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捷 ：柏拉图“失踪”了？_风闻

文章来源丨复旦大学出版社

文章出处丨《梁捷西方经济思想史讲稿》 、

如同鸵鸟一般，

柏拉图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

我们在柏拉图的书里，

找不到出自柏拉图之口的任何意见。

苏格拉底才是柏拉图书里永恒的主角，

那么，“柏拉图思想”从何谈起？

更深一层地思考，

苏格拉底所说的话，

是否真是柏拉图心中所认同的内容呢？

柏拉图为什么不肯直接地写出自己的观点，

而要费尽心思地搞出这些戏剧、对话？

文/梁 捷

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死于公元前347年。他与他的恩师苏格拉底、他的弟子亚里士多德被称作“希腊三贤”。

为何我们只讲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却不讲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没有著述，而柏拉图有很多著述，著述里却只有苏格拉底，而没有柏拉图。

这也是我们阅读柏拉图所必须明白的一点。亚里士多德则不然，现存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都为课堂授课的讲义笔记，不存在柏拉图诸多“对话录”的戏剧性。

所以研究柏拉图这个人，必须与苏格拉底置于一处，一并研究。

柏拉图身材高大，相貌优美，辩才无碍，才华出众，而且出身于一个比较富裕的雅典贵族家庭，家庭中有不少政治家，所以他从小就持有不小的政治抱负。不幸的是，他生活在一个雅典社会转型、民主衰落的时期。

在公元前450年前后希腊与波斯持续数十年战争之后，著名政治家伯利克里主导了雅典民主政治，并在外交上拉拢一些小国，组成提洛同盟。此时，与雅典相邻并长期不睦的斯巴达也在崛起，组织了针锋相对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两个同盟摩擦不断，从公元前431年正式开打，即所谓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来曾参与战争的雅典大将修昔底德撰写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成为史学经典。

苏格拉底就曾参加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据说还颇为勇敢。但他职位不高，无关大局。公元前404年，雅典彻底战败，斯巴达攻破雅典，在雅典扶持了一个傀儡政权，史称“三十僭主”，标志着经历数百年、凝聚数代人心血的雅典民主制度崩溃。此后雅典政治仍有反复，再从僭主制转向代议民主制，但其最辉煌的时期已经逝去。当时柏拉图才二十出头，正想一展身手，却遭此政治打击。

这还不算什么。公元前399年，雅典发生一件思想史上的大事，即苏格拉底被民主投票判处死刑。有人说，西方思想史的核心是两人之死，一是苏格拉底之死，一是耶稣基督之死。苏格拉底并非必死不可。按照美国学者斯东在《苏格拉底的审判》的看法，这是苏格拉底自觉寻死，苏格拉底希望用自己的死给予雅典民众以启示。苏格拉底入狱之后，还有人试图救走他，可是都被苏格拉底严词拒绝。柏拉图亲历了这个过程，对他的人生造成巨大影响。

今日我们常见的柏拉图的著作，有时取名为《柏拉图对话录》，由数十篇组成，还夹杂一些伪作。过去谈论最多的是他的《理想国》与《法律篇》，但《理想国》是他中年时期的集大成之作，《法律篇》则是他晚年的思考，对于不熟悉柏拉图思想和表达方式的人而言，都不易读。我主张按照发展顺序阅读柏拉图。

柏拉图的思想浩瀚广大，希望简单地从《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提取出他的思想，那是绝无可能的。

读过一些柏拉图的著作就会明白，这些都是一篇篇“对话”，更准确地说，都是一出出“戏剧”。苏格拉底是戏剧中永恒的主角，而柏拉图自己几乎从未在这些戏剧中露面，连一般的配角都不是。

柏拉图把自己深深地隐藏起来。我们在柏拉图这些书里找不到出自柏拉图之口的意见， “柏拉图思想”从何谈起？

也有人建议，苏格拉底是永恒的主角，那么柏拉图可能就借助苏格拉底之口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可以用苏格拉底的话作为“柏拉图思想”。

但问题是，在对话中，苏格拉底虽然总处于优势地位，但他并不愿意说教，而是喜欢使用反诘的方法，诱导周围人说出自己的观点，加以引申发挥后，有效地形成矛盾，从而促进周围人的思考。

苏格拉底所说的一切，从今日角度看，多是“话术”，又怎能算是“柏拉图思想”？

更深一层地思考，苏格拉底所说的话，是否真是柏拉图心中所认同的内容呢？柏拉图为什么不肯直接地写出自己的观点，而要费尽心思地搞出这些戏剧、对话？

芝加哥大学已故的政治哲学大师列奥·施特劳斯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柏拉图目睹苏格拉底被民主审判致死，柏拉图深知政治本身的危险性，在雅典民主制崩溃的时代，他用这种“隐微书写”的方式既可以表达自己的观点，又能有效地保护自己。

柏拉图的这些著作本身就包含了两重或者多重的含义，不同人所读到的东西、理解的东西各不相同。对一般人而言，只能读出柏拉图的字面意思，即浅白书写的层面。而对于有经验的读者，受过施特劳斯学派大师的指点，就有机会从仔细深入的文本阅读中，理解柏拉图真正要传递的思想。

我不想在柏拉图是否“隐微书写”这个问题上纠缠，但我同意施特劳斯学派的很多看法，阅读柏拉图绝不能简单粗暴、断章取义。我们要理解柏拉图对一些经济问题的看法，就一定要先理解作为背景的政治思想。

柏拉图认为，认识事物的关键在于“理念”，又有人将其翻译成“相”。比如桌子就有桌子的理念，我们平时看到的只有高的、低的、圆的、方的、木质的、石质的各种各样具体的桌子，但是我们都能很快地将其命名为桌子，我们相互之间也并不会误解。这是因为，所有桌子背后都有桌子的理念，这种理念能被我们的心智所认识。理念是普遍性的，桌子、杯子是这样，勇敢、善良、美好等亦是如此，正因为有理念，我们才有可能认识这个世界。

今日我们谈论经济学，谈论各种市场、交易、货币、GDP 的增长，这些概念背后的理念都是什么？

最终的理念是不可达至的。你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桌子，但不可能找到“桌子”。按照柏拉图的看法，所有事物都是对理念的模仿而存在，所有的桌子就是对桌子理念的模仿，所有的善都是对善的理念的模仿。事物因为对理念的模仿而成为事物，柏拉图认为，我们这个可感知的世界也不过是造物主根据理念世界所创造，所以要认识终极理念是极困难甚至不可能的。

但另一方面，我们可能天然就掌握这些理念，在前世就已熟知所有理念，只是“忘记”了。所有的学习过程，只是帮助我们“回忆”起那些已被遗忘的记忆而已。

在此基础上，我们来讨论一个后来被不断提起、今日仍然具有重大影响力的问题——分工。这个命题因为后来被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中讨论而被一些经济学家所了解。柏拉图在《理想国》的第二卷中也提及分工。但柏拉图论述的分工与效率没有半点关系，而是与个人的等级、个人的品性直接关联。柏拉图认为，分工的意义仅在于使得每个人专门去做最适合他性格的工作，从而导致效率提高。有些人能坐得住，就适合做一些需要专心一致的工作；有的人好静不好动，就应该去做更需要活动的工作。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表达了如下意思：理念与理念的等级不同，比如“马”作为理念高于“白马”，“白马”又高于“白色蒙古马”；人与人的等级也不同，也存在等级差异；劳动分工可以根据每个人的习性，去做最适合自己的工作，从而对整个城邦有利，实现城邦的正义。这种说法，从启蒙主义之后的政治制度来看，是明显的“政治不正确”。但在柏拉图本身的思想体系里，具有很强的说服力。

柏拉图的这本对话录，一般翻译成《理想国》，有些学者主张更直接地翻译成《王制》。显然它不是《经济学原理》，而是从古典的、原初的立场上探讨城邦应当采取的善的政治制度，这是认识《理想国》的基础。

我们不妨顺着这个问题继续追问。**《理想国》的核心议题是“正义”，包括个人正义、城邦正义等概念的联系和互通。**后来的斯密是将分工与效率联系在一起，这已为我们所熟知。但这并非天然。在柏拉图看来，与分工相联系的是正义，每个人都从事最适合自身内在德性的工作，这才是实现正义的必要条件。说实话，这个观点比分工提高效率更符合我们的直觉和常识。

所以毫不奇怪，很多人听到后来经济学的奇谈怪论，都会异常惊讶。已故华裔经济学家杨小凯认为，系统会自动朝向分工的趋势演化。而事实上，人的直觉总是反对分工的。18世纪，有个法国医生写过一本《人是机器》的书，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哲学系列。它的意思是，人体就像一部机器，复杂而有序地运作。这种机械观点当时就遭到批评。到了20 世纪，机器已变得越来越简单，泰罗发现人的劳动可以根据动作进一步拆分，福特发现可以用流水线组装汽车，人的劳动被彻底机械化。用我们很熟悉的一个词来说，就是马克思说的“人的异化”。

如今时常听到一种批评，认为经济学在伦理学维度存在缺失。哈佛有两位教授，写作《经济学原理》的经济学教授曼昆与写作《正义》《什么是金钱不能买到》的伦理学教授桑德尔，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北京大学的汪丁丁教授也一直倡导“寻找市场经济的道德基础”。所有这些问题的根源都在于此。回到柏拉图，回到《理想国》，我们却发现并不存在这些所谓的问题。后来斯密偏离了柏拉图的方向，发展了经济学，也同时引发了这些问题。这正是我们学习思想史的趣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