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醒吧，国人拷问智商的医学常识_风闻

在整个互联网的大规模“狙杀”下，双黄连口服液未能像板蓝根那般被捧上神坛，却也低估了国人在疫情面前的疯狂：

“双黄连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被某平台披露后，无数网民的注意力从口罩转移到了双黄连口服液，天猫、京东等电商平台的双黄连口服液均在短时间内售罄下架，不少人选择深夜11点在药店门口排起长队，甚至连双黄连的兽医用药都已经脱销，谐音的双黄莲蓉月饼也顺势清了一波库存。

如果17年前炒卖板蓝根还可以归咎于大妈们的盲从，囤积双黄连的大军中却有不少熟稔电商购物的年轻人，暴露的恰恰是拷问国人智商的医学常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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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黄连口服液哄抢事件的始作俑者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一家创建于1932年、从事抗病毒药物研究的老牌机构。

简单扒一下的话，上海药物研究所的事迹不可谓不惊人。

2003年非典期间，上海药物研究所就曾研究证实“纯天然中药制剂洁尔阴洗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声称1∶100浓度的洁尔阴洗液能有效抑制SARS病毒，对病毒感染细胞具有较理想的保护作用，且对细胞不产生毒副作。

而双黄连口服液则一直是上海药物研究所青睐的对象，2003年就率先证实双黄连口服液具有抗SARS冠状病毒作用，又先后佐证对H7N9、H1N1、H5N1、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抗病毒效应，直到验证对新型冠状病毒的抑制作用，让双黄连口服液一夜脱销。

在舆论强烈的质疑下，上海药物研究所在官方声明中表示：“研究团队通过实验室体外试验证明，双黄连有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作用，下一步还需通过进一步临床研究来证实。”并再次强调内容准确无误。

只是这样一份自证清白的说辞，似乎并不能站住脚。参考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呼吸科主任张炜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的观点：“实验室有效，不一定代表临床有作用。病毒离开人体环境后是很脆弱的，有些病毒放点盐也能杀死。”

有媒体借双黄连追根溯源，扒出了上海药物研究所的商业利益版图。但同时还需要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何双黄连口服液抑制病毒的消息出来后，那么多人盲目去抢购，以至于权威媒体未经考证就进行转发？

在基本的医学常识面前，太多人还是尚未入门的“小学生”，上海药物研究所不过是向焦虑的人群抛出了一个“救命的药方”。因为医学素养上的种种不足，我们总是被引导、被忽悠、被迫付出血的代价。

比如对“老中医”的疯狂迷恋，一些五六线城市的中医门店随处可见治疗各种癌症的招牌，现代医学尚且无法根除的顽疾，居然要从不靠谱的民间偏方里找答案；又比如在食疗养生方面的愚昧，有多少老人拒绝去医院而笃信“导师”的药方，甚至出现了将鲜榨果汁进行静脉注射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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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医学常识的缺失，仅仅只是随地吐痰、乱扔瓜子片之类的小事，只是个别人用愚昧的方式进行自我毁灭，似乎还不足以站在全社会的对立面去批判。可无知和偏见往往是一对孪生词，后者已然酝酿了一桩桩现象级事件。

就像在抗击新型肺炎的战斗中，我们还看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

一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确诊病例因救治无效死亡后，家属在盛怒之下对医生大打出手，当众撕破医生的防护服；

武汉某三甲医院有患者确诊“病毒性肺炎”后，故意在诊室脱下口罩对医生猛咳，甚至强拉下护士的口罩吐口水。

所谓无知者无畏，大抵就是这类人的行为画像。“为众人抱薪者，不可使其冻毙于风雪。”不少网友做出了有正义感的选择，但在现实世界里，大多数人又扮演了沉默者的角色，乃至于就是施暴者中的一员。

2018年中国医师协会在《中国医师执业状况白皮书》中披露了这样一组数据：中国有66%的医师曾亲身经历过医患冲突事件，经历过语言暴力的占51%，超三成医生有被患者暴力对待的经历。

原因显然不能全部归咎于患者。上世纪80年代中期医疗行业的规则变化，让医疗机构的运行主要依赖药品加成和服务收入，在各种“天价医药费案”的背后，医生“拿回扣”也就成了一种灰色印象。于是“看病难，看病贵”问题没有缓解，医患冲突愈演愈烈反倒愈演愈烈，杀医、伤医案件在各地频频发生。

正如一位资深医生的感慨：“医生和患者存在着信息不对称这是事实，但是危急中的病人不可能边学习医疗知识，边和医生进行’公平交易’。”进一步延伸解读的话，中国的医生和患者之间并未建立牢靠的信任关系，特别是患者医学常识的缺乏，加上对医生和医院的偏见，医疗过程中出现的正常事件或偶然失误，皆归罪于医院、医生丧失了医德。

医学本就是一门不确定科学，无法提升全民的医学素养，医生职业的神圣感终究会被扭曲和瓦解。当一些医生被迫练习搏击术，在办公室内配备警棍、头盔、辣椒水等进行自我防护的时候，可以理解成是一种黑色幽默，也恰恰是整个社会的悲哀。

归根结底，在近乎空白的医学常识下，“不接受疾病不接受死亡”成了大多数人的主观意识，继而导致对医学和医护人员的错误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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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的，是一堂14亿人的医学常识课。

当然这并非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过去几年中从未缺少讨论的声音，也出现了一些被认可的解决方案：

有人建议将医学常识纳入九年义务教育，或者将医学常识作为大学的通识课程，试图以“强制性”的手段普及医学常识。

这样的声音已经有了不少忠实拥趸，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在《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年）》文件中也明确提到：“要把学生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特别是心肺复苏纳入考试内容，把健康知识、急救知识的掌握程度和体质健康测试情况作为学校学生评优评先、毕业考核和升学的重要指标。”

有人指出中国应该效仿美国的家庭医生制度，推行全科医生进去社区、进入村庄，进而拉动全社会基础医学水平的提升。

在国务院印发的《“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制定了相应的工作目标：到2020年，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基本建立，适应全科医学人才发展的激励机制基本健全，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适应行业特点的全科医生培养制度更加健全，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以及利用新媒体普及医疗知识的提倡。国家卫生健康委宣传司司长宋树立甚至在一场医疗行业会议上，通过播放李子柒视频的方式，鼓励卫生健康专业工作者利用视频等新媒体手段进行健康知识的科普。

某种程度上说，这些方案不乏可行性，但医学常识教育除了医学知识的普及，还需要重塑社会对于医学的尊重和信任。一场让全国人民神经紧绷的疫情，或许也是加强医疗常识普及的机会窗口。

至少非典时的纰漏不应该再重演：直到今天仍然可以看到非典时期中医创造的“神奇故事”，用石膏、藿香、薏米等配制的中药方比钟南山院士的纯西医有效的说法屡见不鲜，以至于双黄连可以“预防”新型肺炎的谣言传出后，竟然没有太多人在第一时间提出质疑。

与17年前相比，新型肺炎蔓延过程中的大部分信息，都在互联网上有了最广泛的传播，我们有了更多的渠道去了解真相，不再需要用“默许”的谎言来安慰焦虑的人们，毕竟科学和正确的世界观才是最好的“安慰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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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需要反思的或许还有你我这样的普通人。

互联网占据了我们太多的时间，换来了信息获取的便利性，同时也在无形中扼杀了我们独立思考的意识。试问当双黄连口服液即将成为下一个板蓝根的时候，有多少人不经过大脑就打开了电商网站，又有多少人愿意去搜索双黄连的成分和药理作用，最多不过是在知乎、微博等平台上寻找现成答案罢了。

但愿疫情结束后，我们可以学会尊重医学、坚守常识、独立思考，少交一些智商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