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疫情期间的思考_风闻

最近疫情期间，网络上各种消息不断传出，包括相互矛盾的消息，各种评论也不断刷新，包括各种相互违和的评论。阅读这些混乱的新闻评论，会发现这次疫情是一面镜子，照出了政府的不足之处和网民的心态；这次疫情是一个引子，可能将激活很多潜在的矛盾。这是我们正面临的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在看了诸多报道与评论以后，想写点自己的思考。

一、我们的国家

本来想从为人民服务谈起，但是在这个市场精神盛行的时代，这很容易被人批评为乌托邦般的幻想，而失去继续阅读文章的兴趣。那么就从我们的国家讲起吧。

中国宪法里面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就是我们国家的属性。作为一名普通人，我热爱这样的国家。想来只要你不是一个资本家，认真思考后都会认可这样的国家。新中国的成立让中国独立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70余年的艰苦奋斗让中国迅速发展。他依旧不是发达国家，也许你会因为中国的不发达甚至贫穷而不爱他，但是世界上没有一蹴而就的伟大成绩。想想新中国之前这片土地面临着怎样的境地：中国在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之后历史上是接连不断的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日本侵华战争等）、不平等条约、火烧圆明园、大屠杀等惨绝人寰的事件。

列数一下目前全球公认的22个发达国家，其中20个是以白人为主体的国家。这并非是偶然，这是自哥伦布发现美洲（1492年）以来的历史积累与财富沉淀的结果。亚洲，尤其是中国，在公元1800年之前一直在世界经济中居于支配地位。西欧在掠夺殖民地的财富将近三百年后，才积蓄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1765年），从此开启了领跑世界的历史，这也是为什么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摧残，西欧依旧能发展起来，培养的人才与技术不会随着大战而彻底消失，在有效的经济组织与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它们会再次发展起来。美国于1890S开始取得世界第一工业国成绩，又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战略机遇期，半个世纪后才彻底取代大英帝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这也是今天《华尔街日报》仍旧以“中国是真正的亚洲病夫”为题发表文章的底气。

为何西方在全球崛起是一个吸引人的课题，很多人对其作出了解释。马克思·韦伯（1904年）认为新教理想的影响是欧洲和美国的社会变革以及经济体系发展的主要原因。约瑟夫·熊彼特（1912年）发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提出了“创新”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技术革新引发产业革命，由此使产业不断升级，并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道格拉斯·诺斯（1993年）采用制度经济学的方法来解释西方民族国家的兴起，将制度作为内生变量运用到经济研究中去，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在西欧的发展正是西方兴起的原因所在。长期从事制度经济学研究的张宇燕（2004年）进一步指出，美洲金银大量涌入欧洲，并作为一个不可预测、没法控制的初始变异，在西欧民族国家间残酷竞争的环境中，经过自然选择和变异积累，进而引起了西欧的制度变异，并最终形成了有利于经济增长的制度优势。

然而，欧洲列国兴起的过程岂止是产生于对美洲的殖民与掠夺，欧洲与美国的发展过程同样建立在对亚洲、非洲等地区的殖民与掠夺。这也是中国在1840年之后不断遭遇侵略与分食的原因，这也是印度、非洲等地资源与地盘被瓜分与掠夺的原因。这也是新中国的发展让西方国家感觉不解的原因，因为中国无法走过与西方国家一样的殖民掠夺之路而取得了不错的发展。这完全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与付出而收获的成果，经过前三十年的筚路蓝缕艰苦奋斗，到70年代末，在军事上，中国拥有了原子弹（1964年）、氢弹（1967年）、火箭（1970年）、核潜艇（1974年）后，中国安全问题才基本得以解决。在经济上，中国1950年的工业总产值只有191.0亿元，1978年的工业总产值已经高达4237.0亿元，28年间增加了22倍多。中国的粮食产量从1950年的1.3亿吨增加到1978年的3亿多吨，28年间增加了1.3倍多。前30年修建起了比较完整的中国农业水利灌溉系统。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那群普通人用非凡的精神搭建起了新中国发展的基础。例如，河南红旗渠建设（建设时间1960-1969年）所需的6000多万元的红旗渠建设总投资，国家拨款仅占15%，85%都是群众自筹。在领给养补助时干部的标准始终低于群众，除自带口粮外，工地上根据物资供应情况，给予一定补助。1960年2月至8月，民工补2市斤，干部补1.5市斤;1961年至1966年，民工补1.8市斤，干部补1.2市斤。在那个光辉的时代，这样的优秀事迹与辛勤付出太多了，就是这样勤勤恳恳的群众与干部为我们国家打下了工业、农业基础。想象一下，同样的工程量在当代完成将耗费多大的财力，又将带动多少GDP的增长，只是那不是个“讲究”市场的年代。

前三十年医疗卫生事业建立了涵盖城乡大多数人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坚持的医疗“三个基本不能变”：一是医疗的价值体系不能变，工作上患者健康至上。第二，医学的目的不能变，必须要预防为主。第三，医学的社会责任不能变，医疗服务不是办大医院，为了让干部、富人能看好病；医疗是让人人能看得起病，实现公平可及。新中国成立不久，在城市建立起了公费医疗制度，为干部与工人及其家属解决了医疗问题。到60年代前期，毛主席批评卫生部是“城市老爷卫生部”，强调把医疗卫生重点转移到农村，全国全军掀起了下农村开展医疗卫生工作的高潮；同时，通过开展短期培训的方法，为农村培养出大量赤脚医生，创立了赤脚医生文化。由于生活的改善和全民性的医疗卫生体系的建立。中国人的人均寿命由1949年的35岁增长到1978年的68岁。

赤脚医生

改开后的成就不再赘述，太多的机构与个人去盛赞。在此向那些死于山西煤窑中的民工、因工作设备不到位成为尘肺患者的民工、“黑砖窑”中的受害者、没日没夜在车间忙碌的工人等一线的劳动者们致哀和致敬，你们帮助中国企业家们赚得了第一桶金，完成了原始积累。依稀记得小时候电视机画面上下岗女职工面对记者采访，强制镇定地表示自己通过摆小摊卖煎饼创业的欣喜。当时觉得她很厉害很勇敢，还不懂得那擦掉眼泪后保持镇定的背后心酸，现在终于有些明白那是一种怎样的时代巨变，向那些坚强生活下来的你们致敬。

这就是我们的国家，他依旧不发达，但是他有着一群可敬的人，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方式谱写着筚路蓝缕的奋斗史。

二、他们的国家

如果你还觉得发展经济是一件自然而然、很轻松的事情，那么我们来看看拉丁美洲吧。不同于其他非发达国家与地区，1810年—1826年拉美殖民地就脱离了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统治的战争，最终获得了独立。虽然独立以后拉丁美洲，获得了政治自由，但是在经济上依然保留半封建的大地产制，政治上也建立了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政权，成为军事独裁统治制度。农民的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大庄园制依旧套在拉丁美洲各民族的脖子上，无地或少地的农民继续承受残酷的封建剥削，其中的债农为了偿还债务, 每年不得不在地主庄园中劳动150天到265天。大地主们满足于土地产出，而缺少发展民族工业的热情与期望；各国政权极不稳定，军阀间频繁的混战进一步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英国、美国相继通过贸易、贷款与投资等手段对该地区进行侵略性扩张，当然挑起战争再索取赔款的手段也必不可少。直到20世纪初，西方民主的发展和俄国“十月革命”后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拉美左翼开始登上政治舞台，拉美左派的出现打破了右派长期执政的局面，开始了从精英政治向大众政治过渡。那是个英雄辈出的年代，例如，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切·格瓦拉，他有这样一个名句“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 格瓦拉享誉世界的时候，有个欧洲人写信给他，问他们是否同谱同宗？格瓦拉回信说：“估计不是。不过，如果你听到世界上发生任何不正义的事都要气得发抖，那我想就是吧。” 拉美左派为本地区的经济繁荣、民主化的推进和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拉美并没有就此长期而稳定地发展起来，拉美政治发展反而形成“左”“右”周期轮流执政的钟摆式变化。同时，拉美的经济外部依赖性一直很强，严重受国际金融经济形势影响，经济奇迹昙花一现后时沉重的债务危机、难以摆脱的债务负担以及由此引发的其他危机，以阿根廷粮食危机为例。

切·格瓦拉

阿根廷位于南美洲东南部，东濒大西洋，全国大部分地区土壤肥沃，可耕地和多年生作物用地2720万公顷，气候温和，适于农牧业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阿根廷的农业生产体系是多样化且富饶多产的，由小型家庭农场主导。政府无须对农业进行补贴，农民的债务也微不足道，农业不但能够自给自足，还有大量剩余。但是80年代的债务危机改变了这一切。为了获得紧急贷款“稳定”阿根廷货币比索，阿根廷政府按照华盛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要求，制定了激进的国家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政策，私有化范围从国有电信公司、国营石油垄断企业到国家社保基金，一时间腐败猖獗，取代国家产业垄断的却是大型外资私人垄断企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控制下的“货币委员会”掌握着阿根廷的货币政策，将比索美元汇率死死地定在1:1上，阿根廷政府要根据其美元储备量决定本币印刷量。1991年通货膨胀停止了，美国投资者也纷纷涌入阿根廷，从经济私有化和债务掉期交易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而阿根廷的债务负担继续增加，到2003年外债总额增加到了1980亿美元，相当于1989年的三倍。 阿根廷的农业也成了美国投资者盯住的对象。在自由市场改革大潮下，阿根廷取消国家保护性壁垒，廉价的进口粮食充斥市场，大量农民被逼得倾家荡产，不得不卖掉他们的土地。外国公司和个人得以廉价购买到百万英亩的良田，阿根廷再次变为由富有的大庄园主主导的农业体系。阿根廷梅内姆总统宣称，把粮食生产转变为转基因大豆的工业化种植，对于偿还飞涨的外债是必要的。

1996年梅内姆总统向孟山都公司颁发许可证，允许它在阿根廷全国独家销售转基因大豆种子。孟山都携着其抗农达大豆和农达除草剂进入了阿根廷，农达除草剂可以杀死杂草和传统大豆，孟山都将农杆菌中一个基因嵌入到大豆基因组，使得改造后的大豆能够经受住农达除草剂，即生产出抗农达大豆。为了推广其转基因种子和农达除草剂，孟山都向陷入经济困境的农民发放“信贷”；以优惠条件向农民售卖种子，甚至故意放弃“技术使用许可费”。2000年，仅四年的时间，转基因大豆的播种面积超过1000万公顷，2004年又扩到1400万公顷，全国将近一半的农用地用于种植转基因大豆。阿根廷再次为当初的选择背上了沉重的负担。2004年，孟山都向阿根廷政府施压，要求农民为转基因种子支付专利费，否则将在大豆进口地美国和欧盟强制收取，农民不得不支付高达销售额1%的专利使用费。单一化种植大豆的方式使得土壤养分被过度消耗，需要更多的化肥，阿根廷著名农业生态学沃尔特·蓬科预言“如果我们继续走这条道路，这片土地恐怕在50年内不会再出产任何东西了”。杂草在几年后对除草剂产生耐药性，又需要更大剂量的除草剂或其他功效更强大的除草剂。而这些除草剂不但会杀死附近农民未经过基因改造的庄稼，对他们畜养的家禽家畜甚至农民自己也产生巨大的伤害。在债务危机和农业商业化的浪潮中，没有什么制度去保障农民那一点土地，破产的农民以及被利益集团强制没收土地的农民，背井离乡，成为大城市贫民窟中的一员。也没有什么有效途径供给他们实现富裕，于是聚集在城市贫民窟中的人越来越多，偶尔有几个孩童凭借着资质与勤奋成为足球明星，改变人生。

对于非发达国家而言，国际社会的现实总是残酷的。他们仿佛会永远生活在底层，没有希望。他们国家的富人通过投资移民到发达国家，国家辛苦培养的医生、技术工人凭借所长移民发达国家，普通人只有通过危险超载的船只、泥泞荒僻的道路甚至冷冻的冰柜偷渡到发达国家。可是，更多的普通人只能继续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为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创造着丰厚的利润，自己留存微小的一部分。当然，国际社会也不像刘慈欣笔下黑暗森林法则，暴露的文明被迅捷毁灭。而是一种更残忍的现实：有些民族/国家被无限期地“禁锢”于贫穷，同时，自己的文化渐渐地被抛弃直到消失，无论好坏。因为伴随着长期处于劣势地位，他们失去了对自我的辨析能力，人们将成功的原因归因于强者自身的特殊，学习他们的“一颦一笑”，希望借此摆脱弱者的身份/命运。有比看得见希望却永远摸不着够不到更残忍的现实吗？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没有现成的成功阶梯，世界在不断地变化，即使有成功之路也早已时过境迁、面目全非。

三、我们的改革

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可以停下来反思一下改革。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字眼里，改革意味着向好的方向改变，意味着越改越好，但是这明显是不符合辩证唯物主义。改革是一场社会实践，实践的结果才是决定改革方向正确与否的关键，而结果可能是好的，可能是坏的。所以，改革是一个中性词，而我们也应该正视改革，要勇于接受改革出现坏的结果，最要命的是害怕承认错误。

例如，过去40年，政府将市场原则引入了很多行业，教育与医疗行业也不例外。伴随着改革，一切原本坚持的原则都变了，人才回流城市，各大医院集中在发达地区，1985年后开始医改，向医疗市场化进军，公立医院产权变卖。治病变得昂贵，成为很多家庭难以承受的负担。医患关系紧张，医生表示难以承受大量的就医需求，上班累，而患者表示看病难。当下医疗体系的改革显然并未达到为广大群众提供更好服务的目标。有人趁机表示了，应该继续加强市场化，学习美国将解决问题，这基本已经成了很多人的逻辑，做得不够好是因为学得不到位。针对这个问题，谈些自己的认识，什么是最好的制度，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一）在解决问题之前，要全面客观地认识世界，不要一味盲目地吹捧国外经验。可以看一下美国的医疗体系，并非某些人吹嘘的万能药——仿佛服用了所有人都能得到幸福。美国的医疗制度也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不然不会每次大选都被拿出来讨论一次。（二）医疗从来不只是医疗行业的问题，而是国家实力与历史文化等方面的集中体现。医疗保障制度与水平受限于国家经济实力与制度设计，论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欧美发达国家仍旧是第一梯队的国家。另一方面，我们是时候学会将西欧发达国家与美国分开来看了，他们并非对很多问题都有着相同的认识与理解，也并非同样的措施解决问题，比如医疗体制就不同。西欧在面对美国时没有天然的自卑，他们会根据自己的情况采取合适的措施，而非简单的自我否定与“一切向美国看齐”这样简单的逻辑。

还有国企私有化、企业不断被外资收购等问题。我们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理直气壮地鼓励推动发展国有企业和集体所有制企业。从学术界的观点来看，美国才是符合主流理论的标准做法，他们在改制中欢呼着进步。但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并不是支持者的多寡，而是现实的情况谁在受益。将企业改制为少数人所有的私企，使之暴富，同时，恶劣的工作环境与工人超负荷的工作换来私企的高效率。那些欢呼称赞这些改变的人，有几个真正体验一线工人的生活？他们甚至通过这样的逻辑为莆田系医院的劣迹辩解：西方国家早期资本原始积累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他们总是这样，一句西方国家也这样（过）就为自己的观点找到了“坚实”的依据。今天，我们还面临着大量企业被外资控制的问题，那些企业或是直接被外资收购，或者先被私有化再被收购，对了，还有富起来的老板们大量移民到外国。想象一下这样的境况持续下去，大部分利润被国际资本赚取，留给工人养家糊口的工资，还要主动提供更好的投资环境留住他们不会把工厂转移到人工成本更加低廉的地区。

毛主席晚年担心和不能释怀的一点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冷静地驾驭、利用国内外资产阶级，而且反被其利用。这是何其犀利的眼光，今天没有谁再说这是杞人忧天。毛主席清醒地认识到，一旦党脱离了人民，一旦党在“官僚主义的铁笼子里”丧失了现代化建设的能力，就不可能面对国内外资产阶级的挑战。改革是一个复杂的工程，我们要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又要结合本国国情；同时也要发挥自己的制度、历史文化优势。只能说它需要我们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去面对，要时刻清楚改革的方向与目标，既要总结成功经验，更要直面失败教训。

四、我们的未来

人民保障和实现自我利益的路径在哪，人民的权力与责任在国家宪法中清晰的写着，党的性质与义务在党章中明确的规定着。但是没有什么必然到来的未来，只有党与群众的畅通互动，两者共同努力方能将中国建设的更加美好，只有脚踏实地的现在才能换来光明的未来。实现共产党党员主要来源于人民，又要服务于人民，同时要在两者之间建立起流畅的互动通道。实现这种良性互动，才能避免治理体系变为僵化的官僚体系，才能避免权力掌握在少数群体手里沦为私有，才能确保政府为人民服务。

我们又一次地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技术发展已经超越了几十年前人们的想象，例如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已经对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但是，技术带来的“隐性”权力还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认识与重视。而它们却已经确确实实地影响着世界的各个方面。制造并利用舆论是政治中的常用手段，再加上网络与大数据技术后，将达到难以想象的效果。剑桥分析事件相比于技术潜力而言，犹如冰山一角。当有技术可以做到“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时候，你应该感觉到害怕。将技术消灭，数据焚毁是不可能的，将数据“锁”起来而不被滥用？那就像分布在网络中的金矿，难以想象谁能建立强大的锁将其隐藏。同时，我们四周一直有呼声希望将国家改变为世界上另一个资本狂欢的场所。但是，在那个场景里，可以预见的是另一个大号版的阿根廷，或者是另一个小号版的拉丁美洲。随着资本积累的增多，贫富分化加快，即使能生产出产品，当大多数普通人沦落为生存挣扎，产品只能外销给更有消费能力的国家，我们也将无限期地“禁锢”于贫困。最近看了一部《极乐空间》的电影，里面的高高在上的乐土与地球间的关系，宛如全球剥削关系的简洁清晰展现。只是现实中，不可能由几个莽夫的无计划行动打破那坚固的藩篱。资本、权力与技术的结合将会塑造怎样的未来，出现超级统治阶层，权力隐蔽地支配公共领域而以“代主”去架空民主，使民主变成专制的外壳。

技术是把双刃剑，有弊有利，原来很多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设想在技术支持下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我们可以将其应用于自我治理，将其用于改善民生、合理未来规划等方面，用它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其实，我们的道路很明确，我们现在是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这是我们的出发点和行进方向，我们并非是无方向的，也许道路曲折。我们改革是为了更好地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但是，要想实现这样宏大的目标，需要依赖人民，或者说需要人民自己努力去实现，还需要制度保障、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和切实可行的方案。我们要实现共同富裕，就要共同参与进来，不仅参与创造财富，还要真正的参与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等方面。这并非易事，我们要有冷静分析问题的能力，而非轻易被人蛊惑，左右摇摆；我们要懂得协调和共享利益，通过集体行动实现自己的利益。集体行动的困境是老鼠屎毁一锅菜，如果个别人谋取非法利益不得到相应处罚，那么就会引发效仿，最后就是集体失去权力，看看改·制中的疯狂拆解国企；我们要学会等待，任何大目标都不是一蹴而就实现的；我们要学习并发展新的理论，指导行动并且赢得舆论。做蛋糕和分蛋糕是两回事。美国是前所未有的帝国，它拥有着巨大的财富。美国人民的勤劳为国家带来了财富与地位，让它在20世纪登上世界之巅的位置，但是这些财富大部分聚集在极少数人手里。当然，在很多经济学家理论里，这是资本家创造的财富，这也是他们占有大量财富的依据。当代轰轰烈烈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表达着美国人民的不满。当然他们的声音如同石沉大海，并没有在世界舆论中引发一点浪花，也许其他地区的人在想都生活在美国了还有什么好苦恼的，毕竟那是一个国际舆论中无限美好的天堂。同时，美国媒体面对这么大事件的集体失声与几乎一致的谴责。

       我们能不能抓住现在，赢得未来？老子《道德经》有言：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我们党能不能涅槃重生，在于当下。我们国家能不能繁荣昌盛，在于当下。政府与各机构里面的蛀虫不除，难以负重前行；思想道路上障碍不清，难以拨云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