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情背后，是不断被重构的抗疫舆论场_风闻

赫胥黎尝论格兰斯顿曰：“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时事之真相，唤起应时之舆论而指导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舆论。其事假借舆论之力，固不诬也……然彼其造舆论也，非有所私利也，为国民而已，苟非以此心为鹄，则舆论必不能造成。”

——梁启超

  “回形针是你的当代生活说明书，我们研究摄像头、冥币、垃圾短信和你拉的屎。”B站主页里的公告上，回形针（PaperClip）以这样看似毫无关联的意向叠加，宣示了他们对于这个世界一些特立独行的看法。

2月2日，他们制作的科普视频《关于新冠肺炎的一切 》刷屏了各大社交媒体。全网播放量合计超过1亿，其中，微博播放量8000万，微信阅读量 3000万，在看46万。两天内，社交平台账号累计涨粉320万。

这是抗疫期间第一个“家喻户晓”的爆款视频，很难想象，仅仅是在十七年前，抗疫的主流舆论场还几乎为官媒所牢牢掌握。而在今天，借助于用户所贡献的内容，一个全新的舆论场早已呼之欲出。

相较于过往的“第一舆论场”，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着联结，同样也存在着差异。而在这一次的抗疫活动中，借助于不断涌现的“熟面孔”，这一差异正在被无限缩小，取而代之的，则是一统和互补。

01抗疫一线的“熟面孔”们

“和云南大学印度研究院老师初五跑到印度，终于发回3000个护目镜，3000个N95，坐着货运三轮冲到机场，49箱直接发行李，印度警察蜀黍还蛮好，听说是中国医生要，放行。”

《我不是药神》的主角原型，陆勇成为了这次抗疫活动中最早行动起来的一批“网红”之一。作为一名白血病患者，也是一位企业家，他因为私自从印度代购仿制药物“格列卫”而被许许多多的白血病患者称为“药侠”。

无独有偶，同样是大热电影主角原型的川航机长刘传健，也在医药领域之外为抗疫行动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中新网此前报道称，来自四川省的第三批援鄂医疗队员已经于2日下午乘坐四川航空3U8101航班奔赴武汉，而执飞该次航班的，正是中国民航的“英雄机长”刘传健。

这位经验丰富的机长，因为此前成功挽救濒临险境的8633航班和电影《中国机长》的上映而收获了无数粉丝。

“刘机长是主动请缨执飞运输任务。”四川航空相关人士介绍，疫情发生以来，公司停飞了不少航班，但运输保障航班还在飞行，公司内部不少党员主动请战，刘传健就是其中之一。

除了这些国民级的“素人英雄”，坐拥庞大流量的头部网红们，也纷纷加入了抗疫的队伍之中。

1月23日，薇娅团队紧急准备了30000只N95口罩、10080份消毒液、100000份即食食品等总价值约100万元物资，陆续寄往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湖北省中医院。

1月24日，“口红一哥”李佳琦在微博表示，其团队咨询了相关负责人以及电询武汉红十字会后，购买了9000套医用防护服，N95口罩40000只，一次性医用口罩7000只。

昨晚，停播了近十天的李佳琦又再度回归了直播间，除了一如既往火爆的效果之外，因为此前微博发布的直播链接被章子怡等明星回复，并在随后被狂热的粉丝们顶上热搜，他在直播中还专程呼吁不要浪费公共资源，将社交媒体的头条留给抗疫一线的报道。

这或许是抗疫时期的中国舆论场复杂性的又一写照。

伴随着疫情的持续时间的延长，“同情疲劳”早已在堆积如山的报道面前不可避免，社会庞大的信息量需求也让官方媒体无暇四顾，整体可控的舆论框架之下，明星、网红、英雄人物，这些非官方的存在重新成为了凝聚民众信心的关键。

而在不断拓展的话语空间之中，这些“熟面孔”们，以及他们各自所代表的行业，向这个社会所传达出的信息也是直观的：

抗击疫情，他们与我们同在。

02 被重构的舆论场

电影《血战钢锯岭》的最后，行将攀登钢锯岭作战的盟军士兵在军官的带领下，心甘情愿的接受了医疗兵德斯蒙德·多斯的祈祷仪式。

毋庸置疑，打动士兵们的并不是多斯的信仰，而是他在冲绳岛上徒手救下75位战友的奇迹，尽管这位士兵在服役期间连武器都不会使用，但这并不妨碍从血火中冲杀出的大兵们内心对他无与伦比的尊重。

同样在这场抗疫行动的一线，那些从第二舆论场中脱颖而出的人，尽管大多数都与医疗行业无甚关联，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存在，同样为身处这场疫情之中的社会民众，提供了缓解焦虑的可能。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在此次突如其来的疫情面前，第二舆论场的崛起几乎是一种必然。

一方面，疫情初期当地政府的失当行为和后续NGO组织的负面消息，已经不可避免的削弱了官方渠道的公信力；另一方面，民众对于信息和信心的细致需求也让精心构建的第一舆论场负荷颇重。

回顾灾情以来中国舆论场的变化，不难发现，第二舆论场在鼓舞民众信心，激发社会凝聚力方面所起到的作用，是不断上升的。尽管这之中，官方的规训和部分自媒体的“自我阉割”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第二舆论场的坍缩，但从宏观角度来看，这仍然是一个正向的过程。

事实上，自除夕前后，第一舆论场构建了“团结一致，众志成城”的主流情绪框架之后，后续微观舆情内容的填充，几乎全部是来自第二舆论场。

以钟南山院士相关的资讯为例，伴随着钟院士重返抗疫一线的官宣和个人经历的介绍，社交媒体上，一组钟院士健身、打篮球的影像资料迅速传播开来，网友们“自叹不如”的褒奖背后，乐观、积极的舆论氛围得以迅速构建。

尽管双方的侧重不同，但这并不妨碍第二舆论场在传播的基础上，对于前者所提供的信息的重组，和对于整个中国抗疫舆论生态的重构。

而正是借助于这一重构，民众在舆论场中的身份，由非典等抗灾活动之中的旁观者和接收者，变成了如今抗疫之中的参与者。

03 后媒体时代的风向

曾经，时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张研农在复旦大学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承认了“两个舆论场”的存在，他引用了网络上的一句调侃称：“看半天微博，要看七天《新闻联播》才能治愈。”

毋庸置疑，两个舆论场是中国独特传媒体制下的产物，但也绝非是中国之一家特色。从广义上来说，这更是互联网普及和民众权利意识觉醒下的必然产物。

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领域的多元化已经变得不可阻挡。而借助这次来势汹汹的疫情，更多人见证了来自第二舆论场的闪光点。

面对未来，两者之间并无冲突的根源，同样也不具备被取缔的可能。更多时候，二者之间，和平共存仍然是一种常态。而在这一过程中，正如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魏武挥所阐述的那样：

媒体的职责正在日渐由“说服公众”变成“求得理解”，“而在这一过程中，第二舆论场每天都会有些新的变化，有的变化合理且有生命力，有的变化不合理且纯属昙花一现。

随着时代的进步，第一舆论场也必须发生变化——虽然很缓慢，但动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可能就是第二舆论场。”

这或许是后媒体时代下的风向之一。

然而事实证明了，诸多的风向之中，这或许是最有可能的一种。

尽管在这场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环境下，第二舆论场中同样不乏缺点被放大。在很多事情上，社交媒体的大众噪音已经脱离早期的“问责”和“科普”等，逐渐脱离“第二舆论场”，回到这些年一直习惯的“地图炮”、“抬杠”、“互怼”的路径上。

但绝大部分身处第二舆论场中的人，依然在以一种更加全景地、平视普通人的视角讲述疫区故事，在这些故事里，我们能看到关于疫情的另一种叙事和温暖的人文主义论调，也看到了这场危机大背景下的一个个普通的武汉人。

而在那之外，相比于过去，人们在颂赞勇气、奉献、执着这些伟大精神的同时，并不是呼唤英雄的降临，而是在以这些标准，对我们身处的这个社会提出检验和要求。

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个话题是“非典时期，全国人民都在守护90后，而今天，90后已经开始守护国人。”

无独有偶，在CNN的纪录片《冷战风云录》中，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也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人总是被他们之中最勇敢的人保护的很好。”

 一个不懂中国的人如果只看到这些，或许并不会明白这片土地上，勇敢这一基因长存不绝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