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亮、鲁迅和肺炎疫情_风闻

   先说李文亮医生。毛泽东曾经提出过革命的功利主义的概念，简而言之就是为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采取的功利主义的态度是可以而且合理的，他认为，要将动机与效果结合，才能对一个人的行为得出客观公正的评价。

   1.李文亮医生的动机是什么？是保护家人和亲友免受可能的疾病的伤害（他要求不要外传），和广大的人民群众本身没有多少关系。他的动机确实是善意的，但这里的善意也是有限的。

   2.李文亮医生行为的效果是什么？这里要分两种情况

    首先是按李文亮医生自己的要求——不要外传，这种情况，它的效果只局限在李文亮的亲友之间，是非常小的。

    其次是违背李文亮医生的要求，有人将其传上网，这种情况，传播效果获得大幅提升。但是这里的效果和李文亮先生的初衷恰恰是相反的，因为李先生根本不希望这事传出去，小团体知道对于他而言就足够了。而真正对整个大众有利的，恰恰是违背他要求将疫情消息传播出去的那个不知名的人。

    综上所述，李文亮现实本人的实践及其期望的效果也是有限的。

    于是，将动机与效果结合，就可以得出其初衷及由初衷带来的实际效用及其有限的结论

    此外，很多人将他和鲁迅联系起来，但鲁迅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毛泽东认为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它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了全民族的大多数，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698页）”

      试问，鲁迅会像李文亮先生一样，写完针砭时弊的文章以后只给亲友看还不忘叮嘱不要外传吗？显然不会。鲁迅代表整个中国无产阶级的利益和革命人民的方向，而李文亮医生的初衷代表什么？再说，鲁迅会因为被人训诫了一次就不说话不传播思想和推进文化发展了吗？显然不会。 

     这次的事件还让我想到了李公仆和闻一多先生。“1946年7月1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的李公朴追悼大会上，主持人为了闻一多的安全，没有安排他发言。但他毫无畏惧，拍案而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痛斥国民党特务，并握拳宣誓说：“我们有这个信心：人民的力量是要胜利的，真理是永远存在的”，“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精神，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下午，他主持《民主周刊》社的记者招待会，进一步揭露暗杀事件的真相。散会后，闻一多在返家途中，突遭国民党特务伏击，身中十余弹，不幸遇难。”（引自百度百科）李公仆和闻一多先生在明知国民党反动派特务横行的情况下仍然冲在一线，冒着死亡的风险，下定忘我的决心，四处宣扬进步观念和革命观点，这才是真正的“吹哨人”。

    不去深究身为共产党员的李文亮先生对可能的疫情只传自己的亲友而不许外传且只是受了一次训诫就不再说话，具体是出于何种考虑或是否具有无私忘我、关怀大众的共产主义精神。但将他和舍己为人、舍小家为大家的鲁迅等“吹哨人”相比，恕我直言，实在是差距太大。

       至于有部分居心叵测的人借李文亮事件炒作“言论自由”，我这里就引用两句他们炒作所利用的“吹哨人”——鲁迅的话来反驳。鲁迅说过“在沉默中爆发”，鲁迅还说过“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很充实，当我开口说话，就感到了空虚。”社会的进步和变革确实需要群众的监督和批评，但是这里的批评应当是集中的，力量足以形成有效的监督和督促的，换句话说就是抓重点抓主要事件，而不是散兵游勇的。西方社会所谓“言论自由”，到最后的效果就是西方群众批评累了或者目标太多、谁都能批评啥事都批评所以不知道该批评谁了。到最后，因为所谓“自由”，西方群众力量散了，人心也散了，散兵游勇的批评最后成了“挠痒痒”了。

      而中国现在这种群众集中抓主要问题批评和督促，再由政府机关甚至高层响应从而解决问题并督查类似问题甚至推出相关制度的模式，却是更加有效果。简单地说，不能形成合力的批评不能叫批评，只能叫骂街；不能形成合力的监督不能叫监督，只能叫看戏。而西方所谓“言论自由”，正是要通过所谓“自由”再加以导引和分流，从而摧毁形成合力的可能性。

       最后，我想说，这次疫情是天灾，不是生产责任事故之类的人祸，我实在找不到部分人认为的所谓当地市政府“瞒报”疫情的动机，何况在疫情面前，当地市政府的权威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不及国家卫健委专家组的，首先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是卫生方面的专家，当地市政府在专业方面肯定是比不了的。其次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是国家部委派出的，行政级别上也不一定比当地市政府低。一般来说，只有武汉市把疫情报上去，才会有国家卫健委派专家组去武汉调查，把所谓“瞒报”（存不存在瞒报还未有定论）和相关责任都推到当地市政府的身上，是存在一些不合理的。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批评也是同样道理，在批评之前至少应当先对事情的全貌和运行机制有足够的了解，再基于一定的哲学基础（唯物辩证法）进行分析，才能批评的有理、有利、有节，关键是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