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和制度_风闻
任泽钢-2020-02-07 14:00
新冠爆发引出“制度”问题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
首先提一个问题:为什么前30年可以灭掉天花,麻风,血吸虫,而后40年不断出现疫病流行?2003年的SARS和2019的新冠都到了考验国家体制运行的程度。
后40年最关键的变量是引入了市场经济。
历史证明不论任何国家,任何历史阶段,如果不加限制,市场经济导致资本通吃,“零和游戏”,两极分化是常态。
西方社会借助民主选举制度和新闻监督,达到了对“资本通吃”现象的有限控制。
中国市场经济的建立由政府主导的各种“改制” 而推动,当局相信,政府干预和市场效率的结合可以做大“蛋糕”。
“蛋糕”的确做大了,但“改制”中带有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成分使得基尼指数也上去了。而一个社会基尼系数超过0.45就不会稳定。
作为应对,自由派提出要搞多党民主制和全面私有化。
面对压力,当局强调党的领导,加强反腐力度。同时积极协调发展战略产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为做大“蛋糕”寻找新的出路。
然而道路维艰,先是美国全力围堵不让你“和平过渡”到世界第一,后是发生了严重疫情。
疫情的发生,证明党的领导和市场经济之间需要中介。这个中介就是民主法治和新闻监督。
媒体的缺位是促成这次灾难的重要因素之一。不论是中国CDC专家的判断失误,还是湖北,武汉当局的渎职,如果有正常活跃的媒体,社会不会在疫情快速扩散的两个星期里,不作反应,导致积重难返。
然而必须要澄清的是中国现行体制仍然是抗疫的主心骨。如果把公立医院,交通运输都私有化了形势将不可收拾。
接下来的局面仍然会很严峻,生产外贸都可能受到影响,危机面前必须团结起来,众志成城,严密组织,积极应对。
疫情平息后,必须在民主法治和媒体监督方面做出改革。这些改革已成为坚持现行政治体制的必要条件。一党制政体和市场经济可以兼容,但需要民主法治和新闻监督的相辅相成。
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模式可能更合适中国社会。国家体系是笼子,笼子可以做的很大,但不能让市场经济的鸟飞出去不受控制。
华安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林采宜撰文指出:2019年,中国可投资资产上亿的高净值人群达到17万人次。《中国经营报》曾报道,2018年在香港上市的的内地企业家有15名设立了离岸信托,总计将285亿美元资产转移到国外。
最后要指出的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体制不是中国的灵丹妙药。
二战后,西方国家可以说经历了三个阶段:二战到1970年代的和谐发展期,中产阶级不断壮大。1980年代撒切尔-里根时代的回归竞争时代,希望借重市场看不见的手提高经济效率,维持高生活水平。第三阶段是2000年前后的全球化阶段,资本出走,经济脱实向虚,两级分化加剧。
当今的特朗普现象的实质是美国一般民众对资本的不满,对捍卫边境的渴望,对重整美国雄风的期盼推动特朗普获得总统权力。特朗普的经济政策的实质是减税和逼迫美联储降息,诱使美国跨国公司回流,扩大货币供应,刺激经济,提高就业。这种经济政策的最主要基础是美元霸权。
美国削减政府财政赤字,减少国家债务的捷径是薅别国的羊毛,中国投入美国怀抱,很可能是自废武功,将自己辛苦积攒拱手与人。
这次疫情很可能让中国做出很大转变。中国现行体制在发展经济上可圈可点,如果在民主法治社会管理上补上短板,中国模式会更有竞争力,这对解决香港和台湾问题都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