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博士：看美国当年如何抗H1N1，就知中国战疫多不易_风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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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自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爆发以来，华闻君在向广大读者征集与疫情有关的故事和线索的同时，也欢迎读者发来自己对于疫情的看法、分析和疑问。

关于这次中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公共突发事件，我发现了一个现象，那就是持某种观点的人，会不断强化自己这方的固有观点。这是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一些自媒体为了蹭热度，会投读者所好，故意迎合其意愿，或者有意识地去强化某些观点，为某些观点做公关。

第二，我在一些微信群看到，人们对于疫情文章内容的转载也存在喜好偏见。这就导致了持有同一种看法的人会不断加强这种看法，持有另一种看法的人，也只会看到支持自己看法的内容，而四处宣传。

▲1月22日，医护人员宣誓成立突击队（图片来自新华社）

这很像 2016 年美国大选，脸书通过大数据分析，对公众选民进行定向推送内容从而达到影响大选的目的，这件事在美国已经经过大讨论了，但是这种事在中国可能还没有引起重视。

当然，这些现象是在疫情这个大背景下所延伸出来的一个小问题、小思考。作为曾经的公共管理专业的学者，我认为需要从这几方面入手：比如如何有效地防控疫情，如何吸取其中的教训，以及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优劣势，来升级和整合中国现有的卫生防疫体系。

在这里先分享一下美国对于重大灾害的方法及其优缺点，只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提供一个思路供大家参考。

在 2009 年，美国遇到了与中国现在类似的疫情——H1N1 的流感。根据美国疫情控制中心（以下简称 CDC）提供的一组数字，CDC的数据是估计有 5900 万人感染，265000 人就医，12000 人死亡。

但是美国各个州报道的数据是115318 人确诊，医院收治 27632人，死亡人数 3433人。当然，这个数字仅仅是汇总各个州的数据，各个州之间的数据是否准确，我们不得而知。（https://www.cdc.gov/flu/pandemic-resources/2009-h1n1-pandemic.html）

▲2009年美国H1N1 流感爆发，美国新墨西哥城的医护工作者穿着防护服给患者打针（图片来自网络）

如果仅仅对比这两组数据，我们是否可以简单地认为美国对于疫情存在瞒报、漏报，甚至是相互推诿呢？当然不是。因为 CDC的数据是估计值，而各个州上报的数据是准确值，这就导致了差异。

其次，确诊数据必须要符合医学观测、医学统计等多项指标，而估计值仅仅是根据样本数据进行简单的统计即可。但是很多中国人并不记得2009年美国发生了严重的疫情，严重到WHO确认美国H1N1 流感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卫生事件”。原因很简单，那灾难没发生在中国，没发生在自己身边。

再次就是美国政府对于疫情的控制缺乏强有力的能力，导致疫情在 2009 年 10 月开始了第二波的蔓延。同时我看到一张很有意思的图片， 是WHO 对于疫情控制的等级划分和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疫情的等级划分的区别。

▲WHO和美国对于疫情的等级划分不同（图片来自美国联邦政府网站）

换句话说，WHO 认为比较严重的情况对应美国仅仅是 0-2 这个级别。这也是为什么 WHO从 1 级升级到了 4 级，美国政府对于疫情传播的等级还是停留在 2 级。

当 WHO 升级到了 6 级的时候，美国政府可以在 3-6 级中进行选择。可以把这种等级对应理解为一种政治手段。至于为什么美国政府不把流行等级升级为 6 级，个人认为原因有很多，比如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还有公共危机的原因。

▲H1N1 流感爆发后，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向白宫汇报疫情情况（图片来自网络）

这里面不排除美国政府为了稳定民众情况考虑，有意控制等级提升的情况。只能说，在公共危机中，为稳定民众恐慌情绪，采取控制行为是一种正常的策略。因为一旦引起民众恐慌情绪，对于事态发展会产生更多消极影响。

我举美国 2009 年的 H1N1的例子，只是想表达，对于未知的传染疾病，政府的反应一定是慢半拍。只有当看到情况确实严重了，才会采取紧急措施。原因也很好理解，任何时候任何政府都会把经济发展，作为政府重要的职能和成果来看待。

中国强调 GDP 增速，美国强调工作岗位创造。不然现在的这位总统也不会在国会演讲上重中之重的说美国经济有多么强劲。什么时候经济为疫情让位，只有在证据确凿的情况下才可以发生。这里面涉及的面很广，也不做展开。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政府认为事态严重和普通人认为的事态严重绝不会是一个量级。

▲协和医院重症医学科尚游教授团队支援金银潭医院（图片来自微信公众号“武汉协和医院”）

关于防灾预警，这里折射很多内容，最为关键的是两点，第一，不要让警报变成狼来了；第二，不要让狼来了警报却不响。

这里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预警的准确性。预警体系最早始建于二战后的美国，叫做电磁发射管制系统，一开始的作用是避免苏联对美国发动攻击，1963 年使用经济广播系统取代，1997 年后被紧急报警系统取代。中国在 2008 年汶川地震后也在建立类似的地震预报的机制，包括每年一次的防空警报都是防灾预警系统的一部分。

但需要明确，第一，现有的科技水平对于每次的灾害预报的准确性并没有那么高。这也导致有些人并不是那么相信这个预报，抱着侥幸心理。例如一些台风预警，城市的主管部门发布后，停工停课，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生。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正常的社会活动。

第二，就是对于一些灾害警报，政府部门不引起重视，最后引起重大灾害。这个案例在世界上也不在少数。

第三，是传染疾病的预防和控制的未知性。2015 年比尔·盖茨在 TED 上也提及过公共卫生防疫将会比核武器战争对人类威胁更大。原因在于突发的时候未知，没有人知道这是一种新的病毒，这就会导致医务工作人员对于该种病毒的传染方式、潜伏方式、隔离方式和治疗方式都是未知，只能是凭经验来，同时上报上级部门。

▲2015 年比尔·盖茨在 TED 上提到过公共卫生防疫的重要作用

这里面是否有人为的失误，答案是肯定的。地区领导人没有正确地认识到疫情的严重性，以及出现了疫情，依然一问三不知的。但是在紧急状态下， 有些官员可以立刻就地免职，有些官员需要继续留任。这不单单是是非对错，也是从防控疫情的角度考虑。

比如一个副省级市长，免职很容易，但是换一个上来可以马上投入工作的人却不是那么容易。这期间熟悉环境、了解职能等等都需要时间。与其这样，还不如让原来的戴罪立功，以观后效，即使要处理也要等疫情过去后再说。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地方的领导部门出现失误甚至是错误，不代表整个群体，更不应该随意上升到攻击整个政府的公信力层面。对于政策的把握水平就是领导者能力区别，手指有长短，领导水平有高低。

不能因某个地方的某些管理者存在失误，就把所有的领导者都否定。但从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要深思、深品。对于人才的培养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才能实现的。当下体现出来的领导问题，更深层就是人才缺乏，特别是对口人才的缺乏。

媒体包括自媒体，需要有媒体人的价值底线和职业操守，追求真实、真相，也不要为了流量和点击率而违背自己作为媒体人的初心。当然政府也应该联合媒体互联网渠道，接受信息的反馈，避免信息闭塞影响决策判断。

李文亮的去世是今天朋友圈最热的话题，有歌颂他的，有怀念他的，有以此引申的，有反思教训的。他是英雄，因为他敢于说真话，他提前通报了情况。

▲去世的李文亮医生

但是人死不能复生，同时还有那么多奋战在一线的医护工作者在抢救生命，还有努力生产医疗物资的工作人员，还有那些在努力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这个国家和社会是千千万万不同岗位的平凡人在共同努力维持运转。请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毕竟现在战争还在继续，我们还要继续战斗下去。

▲武汉抗“疫”一线的逆行者（图片来自《中国经营报》

同时千万不要忽略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利用舆论，煽动舆论，进而达到其自身的目的。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打好防疫这一战，救人才是第一位的。

普通人那就是做好防护，为疫情防控做好自己该做的，别给他人和社会添乱。同时，在这次的事件中，执法者和管理者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如何在维护法律正义的同时，不走向另一个极端。如何在疫情的预警、发布和公开方面，找到一个更为迅速高效的方式，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最后，坚信我们可以战胜包括疫情在内的所有困难！希望所有为防控疫情在工作着的人们，都可以顺利平安。

文  THUer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华闻派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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