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疫情击垮的海鲜批发商：两年白干了_风闻

“因为疫情，感觉家里要破产了。”1月27日，春节第三天，杨东在虎扑上发帖，声称自己家做海鲜批发生意，在本该生意最好的春节，遭遇疫情打击，订单全退。如果不及时处理，80多万的囤货在一个星期内就会全赔光。

这则发言迅速成为步行街热门话题，积累142万的阅读量，留下1246条评论。这个结果出乎杨东的预料，他说自己只是随手发个帖，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毕竟不是只有自己家在亏损，是整个行业都在赔，比他家惨的生意人还有很多。

一千多条评论中，既有人帮忙支招，也有人质疑杨东家进货太多，“一年盈利40万，就敢一次性进80万的货？”还有人把问题归咎在海鲜上，认为疫情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爆发，压根就不敢再吃海鲜。

自从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诸多行业遭遇重创，海鲜卖家首当其冲。

一方面，海鲜不像瓜果蔬菜、肉类食品是生活刚需，销售黄金期是春节的前后一个月，几乎占整年收入的一半。另一方面，海鲜的主要销售渠道是进入海鲜市场和餐馆、饭厅，而今年的线下餐饮行业，同样经受重击，损失惨重。

作为产业链条上的一员，杨东说，他迫切期待疫情结束，而疫情结束的第一天，就需要去讨债。

杨东是在1月23日下午，才反应过来，今年家里的生意要倒大霉了。

杨家做的是海鲜批发，主要是售卖螺类，包括花甲、象拔蚌、带子等。将从渔民手里收购的大量散货，打包售卖给“上家”，包括经销商、酒店、饭馆以及城市里的海鲜市场等。

当天湛江的天气不太好，远处睡着乌云。杨东和往常一样，在店里帮忙打包货物，休息的时间玩手机刷虎扑，看到一则热门消息——武汉市在上午10点封城。

封城的举措让人始料未及。杨东意识到，武汉疫情的严重程度远超预期。在此之前，他听说新型冠状病毒是从华南海鲜市场传出来的，但和海鲜没关系，病毒的源头是野生动物，他本能的认为，影响不到自己家的生意。

封城之后就不一定了。他在虎扑上不断刷新闻，发现不少地方的公众场所，线下娱乐场所相继通知停止营业，“我第一感觉是今年的年例，应该开不了了。”

按照南方习俗，正月初一到十五，都有年例请客吃饭的习俗，对海鲜有旺盛的需求。以至于春节前后一个月，是海鲜最走俏的黄金期。

从农历12月15日开始，杨家的海鲜就开始供不应求，杨父踌躇满志，要靠着这个月的时间打个翻身仗，不仅要解决掉2019年造成的22万亏损，还要达到净利润20万。

考虑到当地渔船和工人在腊月29到年初一都需要放假，海鲜需要提前准备好，杨东从1月11日放寒假开始，就赶来帮忙，杨家还请了11个当地的工人收货和打包货物，即便如此，杨父杨母年前几乎都是忙得脚不沾地——晚上12点睡，凌晨3点左右起来工作，只有中午吃完饭后，趁着货物没有送来的间隙，抽空补充睡眠。

到23日，杨家只囤了2万斤，且已经被十几家“上家”全部预定，每家要货都是数千斤。杨父杨母觉得海鲜囤得还不够，打算抓紧时间再储备一些。而在此时，他们已经前期垫付了80多万元，就等着初二开工，海鲜顺利运到上家去，再把资金回笼。

那天晚上，杨东跟父母提建议：不要再囤货了，疫情可能会影响生意。“他俩似乎是没听见我的话，一直在联系货源”。即便是除夕、正月初一这两天休息，父母都忙着联系货源，让对方在初二的时候送一些海鲜来补货。

杨东说，对于时事新闻，父母很少看，也没时间看。

事情的发展和杨东预料的一致。

从除夕开始，春节不聚餐成为国内大城小巷的共识。与武汉相隔1300多公里的湛江在24日确诊了2例患者，疑似5例，朋友圈、微博上谈“鄂”色变，充斥着居民对武汉牌照车辆驶入市区的惶恐。

26日上午，杨家新年首日开工，便收到十几位“上家”的集体退单，“打电话过来说之前的海鲜都卖不完，预定的货都不要了！”

不止是杨家，渔村的其他9家海鲜批发店都是同样的情况——订单全退。各家囤积的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海鲜都躺在自家池子里，销售无门。

作为海鲜行业的其中一环，牵一发动全身。杨东说，即使上家及时退货，但他们的亏损同样大，亏损最严重的一个上家，已经亏了100多万。“我前几天去海鲜市场买龙虾，原本180元一只的龙虾，最后成交价是60多元。”

比惨并不能让杨东的心情有任何缓解，反而越来越糟。“上家越亏，我们的钱就越难收回来。”

他跟直面派解释：如果我们是42元进货，卖给上家是43元，他们卖得好，卖到50元一斤，他们就可能给我们45元一斤的价格结款，大家都能赚。如果卖不好，他会跟我们压价，压到41元，我们反而会亏钱。

行业的三角债危机也因此爆发。杨东说，海鲜批发有门槛，不仅需要充足的货源，还需要充足的现金流。且现金流最重要。

海鲜批发商在渔村属于个体户，从渔民手里收散货，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但卖货给上家，就需要等上家把货物全部卖光之后，才会结款，导致很多赊账越积越多。海鲜批发商大多会拿着房子车子去贷款，以拿到足够多的现金流。“整个行业都是相互赊欠，账面上的流动资金用来应付散户就行了。”

杨家在湛江市中心有两套房，有一辆车，都被拿来跟机构贷款，每个月光是利息都需要还一万多。被退单当天，杨父忍不住在家唉声叹气，“货不及时处理的话，连贷款的利息都还不上。” 

被退单的第二天，杨东在虎扑发帖说“破产”。渔村的十家批发商则在开会商议处理办法，最后得出结论——不能全亏在手里，能拿回多少钱就拿回多少钱。

这段时间，疫情感染人数逐日增长，各地民众忙着在家自我隔离，线上抢口罩保平安。而在湛江这一处小小的渔村，大家都忙着止损，没人关心买口罩，也没人戴口罩。直到2月2日，杨父用了7天时间，把家里的17000斤海鲜全部甩卖，几乎以每斤亏损十元的代价在销货，“目前是亏损30万，加上人工费之类，基本上等于两年白干。”

更让杨家担心的是，这些货销往上家后，同样是巨亏的他们，不知会延期多久才结款。

目前杨家的囤货还剩下3000斤，等待亏本处理。这个月还要给11个工人结算工资，男工5000元，女工4000元，还得再花近5万的成本。

杨东说，过了春节黄金期，就需要清退一部分工人。这在渔村不是稀罕事，海鲜生意是靠天吃饭，旺季工人多，淡季工人少，渔村所有的生意都是临时的，也都没有合同约束。

“即便有合同，该收不到钱还是收不到钱。”

海鲜批发是个体户生意，靠的是约定俗成的规则，一直都没有合同。尽管吃过不少亏，不少“上家”赊账了几万之后会跑路，也有合作好几年的上家，会狠狠宰一笔之后才跑。杨东还记得，坑得最惨的一笔合作是被赊欠了12万，货刚发过去，对方就杳无音信了。

此前杨父有想过成立一家公司，但发现每个月要缴纳的税钱比月利润还高时，迅速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以至于在杨家所在的渔村，目前还在经营的十家批发商，几乎都是做了几十年海鲜生意的人，靠长年累月的现金流——“拆东墙补西墙”撑下来。

杨父从16岁开始做海鲜生意，直到今年55岁，近40年的从业经历才发展成渔村规模第三的从业者，事业轨迹从湛江市，逐步扩张到港澳台，山东、福建等地。与此同时，杨家的债务链也在扩张。赊账最严重的一家，已经欠了他家40万没有还，“继续发货还会还一部分，不发货更加不会还。”

在杨东眼里，父亲比正常55岁的人要老得多，主要原因是做生意愁的，特别是海鲜行业，更头疼。

2019年之前，杨家所在渔村长期被黑社会团伙骚扰，导致恶意竞争和抬价普遍。直到2018年年底，湛江市公安局扫黑除恶项目开展以来，将“海霸”梁槐，以及46名团队成员一网打尽，这才恢复海鲜市场的自由贸易。

但自由贸易也不容易。前期拉生意需要好吃好喝地跟“上家”应酬，送完货之后还需要全国各地去追债。以至于每年6月——9月的禁海期，杨父就需要去讨债，“出去一次至少要花2、3万，整天蹲在欠债人的门口，蹲一个多月，欠20万，最后还给我们2万，像是在施舍。”

杨东还记得，父亲曾在年前预判，2020年将是近几年行情最好的一年。只是疫情的肆虐始料未及，将所有的希望彻底打碎。

他也无法预知疫情会持续多久，目前只能寄希望于早点开工，这样才能及早回笼资金。

杨东说：“没人会替我们分担，平民百姓最受伤。”

（为保护采访者，杨东系化名）

【直面派】原文 -- 讲述值得讲述的真实故事，直面生活、命运和内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