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应“慢”的南通，却比疫情“快”_风闻

一、新冠浩浩荡荡席卷全国

2020年的春节，注定是一个不寻常的春节，新型冠状病毒借着春运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在全国范围内开始蔓延，截至1月31日24时，国家卫生健康委收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1791例（江西省、陕西省、甘肃省各核减1例），现有重症病例1795例，累计死亡病例259例，累计治愈出院病例243例，共有疑似病例17988例（信息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据江苏省卫健委2月1日权威发布，2020年1月31日0-24时，江苏省报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新增确诊病例34例。其中，南京市3例、无锡市1例、徐州市3例、常州市1例、苏州市2例、南通市2例、连云港市4例、淮安市2例、盐城市5例、扬州市5例、泰州市5例、宿迁市1例。

二、南通不急不缓紧跟中央   

相对国内一些城市的快速反应，南通市对于新型冠状病毒的有关报道和政府部门作出的反应不得不说是慢的，中国日报之类的报纸和新闻联播等电视媒体都持续在报道湖北省，尤其武汉市的疫情的情况，但是直到1月20日习近平主席对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的这一天，南通日报才首次在“观天下”栏目中出现疫情的报道，21日南通市卫健委发布全市49家发热门诊的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名单，1月22日在南通日报“要闻”栏目中发布关于南通的疫情情况（无病例），当日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根据习主席对疫情的指示，健全疫情防控应急预案，开展应急演练，建立县镇村三级单位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协调机制，采购和调配物资、安排人员、财政保障支持等，以及引导宣传、公开信息、关注社会、网络舆情，以及其他一系列的防控工作。23号交通运输部门启动应急响应，采取一系列包括公共交通工具消毒，停开武汉班线，对南通站汉口方向来车旅客进行体温测量。24日对新型冠状病毒的医疗保障工作，各农贸市场和经营场所进行整治，主要针对野生动物的打击，和打击哄抬物价等扰乱市场秩序的违法行为的强调，并列出市民热线以供投诉举报。截止至24日南通确诊首例。24日起，商场公众聚集性促销、五山地区相关景区和宗教活动场所全部关闭，25日起暂停新春舞龙等表演类活动等等措施陆陆续续开始实施。

可以发现南通市政府的相关防控的举措是按照中央的要求进行的，但是据笔者的观察，南通市崇川区并没有太过紧张的情况出现，偶有一些突发状况也很快被政府部门澄清和公告，如27日南通市区网传在南大街的长桥宾馆有新冠肺炎的感染者，而在28日崇川区疫情防控指挥部就在南通日报中发文公告情况，原来这位长桥宾馆的刘某有过武汉接触史，当时发高烧38.5，但是经过南通大学附属医院诊断为普通呼吸道感染（信息来源于南通日报），据说整座宾馆的人都进行了相关的检查；还有南通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在1月25日，对1月21日一位疑似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患者的活动轨迹，十分周详地列出，包括几时几分在哪儿坐公交到哪儿下车、在哪儿就餐等，并要求相关人员居家隔离观察，而这一消息也很快在各大群中进行传播，甚至我的朋友当天就在其下车的地方就餐，使得朋友们也赶紧防控起来。

三、相对重点地区的“慢”，却是相对当地疫情的“快”

前面提到南通对于疫情的报道相对于其他重点省市是慢的，但是从实际情况来看，在南通首例确诊出现之前，南通市就已经开始行动，而在首例确诊时，相关的防控举措已经基本准备到位，之后的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密切接触者都被医学观察，可以说这步步慢的南通却走在当地的疫情的前头，但是这并不是偶然，而是有一些因素影响的。

（一）市政府的举措的即时回应和信息的公开

在前面提到的南通日报报道的一些举措，都赶在疫情出现的前头，其中比较重要的包括对农贸市场和经营场所的整治，旅客的体温测量等，而在中央下达指示和首例确诊出现后，市区就立刻停止景区、宗教活动场所等公众集会的活动，从而减少大规模人群之间的传染的可能性，还有对于湖北武汉方向的来客、和有湖北旅游史的居民的医学检查，都是即时举措的表现。当然和其他省市的在疫情期间的政府加大对不实信息的澄清和披露，以及对传播谣言的行为的处罚等，南通同样也是及时公开信息，不只是可以在“健康南通”、“健康江苏”、“南通日报”上看到相关的信息，包括上文提到的相关信息，也有对无视法规的行为的处罚，如桃园路普乐星ktv依然开放营业的行政拘留处罚，以及海安某棋牌室的经营的行政拘留处罚等，并且对这些处罚进行公开，并附上相关法律条文（见南通日报2020.01.30）。

及时的举措和信息的公开是民众对于疫情控制信心的来源，通过线上的手段，如“健康南通”、“南通日报”等公众号将信息及时公开给当地民众，使得民众对当地疫情及时掌控，对政府的行为有充分了解，这种信息的公开、透明正是南通市区当地社会相对稳定、人民有序防控的原因之一。

（二）南通的疫情的程度相对较低，也非返乡迁移的重点目的地

在疫情紧急的地方，需要加紧对疫情的控制和相关的宣传，而在南通这类较晚才出现疫情的地区，看似晚了一些的疫情报道和防控，却也能够赶在当地具体疫情的前头进行防控，对于疫情的具体防控手段、时间等的不同，取决于各地的实际情况，南通相对武汉等城市而言，疫情相对不太紧张，从疫情的控制和政策落实的时机来看，看似较晚的措施（相对疫情紧张地区而言）却依然起到了及时防控的作用。并且由于疫情相对不重，南通市政府的一些举措也相对柔和了很多，对比网传的河南硬核防控，原因就有在于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又与湖北毗邻，这种所谓“硬核”的防控有其客观的社会因素，而南通则并不具备这类的社会因素，客观上不具备大量确诊病例出现的条件，另一个可以证明南通尤其崇川区疫情不重的证据在于，南通6县1市的水产的批发统一在崇川区进行批发，而近期无锡和常州的水产养殖户也开始联系南通的批发商进行批发，加上南通相对及时的控制相关人口的出入和及时的检测，因此可以将可能感染的病例控制在定点的医院中，从而避免感染更多的人。

（三）网络信息的快速传播和城市居民的快速响应

南通日报在1月20日才开始报道，但是央视很早就开始有相关的报道，网络上更早就开始有相关信息的传播，笔者在2019年12月底还在台湾上课的时候，授课老师就已经在课上和我谈论武汉的疫情情况，1月19日还去姑奶奶家串门、遛狗，1月20日小姑妈还来家里一起吃了顿晚餐，而在1月21日在家庭的群中就有了第一条关于疫情防控小知识的宣传，而在1月22日就已有“今年过年不串门”的提倡，而这时南通还未有一例确诊案例。在1月24日确诊一例时，笔者表弟中午出去逛了一小时，告诉我说大街上人流稀少，各门店的开业也不像往常初三开门而是“开业等通知”，公园里也是没有人；父母对笔者也是敦敦教诲，尽量不出门，出门一定要戴口罩这类的，当然即时是不爱戴口罩的父亲，也被逼着戴了口罩才准许出门买菜。

从笔者的观察来看，在市区，居民普遍出门较少，且出户基本佩戴口罩，防控意识基本具备，春节期间串门少，人情往来、集体聚会基本消失。这本身也是有其客观的社会因素，在于城市居民相较农村地区的熟人社会更加个体化，春节期间的人情往来在笔者观察看来逐年减少，表现在：一是红包减少，据父亲交代，和亲戚朋友商量，各家之间不再互送各家孩子红包，因此红包的来源现在主要是直系亲人；二是人情往来的圈子的缩小，城市社区本就逐渐陌生人化，这类情况或许在一些老旧小区稍好，但年轻一代与小区的圈子的维系是由老一辈作为纽带的；而在邻里关系更加陌生的商业小区，则更是关起门来过自家的日子，比如笔者的母亲今年在上海就又不回家过年，小姨也认为相对于回海门过年，更想在自家的小窝里看剧、吃吃喝喝，外婆也曾认为年味不如以前，过年也觉得很累。这种城市社区的陌生化，居民的个体化，虽说对于社会公共性有一定解体的效益，但是在具体的疫情防控，尤其对于各家少出门、少串门、少集会的防控举措而言，落实却是相对顺利，具体的数据就是，截止至2020年2月1日，南通市崇川区的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均为零。

四、结论

南通的疫情防控举措和消息发布相对疫情重点省市为慢，但在实际疫情防控落实中，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蔓延的失控现象，相关感染人员也都得到及时的治疗和隔离，社会层面也未出现慌乱的现象，相对南通当地的疫情为快：一是因为南通市政府相对当地疫情的发生较及时的回应和相关信息的公开透明，二是南通本身不是从湖北返乡迁移的重点目的地，也不与湖北毗邻，不具备大规模感染的客观因素，三是现代网络信息传播的发达和居民的相对自觉，使得南通城市居民很早就知道了防控的手段和具备相关的防控意识，这也使得其对于政府的一些举措比较配合，而城市的陌生人化，和居民的个体化，对于居家隔离、自我防控的行为较为接纳，具有一定的正面效益。

接下来会遇到春运的第二波高潮，但南通并不是劳务输出的大市，加上国家对于旅客带口罩和入出站的检查的严格，相信第二波人口迁移高潮不会将本地疫情进一步扩大。

 （作者简介：申佳健，江苏南通人，台湾地区台北大学博士生，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