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疫病的当代思考_风闻

来源 | 新华出版社

中国古代对传染病肆虐给人类带来危害的认识,有着一个艰辛的过程。其实有文字记录的三千五百多年来，疫病的流传成百上千，疫病的种类各式各样，人类的发展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与疫病作斗争的历史。

我国有文字明确记载的疫病从商朝开始，甲骨文中有“疾年”的说法，大概就是指疫病流行。春秋战国时期，疾病流行已很多见，赵国和秦国等地多次发生大疫。人们已经认识到“四时皆有疠疫”，疫病是“气不和之疾”，已能辨别出伤寒、疟疾、蛊、痒疥疾、麻风等传染病。疫病流行，“乡立巫医，具百药，以备疾灾”，（《逸周书·大聚篇》）抗击传染病的措施也已出现。

一般来说，疫病往往是动乱和战争的产物，越是社会混乱时期，疾疫发病率就高，为害时间较长。相反，政治清明，社会安定，虽然疫病仍会发生，但只要有正确得当的救灾抗疫措施，疫病流行的频率就低，规模有限。东汉末年，大疫一场接一场。桓、灵、献三帝共70年，比较大的疫病流行有16次之多，其中好几次是全国性的大流行。曹植《说疫气》谈到建安二十二年的大疫时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大小战争不断，社会动荡不稳，形成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疫病高发期。三国两晋，疫病流行的次数约为35次，每5.8年就有一次疫病。南朝共出现疫病13次，北朝11次。这时的疫病常与战争动乱相伴随，政府组织抗击疫病的次数不多，疫病的流行肆无忌惮，人民在无助痛苦中生活。

隋唐五代共有疫病30多次。唐太宗时期，共有6次流行，但由于社会安定，政府救灾防疫措施得当，疫病对社会的影响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一般都是在一、二州之中流行。唐朝后期至五代，藩镇割据，战争频起，无有效救治措施，疫病来势汹涌，常出现百姓“流亡迁徙，十室九空”的局面。

两宋疫病前后共有51次，南宋流行的次数超过北宋。在人口最为密集、流动人口较多的首都地区，疫病流行明显增多，南宋有20多次疫病发生在临安府为中心的浙西地区。人口密度过高，有利于孳生疫病，方便疾病的流行。因此在人口密集的地方，卫生预防的意义特别重要。元朝大疫有30多次，已出现一场大疫死90万人的高记录。

明清疫病的流传达到高峰。明朝发生疫病约180多次，分布在118年。明朝共277年，平均每2.34年中有一年疫病流行，每年发生1.54次疫病。清朝共267年，据《清史稿》记载，出现疫病的年份有134年，而实际清朝流行疫病的年份肯定不止这些。明清时期的大疫病常常跨州跨省流行，对人类生命危害严重。大疫过后，常常出现“死人无算”、“疫死者几半”的情况。

一般来说，一种新疫病刚流行时，由于人们认识不足，往往为害深重。明清时期的鼠疫和霍乱，就是其中最为剧烈的二种。明朝开始爆发的鼠疫，只要人一看见死老鼠，马上就会“人死如圻堵”，最后“人见死鼠如见虎”。（师道南：《死鼠行》）鼠疫严重的地区，一户户人家全部死绝，有的地方一条街巷或一个县城死掉一大半，“巷染户绝”，没死的也早就吓跑了。如山西兴县，崇祯间流行“天行瘟疫”，早晨发病晚上就会死人，甚至在一夜之内，全家尽死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人与人之间互相戒惧，“病者不敢问，死者不敢吊”。有专家估计，单万历七年至十六年的鼠疫就引起山西、河北500万人的死亡。清朝真性霍乱刚流行时，从陆路、海路二个方向由南至北席卷中国，自云南、广东一直传进京师，“民多骤死，乡村尤甚。其症吐泻转筋，即时毙命，针刺医药百中仅活数人。问疾送验，传染无已，甚有全家俱毙者。”（《昆新两县续修合志》卷51）随着对霍乱认识的加深，人们防备意识的完备，疫病为害就渐渐失去最初狂野的本性。

面对疫病，我们的祖先没有被吓倒，而是众志成城，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开展了前赴后继的抗疫救灾活动。数千年来，他们在灾害面前高昂起头，挺着胸膛，同疫魔进行着殊死的斗争。上至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下至平民百姓，他们同疫病斗争的精神可歌可泣。

历代政府常常会采取一些积极有效的救灾措施，率领人民抗击疫病，如减轻经济负担是政府采取的最普通措施。百姓染上疫病，需要医药救治，再按正常年景向国家交纳赋税，实在是力所不及。因此免税之类减轻农民负担的措施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于人民生活的。唐宣宗大中年间，江淮大疫，宣宗令受疫肆虐的淮南、武宁军等方镇辖内，以前拖欠政府的缺额钱物摊派先放免三年，三年以后再行交纳。所有放免的租赋贡物，州县必须在乡村要路一一榜示，使闾阎百姓能全部透彻地了解。

政府编纂颁行简便易用方书，并录于木版石条上，在村坊要路晓示，对疫病防治的作用更为直接有效。宋朝政府大量印行编辑医书，向各州县加以推广，向老百姓传播预防疫病的知识。疫病流行时期，中央政府和地方官员经常采用医药治疗来对抗疫病，政府曾派出医生带了药品到乡村巡视。唐文宗大和六年（832年）春天，长江以南大部分地区流传疫疾，文宗颁诏说：“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事毕条疏奏来。”（《册府元龟》卷144《帝王部·弭灾三》）责成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具体实施情况必须向中央汇报。

切断传染源，对病人进行隔离是最切实有效的一种措施。夏商周时期，隔断传染源以防止疫病继续扩大的思想已经产生。秦汉时期，对凡是感染疫病的病人，有一套检查和隔离措施。云梦秦简《封诊式》中，讲述了里典甲向上级报告，发现本里人丙好像是患疠（即麻风病），于是展开了调查，询问患者本人。接着派医生前去检查，医生根据丙的各种特征进行观察，最后诊断他确是犯了麻风病，于是将患疠病的丙送到疠迁所隔离，再进行医治。说明早在秦代时期，对麻风病的诊断有着一套报告、鉴定、隔离的完整制度，并建立起了传染病的隔离医院。

历代隔离的场所有二种，一为疫病到来后临时性建立的场所。宋神宗熙宁八年（1076年），杭州饥疫并作，染病百姓不计其数。苏轼在杭州建立了很多病坊，“以处疾病之人”，实际是简陋的隔离医院。他招募僧人到各坊进行管理治疗，每天早晚，僧人们按时准备病人的药物和饮食，“无令失时”。另一种是常设的隔离场所。武则天时期，以前由政府出面主办，有专门官员负责的疠人坊，被改称为悲田养病坊。宋徽宗崇宁初年，设立了专门收养病人的安济坊。坊中医者每人都要建立个人的技术档案（手历），医治病人的技术长短处都要记录下来，作为年终考评的主要依据。

除病人外，接触过病人者也要被隔离，因为他们感染上疫病的可能性最大。《晋书·王彪之传》谈到永和末年，疾疫流传，“朝臣家有时疫，染易三人以上者，身虽无病，百日不得入宫。”如果一户人家有三人得同样的传染病，官员们即使无病，只因可能是带菌带病毒者，也要过百日后才能上朝。这种措施，极为科学，它可以把疫病控制在最小范围之内。秦国还曾就外来宾客入城时，对其乘坐的马车要用火熏燎来防止病菌的传播。1894年鼠疫在香港、日本出现时，上海随即对所有进口船只上的旅客进行体格检查，凭“免疫通行证”入境，并建立了一些临时性的医院和熏蒸消毒站。

抗击措施及时有效，疫病的为害就可以降到最低的限度。预防隔离措施有力到位，疫病传染源较早切断，疫病流传就能得到有效控制，反复流传的可能性就小。从科学性上说，隔离病人和疫病接触者，是最为简便、有效的抗击疫病方法。

卫生预防，也是抗击疫病的有力措施。夏商周时期，我国已经产生了疫病预防思想。如在《周易》中，一再提到在疫病未发生时，要确立预防疫病发生的思想和在精神上作好准备。《乾卦》的九三爻辞说：“终日乾乾，夕惕苦厉（疠），无咎。”意谓处于困难时期，要自强不息，不要像见到疫病一样害怕得不要命，要有坚决战胜疾疫的信心。

为预防疫病发生，人们在个人卫生方面十分注意，在甲骨卜辞中已有个人洗面、洗澡、洗手、洗脚的记录。秦汉时期，人们的认识更为深刻，《续汉书·礼仪志》云：“是月上巳，官民皆洁于东流水上，日洗濯祓除去宿垢灰为大洁。”通过沐浴，搞好个人卫生，驱除疫病流传的可能。饮食卫生是预防疫病的一个重要方面。汉代的《论衡》说：“鼠涉饭中，捐而不食。”这符合现代意义上的卫生要求。《金匮要略》也告诫人们：“果子落地经宿虫、蚁食之者，人大忌食之。”否则会得疟疾。孙思邈已告诫人们：“不要吃生肉，吃动物的肉时一定要煮烂。”动物体内存在着一些病毒，只有烧熟才能杀死。

环境卫生更为人们重视。甲骨卜辞中已表明当时己实行人畜分居，可以使动物身上的疫病尽少可能传给人类。商周时期的人们已知在高亢之地建造房屋居住，因为住在向阳干燥地方有利于太阳光照，干净消毒，限制了疫病病菌的传播。《周礼》中讲到周秦时期已经建立路厕；汉朝我国都市中普遍设立公共厕所，当时称之“都厕”；唐五代时政府专门有管理厕所卫生的官员，城市的卫生设施在世界上处于领先的地位。古人认为，许多传染病是由尘埃中得来的，因此早在秦国就对“弃灰于道者”要判处一定的刑罚，城市的垃圾须按政府的规定处理。一些疫病可以在空气中传播，如鼠疫杆菌经呼吸道排出后可能通过空气飞沫传入他人体内，所以清代吴子存在《鼠疫抉微》中提醒人们要经常洒扫堂房，厨房沟渠要整理清洁，房间窗户要通风透气。疫势危急时，要避开撤走，找个大树下的荫凉当风处居住，近水当风之处最好，千万不要众人拥杂在一起。

三千年来的历史说明，中国是一个勇于并善于抗击疫病的国度，有着战胜各种传染病的传统。当科学技术水平有限，人类对医学的认识刚刚进入起步阶段时，由于人们对疫病的恐惧，防治疫病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巫术上，求神祈灵，驱鬼逐邪。随着医学认识的不断推进，人类对疫病认识的深刻，巫术这一无知时代人们认识的产物，只会延迟疫病的治疗，使疫病传播范围更广。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只要我们发挥出智慧和潜能，灾难面前临危不惧，弘扬中华民族在抗击疫病中形成的顽强民族精神，我们一定会战胜各种各样的疫病，我们的民族将会不断繁衍生息，发展壮大。

（本文选摘自《中国抗疫简史》，新华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