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悼念李文亮医生，也要明白发起一级响应有多难！_风闻

        李文亮医生走了，让我很悲痛！

        看到今天的网络上多了不少借此事写的文章，感到味道怪怪的，心里更难过！

        很多文章将焦点放在了李医生“吹哨人”这个身份上，不遗余力地将他往英雄方向靠，但是我想这应该不是李医生的初衷，也不是当初那八个被警告了的发布消息人的初衷。

        他们只是在那时候说出了实话而已，只是将原本只在医生圈子里传播的消息在自己的圈子里发散一下，让自己的家人朋友注意一下而已，我想，类似的消息在过去的这些年里应该不会是第一次，当然肺炎通常是呼吸道疾病中相对严重的，但以前的禽流感呢？

       如果把一个国家比成人体的话，李医生这样的医生相当于人体最前线的皮肤，皮肤破损，外毒入侵，他向身体发出了第一声呼喊，人体受伤了。

       这个时候他最多知道，这个伤口挺严重，需要认真对待，但是整个此刻的免疫系统并不会意识到这一次的损伤和以前很多次的损伤有多大分别，因为如果免疫系统对皮肤的每一次破损都全力以赴的话，免疫系统同样会被拖垮，陷入崩溃，这就像一个严重过敏的人体，他的日常生活也会受到极大干扰。我们的防疫相应之所以要分级，也是要避免国家被过度反应拖垮。

       警察是强力维护秩序的，他最不希望的是系统混乱，于是他的第一反应是减小混乱的范围。

       医院、警方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相关机构，甚至包括武汉市的领导，他们都是按照他们惯常的做法在做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的那些程序对付的都是已知的那些风险，甚至包括是SARS，然而倒霉的是，这一次的风险不是已知的那些。

      这一次的肺炎，传播更复杂，大量的轻症患者与上呼吸道疾病极易混淆，成为潜在的传染源，偏偏死亡率又不低。最要命的是，今天的中国，人员流动比17年前更广泛。17年前，SARS的疫情耽误了三个月，我们挺过去了，这一次的疫情我们甚至耽搁不起一个月。

     我们这次的最大问题其实和17年前差不多，依旧是当未知的重大风险出现时，是等到有了确切结论再告诉公众，还是在一开始就开始预警，我们的公众应该如何对待这样的信息呢？

     我们如果假设一下，像李医生这样的吹哨奏效，武汉在1月上旬第一次发布的消息就是可以人传人，这时候的公众能够忍受多严厉的防疫措施？如果那个时候就开始封小区、封厂、乃至封城，拦住所有那时候要离开武汉的人，可能就会包括武汉所有大学放假的学生，所有放了寒假想要带孩子出国到外地游玩的人，所有在准备过年回家看父母的人。公众能够容忍吗？那些侵犯人权的舆论压力又会有多大？毕竟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显示出今天这样的狰狞。

    有很多人，武汉人，湖北人，中国人，在这个疫情严重的冬季，承受了失去亲人的痛苦，承受了眼看亲人生病无能为力的焦虑，承受了害怕自己害怕亲人染病的焦虑，所有的怨言是很正常的。但是在这场抗击疫情的战斗中，每一个所谓的组织都不是虚幻的概念，它们都是由一个个人组成的，我们中国人什么样，这些组织就会是什么样，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多思考未来如何将事情做得更好，如何让我们的免疫系统能够既能对重大的病症作出充足的反应，又能够不至于被过度反应的免疫系统拖垮。

    武汉加油！湖北加油！中国加油！

   谢谢所有战斗在抗击疫情一线的人们！谢谢你们用血肉之躯保护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