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医生走了，但是我仍然不主张过度吹捧“吹哨人”_风闻

李医生的去世无疑是过去十几个小时最令人在意的话题。虽然追捧李医生是舆论主流，但是在目前情绪的洪流中，我还是想说，李医生的做法难言正确，这个行为确实是在正确的时间发生在了正确的事情上，但是不意味着这个行为本身的正当性。

估计很多人要愤怒了：如果我们听了李医生的话，事情何至于此？如果官僚能够更早认识到这件事儿的严重性（类SARS），事情何至于此？

没错。但是我们必须在意另一个问题：如果这一次的疫情，并没有发展成为现在的情况，而是经历的最初的几人发病后就悄无声息了，李医生带来的声音又会有何种影响？

我们任何人都没有任何权利用恶意的角度揣测李医生的动机。不过我们必须要知道，社会是动态的。我们必须要警醒，如果未来的社会还需要通过“吹哨人”而不是我们的政府以及专业机构去处理和预警这些事，那么我只能说，这次的灾难带来的教训并不算多。

设想一下，如果未来的社会仍然是由所谓“吹哨人”来预警重大事务，那么请问，预测失误了怎么办？虚假预测增加了怎么办？把预测内容放到不可预测的地方去博眼球怎么办？如果引起了巨幅社会动荡最后谁来买单，又有谁买得起这个单？

所以我认为在奖励上，国家奖励了一个坚持通过体制上报而不是诉诸舆论的医生是正确的。但是接下来的事情并不是过度吹捧或者批判李医生，而是应该反省，在严肃的官僚体制下，有SARS之鉴的前提下，一个明星省份的明星城市，一个追逐“准一线”名头的国之重镇，为何还会出现如此重大的决策和施政失误？除了这个病毒本身确实具有潜伏期长等问题外，是不是还有更多需要我们反思而不是推脱的事情？如果重大事务的行政效率不能提高，我们最终因为自身问题最终被困顿成一个原地踏步的凡庸。更有甚之，如果我们的行政能力不提升，这次国家的一等功奖励都会变成笑话。

李医生的死不可挽回了。有中纪委介入检查，我相信这件事情能够明明白白，水落石出。但是如果这次的事情仅仅还只是就是论事，那么恐怕李医生的死，也仅仅只是一个人的死去，和又一个另社会失望的问题而已。如此，历史必将在未来重演。

在此，我郑重建议要做到如下工作：

1、严肃清理体制内的蛀虫，把这些平时清水衙门，关键时候却要发挥核心作用部门的蛀虫统统赶跑，用更专业的体系选贤任能，而不是沿用与其他部门一样的体制。

目前的管理体制内最值得我们警醒的问题并不是瞎干活儿，而是瞎推责任。笔者由于工作原因，接触了许许多多的政府官员，发现很多政府官员都有一个问题：一个事情下来，能获得最高嘉奖的往往不是那些真正把事情做掉的人，不管那人做得是好还是坏；而是那些能够让事情平稳过度，但最终责任不在自己身上的人，却无论最后这件事情最终后果如何。这种太极拳在平时的其他事情上可能是一个聪明的态度，但是在大灾大难面前却变成了大灾大难的催化剂。

平心而论，这个问题并不是政府的特有问题，任何大组织（比如大型国企和私企）都有这个问题。但是既然是人民政府，就更需要比别的组织更加负责和高效地解决这个问题。

对于这些专业机构，比如红十字会，比如CDC，是不是在用人选人上更加专业化？在报备上多一点专业发声权利，少一点行政管理权力的压制？如果专业机构发出的声音能够一定程度上制衡地方政府，那么官僚机构势必会被鲶鱼效应搅动得更加积极。也许其他部门更需要这些能够把事情“摆平”的人，但是对于这些特殊机构而言，不要怕这种专业的声音会“给政府添麻烦”，要更多想想不听这些声音会不会“给人民添麻烦”。善战者无赫赫之功，很可能未来说得就是这些机构里的无名英雄们。

2、严肃反思这次问题的根源在哪儿。除了行政体系，标准化不足，17年前的经验和社会环境和现在完全无法比拟，预案不足也成为了我们反射弧过长的原因。

17年过去了，客观来说，我们的国家取得了世界上其他国家可能都无法比拟的成就。然而正是这种飞速发展，让我们忽略了社会环境急速变化带来的可观问题。

第一：这次病毒初期检测，认定人传人的标准过于不科学。这个问题我不赘述，但是即使是我这个外行，也能很轻易看出用“有没有海鲜市场的接触历史”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目标病患显然是极度不科学的。这就体现了我们在有关专业工作上标准度不够，导致的专业化水平参差不齐带来的极大隐患。

第二：我们的疫病应急体系完全没有根据社会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发展。现代社会的人、货、信息的流通量跟17年前相比完全是两个世界，但是我们的应急体系和应急预案明显出现了极大的滞后，这一点从万人宴这件事上就能看得出来。一个疫病已经出现，已经明显有了人传人案例，即使你考虑到春节期间的影响想要控制社会恐慌度，也不应该继续举办这种宴会。我们的应急预案是不是落后了？时代有什么更多需要我们跟上的地方？恐怕这个更需要考量。

3、相信人民，相信群众

正如今天看到的一段文字：“在钟南山说确定人传人的第二天，上海地铁三分之二的人都戴上了口罩”。人民和群众在社会主义祖国永远是人民政府的坚强基础，只有那些背离人民的政府才会害怕人民，才会端着枪去救灾。

我们的人民对政府的看法始终是正面占绝对优势，即使是在国外学习社会科学类课程，笔者也从来没有看到在这方面不利于我们党和政府的数据，西方只能用“中国人被xinao”来解释这个数据的成因。既然如此，我们的政府，尤其是个别地方政府，要更加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而不是把群众当做不可使知之的对象来对待。失去了群众的支持，丢掉了人心的向背，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成功。

这一点上，在数据发布上也能看出施政能力的高低。得到人民夸赞的往往是那些数据披露及时准确的地方，被人民广泛唾弃的往往是那些数据披露滞后和模糊的地方。那些披露得好的地方恐慌了么？披露得及时的地方乱了么？披露得模糊究竟是不相信群众还是能力不到位，值得我们深刻地反思。

这位医生的去世值得我们缅怀，更值得我们警醒。笔者并不打算借着这个医生的去世去借力打力或是指桑骂槐，但是我认为这件事背后牵扯到的是关系到这个社会体系机制、运转效率、舆论战场方方面面的问题。

望民兴，望国强。祖国万岁，人民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