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简明谣言史：求不得的真相，辟不尽的谣言_风闻

来源：界面新闻

谣言的产生是否单纯出于人性之恶与无聊？除去制造恐慌与焦虑，“谣言”还有其他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吗？

记者 |赵蕴娴

编辑 |黄月

谣言漫天的时代，等“辟谣”几乎成了我们网络生活的一部分。在讲求效益的今天，对信息真实性的核查逐步让位于信息传播速度，无论是经媒体发布的消息还是私人公开发表的言论，每一条网络文字都有身为“谣言”的嫌疑，就像一切事物都有被“反转”的可能。在“辟谣”和“反转”中，我们眼见无名之辈和权威被轮流打倒，昨日的智者沦为今日的庸众，今天被钉在“耻辱柱”上的人又是明日为之高歌的英雄，乱象丛生。

“造谣”与“辟谣”似乎是一场场智慧与无知、正义同邪恶的殊死搏斗，然而在今天，我们不难发现，许多“谣言”并非完全凭空捏造，“造谣者”也不全然出于“不可告人的动机”。在对谣言发动进攻前，我们是否应当后撤一步，审慎地考量何为“谣言”？我们是否应当去思考，谣言的产生是否单纯出于人性之恶与无聊？除去制造恐慌与焦虑，“谣言”还有其他的社会功能和意义吗？

谣言的历史或许同人类语言一样漫长，当下被视为流毒的“谣言”是“真-假”二元对立的产物。在这种思维下，谣言被窄化为可以判断真伪的命题、一个与真理相悖的谬误，而非一种传播媒介，一个包含了冲突、对抗与探讨的过程。通过重新梳理“谣言”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谣言”远比我们所知的要复杂，它交织着人们对重大事件的焦虑和不安、对信息的渴求，以及对官方话语和权力的反叛。

by Jackie Ferrentino惑众之言：从“被证伪”到“未被证实”的信息

谣言向来活跃于人间舞台，但现代学术对谣言的研究直到二战时期才兴起。当时，美国政府、媒体及其他意见领袖都认为，铺天盖地的战争谣言严重影响了军队士气。1942年，《生活》杂志这样写道：“战争时期，攻击一个国家脆弱神经的所有病毒中，数谣言最为恶毒。”尽管国家呼吁公民不要参与谣言传播与讨论，但酒吧和工作车间依旧成了谣言滋长的温床。

1942年6月，罗斯福政府成立了战时信息办公室（Office of Wartime Information，以下简称OWI），旨在打击虚假消息，并宣传国家在战争中的“积极正面”形象。“谣言工程（Rumor Project）”是该办公室诸多宏伟计划中的一个，旨在教育民众学习如何甄别虚假信息，并鼓励各个大学成立“谣言诊所”，由志愿学者与学生一起对战时谣言进行研究，并将研究成果反馈给OWI。

谣言控制学说的代表人之一罗伯特·纳普是波士顿谣言诊所的负责人。他认为，“谣言是一个参照当前时事、旨在使人相信的命题，在未经官方证实的情况下广泛流传。”与时事相关、未经证实、意图使人相信，是当时研究界对谣言特点的普遍认识。该领域的另外两位奠基人戈登·奥尔波特和利奥·波斯特曼同样认为谣言“同当前事相关联，意在使人相信”，但“缺乏可靠的证据标准”。

战时信息办公室

研究者们试图给出一个看似中性的定义，但“未经官方证实”“缺乏可靠的证据标准”还是流露出了当时人们对谣言的消极态度。除去消极性的暗示，“未被证实”还将谣言纳入了“真-假”二元对立的范畴。作为信息的谣言非真即假，“未被证实”将大量的信息圈禁起来，等待英明者的裁决。在研究中，纳普等人通常选取“日军在俄勒冈州投放一枚含有鼠疫病菌的炸弹”这样具有危险、夸张倾向的谣言作为样本，从而推论出谣言只能是“伪”的，最终走向荒谬。为了维护社会稳定，保障战争胜利，必须对谣言加以遏制。

然而，法国学者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中指出了一个尴尬的事实：谣言控制学派的研究刻意忽视了那些“被证为实”的谣言。尽管生活中存在许多“虚假”的谣言，但也有不少谣言被证为确有其事，大部分谣言也并非空穴来风。例如，“美国政府监听公民隐私”一直以谣言的身份流传多年，人们或许感到确有其事，却无法证实，直到斯诺登将“棱镜计划”披露给媒体。

《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法] 让-诺埃尔·卡普费雷 著  郑若麟 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 2008

显然，谣言无法直接等同于虚假信息。近年来，“未被证实”这类说法也遭到学界质疑。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胡泳指出，“未经证实”一说有违信息传播的规律。首先，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很少去查证消息的来源和真实性。如果用纳普的谣言定义对日常对话进行一一甄别，则一切交流的信息都有可能成为谣言。其次，证实的概念常常与假定为我们证实信息的人绑定。无论如何提高警惕，我们对一个信息给予多少信任总是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可信程度，在接收信息之时，我们通常假设可信赖的亲友、有专业水准的媒体、有公信力的政府已为我们核实了信息。这也是为何消息一旦被证伪，受损的是个体与机构信誉，而非信息本身。

“即兴新闻”：作为社会努力和抗议的谣言

早期研究对谣言的定义有失偏颇，以确保战争胜利为目的的研究将注意力集中在命题真伪鉴别与信息管控之上，对社会文化心理的折射不在研究范畴之内，谣言作为集体社会行为的一面被不断弱化。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等人虽然推论谣言的流传有群体性的经济收入、教育程度、族群等作为基础，但在实际传播中还是将其降为个人主观行为来看待。

日裔美籍社会学家涩谷保打破了这两个对谣言的认知。在他看来，谣言应当更多地被看作社会行为进行研究，而非囿于真伪之别，做大量的个例判断和信息管控。他主张谣言是社会群体解决问题、用以面对不确定性的工具，是“集体交易”中产生的“即兴新闻”。

奥尔波特与波斯特曼曾提出一个著名的谣言公式：

谣言＝（问题的）重要性×（事实的）模糊性

一个事件越重要，且事件的公开透明度越低，谣言越容易产生。该公式提出后获得广泛的认同，涩谷保的谣言研究也基于此公式之上。不同的是，谣言控制学说倾向于把谣言看作“较少理性”的社会活动形式，而涩谷保则认为，谣言的产生以及传播是对事件模糊性的一种回应，谣言被不断建构的过程，就是“不明真相”的群众努力追寻答案的过程。

对涩谷保而言，谣言信息的真假已不再重要。即使谣言建构的方向偏离了真实，也不意味着其追寻真相的努力全然付诸东流。2002年底，有关“非典”疫情的信息就作为谣言在网络论坛流传。2003年2月10日广东省政府新闻办正式公布非典前的两天，“广州发生致命流感”“不明病毒一夜夺命”等谣言通过手机短信和互联网在广州城内布散。尽管这些谣言以夺人眼球、耸人听闻的形式出现，但它们不乏事实基础，更重要的是，它们的出现并非是对已知真实信息的偏离，而是对未知事件的探寻。

胡泳在上述谣言公式的基础上新增了两个促成谣言的条件：一是群体采取行动前期待形势获得充分肯定的期望；二是形势要求群体作为整体采取行动而非单打独斗。也即是说，除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和模糊性，事件牵涉的人群多寡、对日常生活的影响程度、对群体共同行动的阻力，都是促生谣言的养料。SARS事件影响面之广之深无需赘言，谣言之所以出现，与当时的疫情无法得到官方承认、主流媒体失语有极大关系。谣言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信息的空白，尽管其承载的信息有谬误甚至荒唐之处，但它是群体面对重大公共事件所采取的探知真相的集体社会行动。正如胡泳所说，谣言在此意义上是一种社会抗议，是缺乏信息者对信息资源不平等的挑战。

谣言管制：“真-假”二元对立之下的话语之争

涩谷保之后，谣言研究突破了简单的“真-假”二元对立以及社会心理学范畴，转而将作为社会行为的谣言放入更广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框架中考量。假消息固然存在，作为社会探寻真相努力的谣言也可能带来更多的不安，但谣言研究给我们的现实启示是，在进入真伪判断之前，应当后退一步，首先甄别哪些信息是需要、可以“被证伪”的。

然而，谣言一词长期带有的贬义色彩使“后退一步”变得异常艰难，胡泳认为，在中国，学界对谣言问题研究视野的逼仄是造成此问题的原因之一。他总结到，中国上世纪80年代以来发表的学术论文大多对谣言持否定态度，沙莲香、周晓虹等人主编的不同版本的传播学、社会心理学教材亦对谣言持消极看法，有的还掺杂了诛心的动机之说。这些教材对谣言的定义与二战时期美国研究者给出的大同小异，涩谷保、卡普费雷等人的研究方向仍未成为学界与公众舆论的主流。

Crispin and Scapin, Honoré Daumier

卡普费雷的谣言定义进一步警示了“后退一步”所面临的阻碍。在其定义中，谣言是“在社会中出现并流传的未经官方公开证实或已经被官方所辟谣的消息”。官方的意见是判断信息是否为谣言的重要标准，信息的真假、传播途径都退居其次。卡普费雷在《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中写道：

“谣言既是社会现象，也是政治现象。‘官方’来源的概念就是政治性的：公众一致同意这个概念式缘于官方从法律上来说对所有信息都拥有话语权而构成的，尽管官方从道义上却并不一定具有同样的权威。因而，谣言是对权威的一种返还。它揭露秘密，提出假设，迫使当局开口说话。同时，谣言还对当局作为唯一权威性消息来源的地位提出异议。谣言是无人邀请的自发性发言。它经常是反对派的发言：官方的辟谣并不能说服它，就好像官方与可靠性并不是相辅而行的。谣言对当局提出质疑，对‘谁有权对什么事发言’提出质疑。谣言提供的信息与官方信息是并行甚至相左的，谣言是一种反权力。”

谣言与辟谣不再是简单的真假之辩或善恶之争。在此层面上，谣言是对权力的反叛，而辟谣则是权力的规训。谣言之所以成为谣言，并不在于其内容是假的，甚至不在于内容可否被证伪，而在于它能否被官方或其他权威话语体系接纳。故而，即使官方消息被证伪，也是在正面积极的“修正改错”旗号下进行，极少被称为带有贬义的“辟谣”。

在理想状态下，亲友、媒体、学术机构、政府等都可以成为信源，由多个信源提供的大量消息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虚假”谣言的产生。但在特殊情况下，民间信源减少，官方成为唯一法律意义上唯一可信的信息来源。一方面，众望之下，官方或出于不可推卸之责，或为维系自身权威，疲于在汪洋之中给一条条消息都戳上“真”或“假”的公章。另一方面，当官方无力招架超高速的信息产生及传播时，作为社会努力与抗议的谣言又呼啸而至，堆积起更多的不确定因素，造成恶性循环。

谣言产生自不安、焦虑、恐慌，对信息和事实的渴求，以及对权力的反叛。因此，在信息不透明、权力不平等的情况下，谣言将永远存在。纳普曾提出过五个消除谣言的建议：使公众对所有官方媒介无保留地信任，勿需求之于他；使公众绝对信仰其领袖，最大限度信任政府能够解决危机；尽可能多地发布官方信息；消除一切未知的空白点；有效地安排人们的工作和闲暇时间以避免私下讨论……如果说这些建议在非常时期尚可理解，那么放之于和平年代，它们描述的又是怎样一个国家呢？

参考文献：

《谣言：世界最古老的传媒》[法] 卡普费雷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12月

《谣言心理学》 [美] 奥尔波特、波斯特曼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3年3月

《谣言作为一种社会抗议》 胡泳 https://www.chinesepen.org/blog/archives/115577

“During WWII,‘Rumor Clinics’ Were Set Up to Dispel Morale-Damaging Gossip”. https://www.atlasobscura.com/articles/wwii-rumor-clini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