本人的“郎宦”团队之外，汉军的整体组织架构应该即以上述“秦楚制度杂糅”的方式进行建构，但“三将军”是否等同于分“三军”，却并不一定，因为上文中的三位将军，实际上是“从入汉中”之后的“拜”、“迁”，在“入汉”时，也就意味着，没有“将军”，再考虑到“佐高祖定天下”的“周吕侯吕泽”的特殊地位，“将军”之号，也未必对应分统“三军”。

恰恰相反，刘邦所部在霸上——汉中这一段时间中，应该是由沛公、砀郡长的“一军”体系，变成汉王的“三军”体制，这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

那么，最有可能的是上述三位“左司马”，实际上是刘邦亲统三个“都尉（骑都尉）”的“车”、“步”、“骑”三军的下属，“都尉”也就是将军属下的“部”的概念。

当然，“都尉部”之外，还有两个组织序列：

（1）刘邦本人的“郎”、“家吏”系统，包括“郎骑”、“郎中”、“谒者”、“中涓”、“舍人”、“家车吏”、“门尉”、“执盾”（另有“执盾队史”）、“执矛”、“执铍”、“执金吾”、“职志”等；

（2）刘邦集团的“客”系统。

这两个组织序列其实是相互依存，且独立于上述军队组织的一套“独特”的组织体系，唯有搞清楚他们的性质，才能理解楚汉之争之间的一系列“谜团”。

七

据《史记》、《汉书》 的功臣表，知乎网友“二十六年蝉”做了如下统计，照录如下：

【以客从（十二人，有误，实为十一人，王陵为后加入）】

沛丰：吕泽；吕释之；萧何；周苛；卢绾；任敖；冷耳

阳武：张苍

亢父：林挚

蘖桑：高邑

陈留：郦食其

【中涓（十一人）】

沛：曹参；召欧；周勃；孙赤

丰：王吸；纪信；毛泽

砀：灌婴；丁礼

宛朐：靳歙

单父：张平

【舍人（二十三人）】

沛：樊哙；朱轸；周定；奚涓；审食其；周緤；徐厉；

丰：薛欧；唐厉；陈遬

横阳：傅宽

砀：陈濞；陈贺；刘钊；戴野；魏选；

薛：华寄

新城：董渫

陈留：吕臣（非陈胜部将和西楚大将）

地名无考：庄不识；沛嘉；单甯；丙倩

【谒者（三人）】

地名无考：武虎；尹恢；亓石

【 职志（一人）】

沛：周昌

【基层军官（六人）】

丰：（越连敖）赤

薛：（连敖）戎赐

砀：（门尉）耏跖；（执盾队史）襄；

单父：（连敖）郭亭

昌邑：（骈怜）许温

【卒（十七人）】

沛：彭祖；单父圣；卫无择

丰：周聚；朱濞

砀：周灶；陈涓；孔聚

薛：陈胥；秦同；郭蒙

陈留：丁义；齐受

杠里：陈夫乞

胡陵：杜得臣

霸上：陈署

地名无考：阎泽赤；冯谿

这里，最早的封侯、封君的有：

【封列侯者（十二人）】

长安侯：卢绾（疑似汉元年所封）——客

建成侯：曹参——中涓

威武侯：周勃——中涓

临武侯：樊哙——舍人

昭平侯：夏侯婴——令史

建武侯：靳歙——中涓

惠侯：孙赤——中涓

周信侯：周定——舍人

高梁侯：郦食其——客

名号无考：吕泽——客

名号无考：陈狶——特将

成信侯：张良（大概就是在汉元年末到汉二年初所封）——厩将

【封执珪者（五人）】

信成君：郦商——将军

昌文君：灌婴——中涓

共德君：傅宽——舍人

武定君：侯昭——未知

（名号无考）：奚涓——舍人

将军、特将封侯因团队功，无异议，那么，剩下的“侯”其实就是刘邦身边的“客”、“中涓”、“舍人”。

先说“中涓”、“舍人”，到底是什么呢？

“中涓”，颜师古注：“涓，絜也，言其在内主知絜清洒埽之事，盖亲近左右也。”

翻译过来就是，在家中负责打扫卫生的人，属于亲近的身边人。

“舍人”，颜师古注：“舍人，私府吏员也。”

翻译过来就是，府中的吏员，家吏、家臣。

两者对照，“中涓”比“舍人”亲近，而且地位要高，比如同在沛县起家的“曹参、召欧、周勃、孙赤”当然地位要高于“樊哙、朱轸、周定、奚涓、审食其、周緤、徐厉”等人，“入汉”之后的两个“将军”，都出自“中涓”。

简言之，就是以“主”为基点，“中涓”的距离更近，类似于院内，而“舍人”的距离远一些，类似于府内，空间距离的远近，决定了地位高低。

而这个结构，见于《墨子·号令》：

**吏卒侍大门中者，曹无过二人。勇敢为前行，伍坐，令各知其左右前后。**擅离署，戮。**门尉昼三阅之，莫，鼓击门闭一阅，守时令人参之，上逋者名。**铺食皆于署，不得外食。**守必谨微察视谒者、执盾、中涓及妇人侍前者志意、颜色、使令、言语之请。**及上饮食，必令人尝，皆非请也，击而请故。

守卫守城主将官署大门的头目和士兵，每班岗不要多于两人，卫兵中勇敢的在前行，根据队、伍排列，让他们知道各自的左右前后是谁。擅自离开官署的人，杀掉。门尉每天白天点名三次，晚上击鼓关门后再点名一次，守将随时派人检查巡察，记上擅自离开岗位人的姓名。早晚两餐都在官署吃饭，不许在外面吃饭。守将一定要谨慎、细致地暗中观察侍从中的谒者、执盾、中涓以及料理日常生活的妇人等人的思想、心理、脸色、动作和言语的情况。每次端上饮食，一定要先叫人尝一尝再吃。若有异常情况，就立即抓起来予以盘问。

《墨子·号令》基本上一个“县”城池守卫的“操作手册”，全盘引用段落篇幅过长，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在这一篇中，县令、丞、尉的部署很清晰，一县的守城兵力为“五百人”，每个城门“一百人”，编制可见：

守城之法，敌去邑百里以上，城将如今尽召五官及百长，以富人重室之亲，舍之官府，谨令信人守卫之，谨密为故。

注意其中的职位，“五官”、“百长”，案城卒为“五百人”，对应“五官”，门卒为“一百人”，对应“百长”，而“五百”实为“官”级别编制的主官“五百主”、“五百将”之省称，可知，“五官”等同于“五百”。

推而广之，可知《汉书·百官公卿表》所记部分职务之发展：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中郎有五官、左、右三将，秩皆比二千石。

郎中有车、户、骑三将，秩皆比千石。

谒者掌宾赞受事，员七十人，秩比六百石。

颜师古注“车骑户”三将：

如淳曰：“主车曰车郎，主户卫曰户郎。《汉仪注》：郎中令主郎中，左右车将主左右车郎，左右户将主左右户郎也。

综合以上信息可知，刘邦在沛公、砀郡长时代到汉王时代，一直有一个“亲侍团队”，这个“团队”参照《墨子·号令》中的记载，实际上是以“县邑”为单位构建的，由其扩大，即称王后的“宫廷”内的“郎宦者”团体。

也就是说，参照“宫廷”的“郎宦者”团体编制“倒推”，即是“县廷”之“亲侍”，左为“县廷”，右为“宫廷”：

中涓（中涓骑）——中郎（郎骑）

舍人——郎中

谒者——谒者（中谒者）

五百——五官（五官中郎将）

骑将——骑郎将（郎骑将）

户将——户将

户卫——户郎

执盾（另有执盾队史）、执矛、执铍、执金吾——执盾、执戟、武士

家车吏——驺

门尉（县所独有，见《墨子·号令》）、城将（县所独有，见《墨子·号令》）、五官（县有，见《墨子·号令》，通“五百主”）、百人（县有，见《墨子·号令》，通“百将”）

也就是说，何炳棣先生对于《墨子》为墨家在秦献公时代入秦后，对秦国基层制度进行改造的成果，并由此编写了详细的“城守”操作手册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

刘邦和他“丰沛集团”核心人物，作为秦朝的“县吏，最熟悉的组织体系，就是“县政”，所以，刘邦的“亲侍团队”构建之初，是以“秦制”的“县制”作为基础和蓝本，而在进行“张楚”政权治下的“楚军”制度构造时，则施行“楚爵”和“楚军制”，这种“秦”、“楚”双轨制，在现实中并行到“入汉”，也就是“汉王国”建立，“宫廷”仍旧为“秦制”扩张，如“郎中骑”的建立。

“朝廷”则为“秦楚并行”，将军、都尉、亚将、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这是典型的“楚制”序列，但同时，汉军又有“秦制”丞相及诸卿领兵也称“将军”，如左丞相、右丞相、御史大夫、太尉、中尉、內史等，其下分置都尉。

八

总结上述“县廷”——“宫廷”的发展，或可称为“县之主”和“宫之主”的变化过程，在“主”所辖的“自己人”之外的“独立人”或“独立团队”，都是“客”，也就是战国时代的“客卿”、“邦客”，虽然都是以“客”为名，却要看和“主”的关系远近。

**所以，既有上面表格中，吕泽、萧何、周苛这样“高标准”的“客”，立国之后即“封侯”、“拜相”，也有张苍这样的“客”，会坐法当伏斧质，**张苍这种“客”，就类似于“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提及的“邦客”，也就是“远来至‘我邦’的非‘蛮夷’‘外邦人’”。

在《墨子·号令》里也有类似的角色：

客卒守主人，及以为守卫，主人亦守客卒。

“客卒”，就是外地来帮助防守的士兵，在参与守卫的同时，主人还要防备他们。

也就是说，在刘邦的起家团队之中有两种“客”，类似于《战国策》中记载的“孟尝君”养客，也分为“上中下”，既有为主爪牙的鸡鸣狗盗之徒，也有出有车，食有肉的“上客”，而考察刘邦团队中的“上客”和“中涓”、“舍人”的最大区别，应该就是“身份”和“团队”两条。

比如萧何和曹参，同为“县令史”，前者“举族”相从，待到论功行赏时，家族有食邑者数以十计，而曹参等人，都是只身相投，以至于刘邦都将这个作为“评功”的理由，就说明，“上客”与“中涓”的亲近程度相同，地位却因条件有差，类似的还有吕泽、郦食其等，背后都有强悍的团队支持。

“上客”自然有刘邦亲自招待和管理，“下客”呢？

此时，“连敖”就该出场了，也就是《史记·集解》中提及的：

徐广曰：“典客也。”

“秦制”之中有“属邦”之名，为重要的中央官署，而汉代无“属邦”，却有“典客”，绝非偶然，盖因“秦制”下多有“归义蛮夷”，却不存在西汉初年数以十计的诸侯王国，“邦客”是一个社会管理问题，而不是政治、礼仪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在刘邦团队的建立之初就已经存在。

新投效的“客”，以张苍、韩信为例，都属于“士”的阶层，却并无家门、宗族势力，只能作为“下客”备用，对他们的管理，不可能用军事编制配置，比如张苍这样的“秦柱下史”，在文牍事务无从安置的条件下，由专门的“连敖”来安置从事“书写名籍”、“辎重管理”和“徒役分派”的工作，完全有可能。

文献中也有旁证，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坐法当斩，其辈十三人皆已斩，次至信。

“坐法当斩”，很可能是因为犯法“连坐”，而“十三人”，也就说明韩信的“相关人”至少在10人以上，也就意味着，韩信的“连敖”职位的责任关系人至少在10人以上，结合上文中的考证，则“连敖”应该属于“队率”级别，再往上就是“诸将”，不可能“未知名”，也就是管理50人左右的“下客”、“邦客”的后勤军官。

正因为如此，刘邦在夏侯婴的推荐下，任命他为“治粟都尉”，属于典型的“未之奇”，因为刘邦至南郑后，对军事组织进行了重足，由“沛公”——“都尉”——“司马”——“诸将”体系，变成了“汉王”——“将军”——“都尉”——“司马”——“诸将”体系，“治粟都尉”虽有“都尉”之名，实际上已经由“主”之“直属队”变成了“将军”的“部属”，秩级或有上升，工作性质并无变化，仍旧是后勤、辎重官，照样没有自己的“部属”。

更进一步说，这个“下客”是哪部分人呢？

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交代了细节：

**四月，兵罢戏下，诸侯各就国。**汉王之国，项王使卒三万人从，楚与诸侯之慕从者数万人，从杜南入蚀中。去辄烧绝栈道，以备诸侯盗兵袭之，亦示项羽无东意。至南郑，诸将及士卒多道亡归，士卒皆歌思东归。

八月，汉王用韩信之计，从故道还，袭雍王章邯。

也就是说，当年4月到8月间，就是上述事件发生的时间，也就是顶多4个月，汉军已经打回了“关中”。

这个效率，已经算是神速了，为什么仍旧有恐慌式的逃亡和思乡呢？

“楚与诸侯之慕从者”这就算是“军官”和“志愿兵”了，3、4个月时间就“日夜思乡”有点奇怪，唯有可能的就是“客卒”，也就是项羽派出跟随刘邦的3万卒。

称“卒”，也就不是“士”，而韩王信曾劝说刘邦：

军吏士卒皆山东之人也，日夜跂而望归。

也就是说，这3万人和其他“数万”人一样，都是“山东之人”，而非“秦卒”，且为项羽所派，则于刘邦的汉国而言，当然属于“客卒”。

刘邦自己也说，诸将逃亡数十，这总不至于是“慕从者”，只能是这3万人的“诸将”，大胆猜测一下，韩信作为“连敖”险些“坐法当死”，很可能就是因为属下、同僚的“逃亡”，也就是说，还没到“汉中”，这支3万人的“客军”已经濒临瓦解。

所以，本质上，这3万人是以“客军”的姿态，为汉军的“本部士大夫”担当“徒役”，其中的“连敖”自然也就是在“考察期”的“预备干部”，根本进不了汉军的“信任圈子”，所以，当韩信大喊“上不欲就天下乎”的时候，实际上是“效忠”的“投名状”尝试，所以夏侯婴接下了招。

焚烧栈道，向项羽表示不想东归。按照张良的《世家》中记载，这是张良的“计策”，本质上是对外也对内。

到了南郑，汉国建立，等于是“考察期”结束，而这部分“客卒”的处理，也就成为新问题，如何消化他们纳入系统，需要一系列的手段，所以，萧何才会主动去与韩信接触，多次谈话，一方面是“发现人才”，另一方面也是“树立标杆”。

所以，萧何才力劝刘邦“拜”韩信为“大将”，连“拜”将军都不行，而且还要形式感十足，要“等坛”，这与其说是对韩信本人的尊重，更是对新纳入麾下的“客卒”的一种激励，与日后刘邦先封旧仇雍齿为列侯有异曲同工之妙。

九

以上是不是过度解读呢？

这就涉及到历史上的另一个谜团，那就是在韩信在汉元年“拜”为“大将军”之后，他的记载消失了，在“平定三秦”、“略定韩魏”、“兵出南阳”、“兵发砀郡”和“彭城之战”的汉军第一次“大扩张”中，韩信毫无建树，直到魏王豹叛汉附楚，韩信才以“左丞相”（另有记载为“将军”）的身份东渡黄河，讨伐魏豹，此时，已经是汉二年八月。

汉元年到汉二年底，“大将军”在做什么？韩信到底是不是汉军的统帅呢？

答案很简单，不是。

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并非正式的官职名称——“大将军”，而是“诸将”之中的“大”者，具体可见《史记·淮阴侯列传》中韩信对楚使所说的：

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

也就是说，韩信此时被“拜”的职位，应为“上将军”，更给予了他“数万众”，而并非“最高武职”概念下的汉军兵马尽属，换句话说，他这个“上将军”只是“诸将之首”，而非“诸将之长”。

如果韩信的语言表述一如《史记》的惯例的话，“数万”也就是不足“三万”，恰恰是“客卒”逃亡之后的规模，当然要随从汉王行动；而如果是“概数”，也就是汉军“尽属”，则之后汉王“自将”大军出故道攻章邯之后，他的“上将军”的领军权力，实际上也被剥夺。

​

参见《汉书·萧何曹参传》中的记载，曹参出三秦，独立领方面军则为“将军”，从属于汉王本部则称“中尉”，卢绾情况类似，先为“将军”，后以“太尉”常从汉王，另见郦商为“将军”取陇西郡，至于其他的“将军”也往往是为方面军统帅，从属于他将（如左丞相、右丞相）则称“都尉”。

也就是说，在淮阴侯韩信没有独统方面军的两年时间里，他应该就在汉王的身边，以“朝官”的身份为“参谋”，而且韩信提及有“上将军印”，上文中提及汉军为“秦楚制度杂糅”，那么楚制的“上将军”应该是“大司马”的别称，如此，则可补汉初官制之缺。

值得注意的是，在《史记》中记录的汉初“朝官”之中，萧何在汉中为“丞相”，未言“左、右”，而卢绾为“太尉”，则明言为“东攻项籍”之时，在汉中时仅为“将军”，而御史大夫为周苛，曹参为中尉，周昌为內史，主要“角色”配置齐全，在汉中时，汉国“朝官”已经将相卿齐备**，从时间上看，卢绾的“太尉”应该接自淮阴侯韩信。**

而汉军日后仍有“大司马”之职，根本原因应该是刘邦以韩信为“左丞相”独立领兵之后，以韩信的“大司马”权重，改称“太尉”，用亲信卢绾掌握，并约束于身边，而将“大司马”之职降低，以致“阳都敬侯”丁复能由“楼烦将”升任，再升迁为“将军”，可见楚汉之争后期的“大司马”已经没有“最高武职”的尊贵了。

这种情况，在楚官制中的“莫敖”上早有演绎，其作为最高武职，被“大司马”代替，日后地位反降低到“大司马、左司马、右司马”之后，原因就在于楚王厌恶其“权重”。

也就是说，在汉二年八月韩信被“拜为左丞相”、“为将军”别击“魏豹”之前，其职位应该就是“大司马”或称“上将军”，也就是俗称的“大将”，这也说明，汉武帝日后改制官名，其实多有汉初故事所本，如中尉改“执金吾”，太尉改“大司马”，且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均加“大司马”，也就意味着，“大司马”为日常实职名，而“某某将军”只是加号。

正因为如此，韩信才对照了在楚汉之间的“言听计用”，实际上，史书上明确记为韩信献计的，只有他“拜将”后对刘邦详述的项羽为人，以及“出故道”攻章邯，从行文看，二者实际上是连贯的，所以才有《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的**“于是汉王大喜，自以为得信晚。遂听信计，部署诸将所击。”**

问题在于，《史记·高祖本纪》和《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对照，韩王信也向刘邦分析了类似的话，两个“韩信”属于英雄所见略同，但是这两个“韩信”在此之前，从未有“显赫”的军功作为地位的加持，也没有成功经验可以作为佐证，那么，“汉王大喜”的“喜”从何来呢？

结合上文中对于汉军组织体系的描述，一个“尴尬”的结论呼之欲出。

汉军的组织结构实际上是以刘邦个人为核心构成“县廷”和“家吏”的组织，形成“亲侍”为战斗力中坚的“武力细胞”，再以“个人关系”和“个人威望”笼络拥有亲信部属的“诸将”，而这些“将”的统属也不超过“县守”的500人，更专业一些的车、骑，也就是200骑、10车的规模，这些“诸将”也就是更多的“细胞”，依靠刘邦本人身先士卒、舍生忘死的“车骑突击”，统领这些“细胞组合”在灭秦战争中得以“分一杯羹”，最终立国。

原因就是，刘邦集团限于“出身”的特性，依赖秦帝国县级基层组织的“成文化”管理，以及其组织结构的“一都多县”的“细胞分裂”特质，以治“一县”的组织经验，可以拉起一支数以万计的大军，但其组织能力又仅限于“一县”。

当面临真正的“国战”时，刘邦集团的一群“县吏”们，根本没有足够的“经验”和“知识”来为“汉王国”进行正规化改造，通俗地说，就是一个“营长”带着一群“营长”，拉出了一个“集团军”，却发现自己并不会训练、管理和指挥一个“集团军”。

他们不会。

而唯一具有一定相关视野和经验的张良，又在“汉国”建立之时离去，使得刘邦彻底退化成了一个“县吏”，淮阴侯韩信和韩王信的建议并没有什么超乎时代的跨越性，只是他们的存在，让原本只会抱着秦律照本宣科的“县吏”们看到了“知识”的力量，也就是进行组织改造的可能性。

但是，对于这样一群“底层官僚”出身的“丰沛集团”而言，“知识”永远只是工具，真正让韩信代掌汉军完成“取天下”大业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刘邦宁可在2年左右的时间里，让韩信为自己出谋划策，而他“言听计用、解衣推食”，为他构建“汉国”的军事“正规化”进程。

直到“彭城惨败”之后，刘邦尴尬的发现，面对黄河南北双方面的军事压力，自己部下根本没有能够独当一面的“方面军”统帅，所以可能抱着“你行你上”的心态，命令韩信以左丞相进攻魏国，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停地“收其精兵”来补充自家的主力。

这种心态在《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有所体现：

（曹参）以将军入汉，以左丞相出征齐、魏，以右丞相为平阳侯。

（韩信）萧何言为大将军，别定魏、齐，为王。

《汉书·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或许觉得太不要脸，改写作：

（曹参）以将军入汉，以假左丞相定魏、齐，以右丞相，侯。

萧何言（韩）信为大将军，别定魏、赵，为齐王。

曹参要是“左丞相定魏、齐”，韩信干嘛去了？所以，《汉书》加了个“假”字，既可理解为“代理”，也可理解“借”，算是圆了圆面子，其实，曹参属韩信，并非什么秘密，但史书中仍有所讳言，应该不是司马迁的手笔，而是之前史官早已下手，“为尊者讳”。

日后韩信的命运悲剧，其实也和这群“丰沛小吏”的“自卑感”有关，见《史记·淮阴侯列传》：

信知汉王畏恶其能，常称病不朝从。信由此日夜怨望，居常鞅鞅，羞与绛、灌等列。信尝过樊将军哙，哙跪拜送迎，言称臣，曰：“大王乃肯临臣！”信出门，笑曰：“生乃与哙等为伍！”

绛、灌虽然并称，绛侯周勃却是“从入汉”的三“将军”之一，灌婴为后起，而韩信“羞”与其同列，也可见他在初入汉中时，对于刘邦君臣的态度，应该和看傻B差不多，而他到樊哙家拜访，樊哙竟然在刘邦对韩信已经废黜王位的情况下，“跪拜迎送”，口称“大王”，这是何等的尊重甚至是“恐惧”？

所以，当刘邦面对自己曾经“从游”的张耳，曾经的王者要“立王”时，他没话说，靠他当上“韩王”的韩王信要封王时，他也没话说，偏偏就是韩信要个“假齐王”的时候，要知道，韩信等于是拿了刘邦几万“弱卒”的“天使投资”，还给他一个魏国、一个赵国、一个齐国、一个燕国，加起来占天下的一半，最后只要一个齐国，还是“假王”，也就是“代理王”，刘邦就舍不得了。

为什么？

熟悉职场的朋友应该能够理解这种心态，那就是，越是“底层逆袭”的“体制内成功者”，越对高于自己的“专业知识”感到敬畏、自卑，而如果能够操纵这种“专业人士”时，其心态往往伴随着刘邦对韩信的“畏恶”，也就是“害怕”夹杂着“厌恶”，尤其是当对方希望以一种“平等交易”的姿态衡量付出与所得时，他们更是不满。

说得直白点，这类人的世界视野里，只有“向上看的屁股”和“向下看的笑脸”，“平等”和“交易”都是让人厌恶的存在，所以，刘邦可以接受张耳，可以接受英布，也可以接受韩王信、臧荼，对于韩信和彭越，那是绝对除之而后快的。

但是，当“专业人士”真的“钳口”、“臣服”之后，他又会不知所措，因为他的知识储备不足以应对复杂的状况，所以，越发的“随意”、“任性”，以至于在临死之前，派出陈平、周勃带着一纸诏书就想收斩“连襟”樊哙，面对重臣的反对仍想更立太子，直到碰了壁，才能醒悟。

所以，刘邦才在得到韩信的死讯时：

且喜且怜之。

这种心态，其实他只是起始，所以，西汉帝国才自建立之初就处于“斗”的过程中，先和“异姓王”斗，再和“吕氏后族”斗，再和“功臣列侯”斗，再和“同姓诸侯”斗，再和“豪强大族”斗，再和“豪商巨贾”斗，斗到汉武帝的时代，甚至发展到和“货币经济”斗，和“全国市场”斗，和“诸子百家”斗，和“四夷八荒**”斗，和“天下百姓”斗，甚至和“皇后太子”斗，直到元成之后，斗不动了，进入下一个“治乱循环”。**

原因很简单：

汉家绝不接受任何平等关系，无论是“合作”，还是“交易”，都没门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