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纪念就是让悲剧不再重演_风闻

原创 潮思 新潮沉思录 今天文 |

 刘梦龙昨天李医生不幸离世了，也是昨天，长江救援队的建立者，曾经救人无数的俞关荣老先生也过世了。真切心痛哀悼的同时，也反对铺天盖地的消费死者及其家属。

回到问题本身，这次疫情绝不能说全无预兆，但为什么会发展到这个地步，我们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回头梳理时间线，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的张继先医生在12月27日就已经通过自己的患者第一个判断出存在新型肺炎疫情并上报给当地疾控中心，12月30日，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医管处发布《关于做好不明原因肺炎救治工作的紧急通知》。李医生也开始在私人群内告知朋友们现出了SARS病例。到1月4日，官方通报感染人数达到44例。

结果前期工作被辜负，从那时开始到疫情爆发，为什么本来有机会抢救的问题会发展到这样地步，会在最不该发生的时刻发生，造成最严重的后果，以至于此刻，当地百口莫辩，我们不仅仅是同样受累其中，更感到无力与悲哀。

演变成如此大灾的问题并没有那么复杂，当地根本没有能力承担如此巨大规模的灾难性事件，而当问题到来时，又本能地选择了程序化的拖延和粉饰。这种无力在后来事情的发展过程中造成的危害是愈演愈烈的，体现在全方面上，尤其是它刚好处于致命的时间节点上。又反过来说，或许恰恰因为是春节这个时间节点，让当地觉得过于敏感，必须想办法拖过去。

然而，这些主观和客观都共同构成了这场大灾难。这里不谈当地官僚自身素质的问题，当地官僚本身的水平无疑是使问题急剧恶化和极大扩散的关键。但这里仍然带有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假如这次不是发生在武汉，不是发生在临近春节如此微妙的时刻，那么它或许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难，而一些深层问题也没有那么容易暴露出来。

预警为什么没有及时发生作用？哪怕只是提前几天，事情也不会如此急迫和致命，得以避开春节这个要命的时间点。虽然责任也许要很久以后才能理得清，但作为第一道防线的当地不可能说自己没有责任。但作为官僚的本能恰恰是不会为了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做准备，而这次武汉的事件恰恰是属于这类不被认为应该发生的问题。

这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当前的地方体制实际上没有能力去应对这样的问题，也不敢假设这样的问题，不会有这样的想定，也不会做足够的准备，因此当类似的情况发生时，唯一的办法是当做它没有发生。只不过很少能像这次武汉暴露的那么彻底而已。仅从当代体制来说，没有比这次的事件能更严峻地突出问题所在的。

根本性的矛盾在于，足够断然的措施实际上很难由本级部门来做出，它只能依赖上级才有魄力做出。瞒报为什么恶劣，就是耽误了上级下定决心的时间。为什么要拖延，拖延的心思有很多，本质都是为了分担责任和责任上行。而在正常情形下，谁也没有想过情况会恶化到必须靠本级单位来硬抗，情况会如此之糟，到了没什么临危受命，不会再有人敢来背锅的情况。

这确实很荒谬，我们都说对各种灾害极端做好各种预案。这些预案也确实都有，但这些预案无论客观，主观上都存在难以落实的地方，甚至越是严重的情况，就越是被当做放弃来处理，唯一的指望其实是它不发生，真到了发生的时候，唯一的指望是向上移交，而一旦要自己负责，那只能抓瞎，或者说就是放弃治疗。

这次偏偏就是最糟糕的情形，所有本地体制的力量理论上都在，应该正常展开工作，而本地现有的机制实际上几乎没办法对这种状态做出反馈，也不可能认真建立这样一个预案还去落实它，事到临头只能乱成一片。

地方政府公司化的潜台词，是地方政府以经济为重心，一切服务于这个重心。地方的资源永远是紧张的，这也意味着不经济的行为会被靠后乃至主动排除。这意味着什么问题，比如说存在重大的风险隐患，但它仅仅是理论上存在，哪怕这个理论数值不低，那么为了防范还没有造成危害的东西，就很难有足够的动力去做出防范。

只要放眼周边，我们就会看到很多类似的事情，典型如很多企业的安全生产领域往往存在严重问题，而对他们指出这些隐患的意见不但不会被尊重，反而会使劲浑身解数，想方设法的挡回去，掩盖掉。防患于未然实际上是一种对未知的预支成本，正因为它是未知而不可见的，所以必然被最大限度的削减。到了地方，这就变成了防灾减灾体系的最低成本建设和最低限度运行。

在这种精算下，不会有人冒着天下之大不韪去消弭隐患，隐患越大，投入越多，越不可能。任何事情都被压上短期收益的轨道，以至于没办法为可能性埋单。到了真发生如此大事的时候，没有什么力挽狂澜的英雄，而是意味着地方工作出了重大问题，仕途半毁了。

正因为是最糟的结果，以至于很多地方宁可当做它不会发生，也不愿意为此投资，或者说投资不足以应对可能发生的问题。而恰恰是后果如此严重，一旦发生问题，地方必然会犹豫，想方设法去争取侥幸的机会，这其中就是上级与下级的博弈。

而疾病长时间潜伏，快速传播的特性等于极大放大了这个潜在的问题，使得这次博弈上级确实不如下级，而结果就是进一步的失控了。武汉的灾难就是这样来的。恰恰是预警，正因为是预警，所以就说明还没有造成那么大的危害，所以地方就不可能那么迅速地下定决心，而必然要想办法把事情掌控住，那么警告步调不一致的人就是本能，也没有人想到这件事会有如此巨大的后果。这就是我们一开始提到的下决心的问题。

只有到了事情发展到足够可怕的时候，当地才会知道自己没有能力应对，也知道唯一的办法是向上求助，但这个过程不可能是即时的，是需要往复博弈的。而在两害中取其轻的过程中，时间就过去了。这次如果不是疾病而是别的什么灾难，或许不会带来这么大的影响，但也正因为这种极端情况的检验，才能暴露这种严重的问题，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侥幸。

我们过去的几十年一直是以这样一套逻辑来指导地方工作的，绝大多数地区也都是这样安然运作的，绝大多数官员也是在这样一种氛围里被培养出来的。甚至，即使是那些惹出了祸端的官僚，大部分也得以平安落地，大家相互体谅理解。这一次不过是用一个谁也没有想到的极端情况，在一个特别薄弱的地区，刚好击中了这套体制最要命的问题，闹出了天大的篓子。

可以肯定的说，在目前情况下，地方是很难有足够的能力和意愿为这样的灾难去投入和准备的。实际上只有中央政府有能力，有意愿为这种情况做准备，但这也不过是近些年来才开始而已。

我们这个国家的中央集权程度实际上比我们想的要低，当代不过是在巨大外压下挽回从前放松的权力而已。但是这种建设本身就需要时间，而这种建设传达到地方，无论建设的力度还是意愿都是逐级削减的。实际上，即使是中央也未必能背上这么大的行政成本，典型的应急一类工作还是对地方负责的，而不是中央。只能说，如果中央的改革和建设力度持续高压，假以时日，那么问题多少也会得到改善。

但偏偏在这样微妙的时刻，发生了这样的事情，这就是某种坏事一定在你最不想它发生时发生的墨菲定律了，使人无话可说。

天下之大患在承平无事，我们这个时代承平无事太久了，以至于太多的问题被当做理所当然，以至于对危机的预警被认为是可恨的乌鸦嘴。事已至此，我们也希望有人能为这样的灾难付出足够的代价。在未来，我们应该在一切事情的发源地立一座纪念碑，纪念所有的牺牲者，纪念如此的悲剧。

官僚是按照既定轨道运作的，总是需要足够沉重的先例，希望这样的先例能压倒他们的侥幸，让他们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时候，在足够短的时间里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愿是这样，这样牺牲才有足够的价值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