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李文亮医生成为最后一个“吹哨人”_风闻

李文亮医生今天凌晨去世了，深切哀悼。

从昨晚到今天上午，网络上对这个话题的讨论迅速暴涨，光微博上的#李文亮去世# 目前就有3亿阅读量了，更不用说其他网络平台和没有加标签的微博。

李医生的事情，是从去年12月30日开始的，到现在已经一个多月了，整件事恐怕很难用一种简单的情绪去概括，而是多个复杂社会因素的综合呈现。

昨晚有不少网友把李医生称为“民族英雄”、“吹哨人”、“烈士”、“树碑”、“下半旗”等等。但这有些明显拔高了，第一个报告者是张继先，时间是12月27日。李医生作为眼科医生，只是在12月30号听说并转发了相关的消息而已。从主观上看，李医生没有做英雄的想法，也没有“向公众示警”的想法，他就是把听来的消息往内部微信群转发了一下，而且特意强调了【不要外传】，也就是明确反对了所谓的“对外示警”。

如果整件事中真的有面向民间的“吹哨人”，那么应该是把李医生的微信截图扩散出去的那个不知名网民。正是因为他的动作起到了实际上的“向公众扩散”的作用，才引起了武汉警方的注意，训诫了李医生。

但这种行为恰恰是李医生本人所反对的，他后来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断章取义”。因为在李医生在微信群中说了SARS之后，又补充了“尚未确定”的说法，但恰恰是截图者的“断章取义”（只强调了是SARS），在客观上扩散了消息，也把李医生带到了警方的视线之内。

从昨晚开始，有大量的情绪激动的信息在网络上流传，甚至有人要借李医生的去世“发起一场运动”、“五大素球”之类的。这就有些吃人血馒头了。当然，还有一些网民是借此发泄对武汉有关部门一个月来的治理问题而不满，这些情绪是可以理解的。

李文亮医生不是造谣者，也不是英雄，他只是一个被动卷入舆论风口浪尖的普通人，不应该把他架在火上烤，给他赋予他本人主观上并不想去承担的角色。

这件事现在舆情这么大，李医生本人已经变成了一个符号、一个用于情绪宣泄的窗口。其中包含了三种不同的情绪：1、对武汉政府抗击疫情不力的不满；2、自身生活被疫情影响的不满；3、对网络管制的不满。这三种情绪相互交织，以李医生去世为纽带节点，结合了起来。李医生被动地成为了这个交汇节点。各种不同立场怀着不同想法的网民，在这一个月来累积的不满都倾泻而出。其中也夹杂了不少非理性的情绪，这种情绪应该允许被释放出来。

回到训诫这事本身，如果单论训诫，各方的做法都不能算太出格：

1、从李医生的角度说，往群里发了他听到的消息，虽然有不准确的部分，但有部分医学依据，不是简单的捏造，不能算造谣。

2、从武汉警方的角度说，SARS可不是闹着玩的，你说有SARS，那会引发社会恐慌的。而27号才上报，到1月3号的时候，传染性还不能确定。从他们往常的“维护稳定”角度看，这可能是夸大了病毒危害，可能会造成社会性恐慌，因此训诫一下。

3、从武汉官方来说，在训诫李医生的那段时间里，反应还是很快的。李医生是30号晚上发的微信，但30号当天武汉卫健委就发了文件，31号上午央视就向全国发出了消息。要论“吹哨”，武汉卫健委和央视的“吹哨”传播要远远大于少数微信群里传播的几张截图。

既然如此，那问题到底出在哪里？怎么会变成了后来的样子？

出在此后二十天的实际应对里。

虽然武汉方面公开不明肺炎存在的动作还算比较快，但此后的二十天里，先是错误判断了病毒的传播能力，后来又疑似在当地两会期间停止了病例的统计，这直接造成了民间和高层轻视了此次疫情，并进一步造成了现在波及全国人民生产生活的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很多人的不满，是来自这里。如果武汉方面当时以“并非SARS”为由训诫了李医生之后，能迅速行动起来，该隔离隔离该处理处理，把这个不知道什么的病毒消灭在萌芽状态。那么舆论现在早就把李医生给忘记了，即使日后提起，很多人也会对这个训诫无感。当然，李医生可能也不会去世。

而正是后来的应对不力，导致了已经积攒了一肚子气的舆论，把之前被训诫的李医生当成了“殉道者”，用以表达不满。

以后该怎么办呢？

我昨天发微博，肺炎这事反映了“承平日久”带来的官僚机构惯性。虽然有2003年的SARS，但SARS的潜伏期较短，起病更暴烈，与新型冠状病毒并不相同，这反而误导了当地各个部门，让他们以为传染性不强。有“压下去”的可能。这里的“压下去”包括把疫情压下去和把舆论压下去。也就是——在一片祥和喜庆的节日氛围中，疫情悄无声息就下去了。因此，他们部分吸取了SARS的教训，很快就公布了肺炎的存在，但却自信有能力通过“外松内紧”去压住它，最后终于翻车了。

翻车的原因还在于，如果这是个此前就存在的病，那么是有预案的，该甲级的传染病甲级处理，该乙级的传染病乙级处理。可这病之前不存在，官僚系统的惯性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反应迟缓”。因为没有详细规定要求他们去怎么做，主观上的快速反应能力又不强。

疫情过后，应该修改一下对传染病控制方面的法规和指导原则，地方政府如果遇到了之前不存在的传染病，不管三七二十一，发现之后就隔离病人、控制密切接触者、发布警示，不要等着逐级上报、研究、定性等等。先行动起来，如果一小段时间后研究透了发现没问题，再取消也行，宁可错杀，不可放过。

当然，这样做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有侵犯人权的嫌疑——现在压根就没几个人感染，你凭什么把我抓到一个地方隔离起来不让我上班不让我见亲友？但相信经过这次疫情之后，数年之内，舆论都会对这种政府的“权力扩张”行为保持宽容，甚至大力支持。

那么会不会有过度反应影响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嫌疑呢？一般不会，一来疫情刚出现的时候，波及范围较小，此时影响面也较小；二来“之前不存在的病”几年才会出现一次，实际流行较猛的，比如从SARS到新冠，隔了17年，因此不至于导致频繁操作。

有人会说，这次武汉政府动作迟钝，如何保证下次就会改掉？这其实是不了解我国官僚体制的运行规律。

我国官僚体制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动作迟缓”，而是“惯性强大”。这种惯性可能带来这个领域的动作迅速，也可能带来那个领域的动作迟缓。比如，政府一声令下，火神山雷神山就能迅速搭建，这是中国速度，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比不上。因为基建狂魔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的“惯性行为”，启动基建狂魔不需要政府的快速变革能力，只需要惯性就可以了。

再比如，当抗击疫情成为国家意志之后，与原先武汉的防控不力形成鲜明对比，很多地方层层加码，甚至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把所有的村庄小区甚至人都隔离开来，马路挖断，甚至货物也不能通行。可见地方政府并不是“绝对迟缓”，当“惯性”的“规则”发生变化，他们就会以“层层加码”的形式去遵循这种新的“惯性”。

也就是说，如果此次疫情带来的未知传染病防治方法的变革，形成新“惯性”，地方政府就会去遵守这种新“惯性”，沿着这种新“惯性”去继续“滑行”。

地方政府之所以愿意遵守“惯性”，还是“宁求无功，不求有过”的思维。对于地方主政者而言，病毒又不是我散播的，就算我公布了又不会处罚我，但是万一动员了结果没啥事，影响了经济，那锅可是我要背的啊。新的改革如果能把“未知传染病”一起纳入行动预案。那再出了类似的事情，我大喊大叫立刻行动，那恰恰才是“遵循官场惯性”，而我按兵不动，则反而是需要“独立判断”、“承担风险”的。在“宁求无功，不求有过”的思维之下，以后再遇到不明疫情，各级政府就会立刻一开始就说的一个比一个严重，行为一个比一个猛烈，先把责任撇清、把官位保住再说，没准还能得到赏识，至于其他影响比如经济什么的先往后放。这样，此次网民所痛心的问题，也就彻底解决了。

李文亮医生去世了，关于他的讨论还在继续。但这不应该仅仅止于情绪宣泄，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更加重要。希望李文亮医生的去世，能换来有价值的讨论，使他成为最后一个这样的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