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医生牺牲了，提示防疫有漏洞_风闻

李文亮牺牲了，他是2004级武大毕业生，他还很年轻。他是全国最早发布本次重大疫情的几君子之一，他曾是位健康的医生。如果不是明知风险而坚持逆行，他最早或许不会感染。

比李医生早两周，武汉市出现确诊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最年轻死亡病例：李某，男，36岁，2020年1月9日因“发热伴乏力3天”入院，1月23日出现心跳骤停，医院宣告临床死亡。

我们一直认为：2019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性很强，致死性不强，现在要再打个问号。首先，这两例患者均年轻，倾向于健康体质；其次，对李医生诊疗期间出现医疗不足的可能性小。

防疫有漏洞

在1月23日，很多媒体竞相转载，报道17例死亡病例病情介绍。内容主要有：年龄、性别、既往病史、入院表征、诊疗措施、病情发展及抢救过程等。不久，还涌现了相关分析论文。

站在今天再看，除24日仍有实时报道外，例行报道死亡病例病情已经没有了。不仅武汉没有，外省市没有，全国更没有在做了。我认为：这给防控疫情带来些模糊，开始还透明些。

不那么透明的坏处是什么：不是研究学者知不知道、关不关心那么简单，诚然，有一些学者不再关注这方面数据了；社会公众会知道新增死亡病例的数字，但关注疫情发展时会失真。

我们不能方便地知道：死亡病例如何被感染的？何时发病的？发病多久就医？去了哪家医院？又可能换了哪家医院？采用什么主动治疗或保守治疗？临床专家结合病例，给什么样建议？

李医生在诊疗过程中曾出现好转，然而病情又急转直下。有关部门说要专门调查，给李医生一个公道。除此以外，我们从临床看到：一是这个病毒可能很厉害；二是诊疗可能有漏洞。

继续说不再坚持报道每日死亡病例病情的坏处：那就是一些死亡病例在病情好转期间出现逆转甚至死亡，一家医院的临床治疗能力可能观察不到，应通过信息共享使更多研究者关注。

三方面联动

科研去针对病毒，公卫平稳做好防控，临床忙里忙外收治，这是与当前疫情最直接交火的三股生力军，需要联动发挥应有作用。临床感到意外、搞不清的情况要想办法知会科研和公卫。

多一个方面、环节上的专业力量去帮忙想办法、梳理事情逻辑和背景，不容易产生当局者迷。临床在救治危重患者的最紧要关头，需要一个闭门造车的环境，但事后必须慎独、找方法。

我建议：在疫情中，在医疗条件符合且救治及时的情况下，年轻死亡病例的发生应引起临床、公卫及科研的重视。特别有必要在更高精密度的试验条件中，鉴别病毒变异及潜在破坏力。

按流行病学角度，我担心：第一，年轻死亡病例可能在医护人员中高发，因此更难追踪具体传染来源。第二，不排除2019新型冠状病毒以外，其他同期传播的冠状病毒很接近SARS。

对于第一种担心，在院内感染防控上做得更到位一些，可以改善风险。任何一家有诊室信息化的医院，都应该重视医护人员在任一时间区段接诊哪些具体患者的数据保留，以及追溯。

全国一盘棋

上面说到科研、公卫、临床三方面联动，但实事求是，目前全国的科研、公卫更加聚焦湖北，这在情理之中。只有从临床方面，因高度属地化的特点，最适合建立专门一套全国性标准。

治疗指南从第一版到第五版，既是越来越突出主线，每版也都包含了分别有效的方法。除核心治疗措施以外，一直不应改变且要坚持完善的是：询问病史、查实病情的经验作为注脚。

我担心：目前看到年轻死亡病例较罕见的情形，在疫情继续传播过程中可能出现上升跳点。所以，针对当前已发生的不幸死亡病例，相关专家及临床一线医务人员尤应注意抓紧破解。

对于莫名的医疗意外危重或死亡，因不知客观直接导致的原因，临床医务者也会有莫名恐惧。这或许是病毒起的变化、另一亚型；又或许是人的体质选择造成，总之目前还没有具体解。

谨慎看待，又或许是目前治疗手段上存在根本的一些错位，或许是期间治疗强度上发生一些松懈导致的，但生命不允许第二次或许。疫情科研不仅是做药、研判流行趋势，要管临床。

说回全国一盘棋，在公卫方面，我看到对四川、浙江的一些经验有报道，也看到上海、北京出了疫情地图小程序。我就想到：这些做法应该直通湖北、武汉，武汉新经验也要通全国。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士为知己者死。我今天在朋友圈里看到了人们为李文亮的感谢和惋惜。他是一个普通人，做过一份蛮不容易的工作，成就了一件伟大的事情，他是疫情中的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