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一次被大V搞砸了的改革_风闻

宋朝，尤其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变法是关键词。

除了影响深远、褒贬不一的王安石变法，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是另一次录入我们历史教科书的改革。

然而就实质影响而言，庆历新政除了官场人事激烈变化之外，对北宋社会经济的影响，可以说波澜不惊，远远不及后来王安石领导的熙宁变法。

这就是为什么在《宋史纪事本末》中，只以“庆历党议”冠名，而非“变法”。

它之所以能被后世广泛铭记，更多在于千古名臣范仲淹和他的千古名篇《岳阳楼记》。

新政的失败，教科书归结为在利益集团保守派的激烈反对下，宋仁宗放弃了改革。

这种解读很浅薄。实际上，改革派一方操之过急，策划和组织漏洞百出。尤其是在舆论宣传方面，没有打造过硬的宣传队伍，出现了不少猪队友。他们不但没有尽到宣传新政的责任，反而给改革派四处树敌，并让舆论导向了保守派，直接导致了新政的失败。

猪队友的名单头一个就是国子监、改革派大V：石介。

1.石介的大V养成之路

石介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人，因为在家乡有个徂徕山，所以ID叫徂徕先生。

在宋代要成为大V不能只会做标题党、说俏皮话，门槛是很高的，先得中科举。

这方面石介有先天优势，他出生于名为“耕读”实为“官宦”的大家族，父亲石丙祥符年间就中过进士，担任过太子中舍（太子的家庭教师、贴身秘书）。

石介二十三岁时赴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求学，就读的应天府书院的时任掌学正是范仲淹。

此时的范仲淹因为出身贫寒却进士及第，并且在地方政府历练颇久，可以说已经名扬士林，大V加身了。

石介深受范仲淹为人为文的影响，暗下决心要成为大宋大V，不过从后来的表现看来，石介只学到大V推文的本领，政治判断、官场智慧可以说一点也没领悟到——虽然范仲淹在这方面也并不高明。

三年后，石介进士及第授将仕郎、郓州观察推官。同届进士还有一位未来名垂青史的欧阳修。

真正把石介推向热门大V的，是他秉着谁火灭谁的原则，于景祐二年（1035）连发的三篇推文《怪说（上、中、下）》，撑起儒家道统的大旗，怼了当时流行的佛、道二教，以及以杨亿为代表的骈体文风，一时之间转发成千上万。

随后他发的《中国论》也是热度不减，引无数大V眼红不已。欧阳修直接@他批评“自许太高、诋时太过”，估计石介心情正嗨，没听进去诤友的劝告。

在当时，热门大V要火得长久，不但要会推文，还得有被禁言、关小黑屋的经历。石介因宋仁宗废皇后一事怼上了皇帝，说什么“妇人朋淫宫内，饮酒无时节”，相当于直接骂圣上是纵欲的色情狂了。

结果推举的御史台也当不上了，推官也被撸了。但此事反而助长了石介在士人舆论中的热度。

于是熬过了7年，在庆历二年（1042）由杜衍推荐，石介被召入国子监直讲，相当于民间的平民直接进入中央党校当校长。从野生大V摇身一变成为官方首席大V。

2.遗患无穷的推文：《庆历圣德颂》

石介成为官方首席大V后，占据了高流量平台，却戒不了野生大V的毛病，常常议论时事，直接@朝中官员权贵，点赞或是开骂毫不避讳。

庆历三年（1043），仁宗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等进行改革，九月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阐明新政的主要措施。

范仲淹还没来得及培训新政宣传队伍。作为学生、新政的铁杆支持者，石介兴奋难抑，立马挥毫，急冲冲发出一篇奇文《庆历圣德颂》。

在这篇奇文中，石介实名吹捧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比拟范仲淹、富弼为“一夔一契”；富弼“并来弼予，民无瘥札”；韩琦“琦有奇骨……可属大事，敦厚如勃”。改革尚未开始，就把领导吹捧得这么高，实乃大忌。

更关键的，石介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傻子也知道，文中“众贤之进，如茅斯拔；大奸去之，如距斯脱”的“大奸”，就是指范仲淹等顶替的老领导吕夷简、夏竦。

虽然老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不少年，这次新政改革官制，很大程度就是针对吕夷简搭起的官员班子。但吕夷简辅佐年少的宋仁宗，在太后临朝听政的情况下，正确处理诸多矛盾，深得仁宗信任，颇有“廉能”的官名。对改革派来说，就算不能争取支持，也不要敌视，能让他保持中立最好。

枢密使夏竦文武双全，也很有政绩。尤其是在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时，曾保荐范仲淹、韩琦为他的左右手，可以说是范仲淹、韩琦的官场“伯乐”。而且石介本人也曾于景祐二年（1035）与夏竦在南京应天府共事过，上下级关系颇为融洽。

如果这篇《庆历圣德颂》只是在改革派内部网流传，自嗨一下倒也罢了。但石介是国子监直讲，又是流量大V，这篇推文很快就火编全国。未来文坛大家苏轼当时只有7岁，且身处四川眉山，就会背诵全篇，可见其影响有多么大。

此文一出，相当于在新政还未施行之前，就把影响巨大的退休老领导推向了反改革派的阵营。对夏竦而言，看到昔日属下这样指着鼻子骂自己，很难不会把这些自己提拔的改革派们看作“忘恩负义”的小人。于是夏竦便成为了范仲淹石介的死敌。

欧阳修等人当时年轻，看了石介的大作后还想联名@皇帝，但范仲淹毕竟政治历练更久，看到此推文时大怒：“为此怪鬼辈坏事也！”——直接把石介这位猪队友骂成鬼怪。

但为时已晚，反改革派迅速集结出力量，攻击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是朋党乱政，《庆历圣德颂》这篇推文几乎成为改革派搞朋党、搞小团体的自白了。

随后，铁了心要搞倒改革派的夏竦命家中女奴模仿石介笔迹，伪造了一封石介给富弼的信，内容是废掉仁宗另立新君。

虽然仁宗不信废立之说，但显然对石介激烈而夸张的大V式的言辞文风不满已久。随着“朋党”攻讦日益激烈，这封伪造的信成为压垮改革派的最后一根稻草。

范仲淹等人相继罢职，石介也外放到濮州任通判，庆历新政在开展一年时间后就黯淡收场。

3. 简论改革宣传者的自我修养

可以说，石介作为改革派的大V，却成为改革的最大危（害）。

第一，没有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官方首席大V的重要性和敏感性。依然是野生大V的草莽性格，想说啥就说啥。没有自我审查的意识，作为改革宣传队伍的领头人，是完全不合格的。

第二，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没有正确的“改革观”：改革不是革命，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本质上是利益再分配，让新鲜血液带动整个官场乃至整个社会的良性发展。于是古今中外的改革能否成功最关键的一点，是如何合适地照顾利益受损的一方，让他们安心接受改革而不出来捣乱。

当然，这种对改革的深刻认识，不只是石介，连领袖范仲淹、欧阳修等也不具备。范仲淹认为改革就是“ 一邪退则其类退，一贤进则其类进 。”说白了就是好人掌权，坏人退朝。

所以这方面也就不能苛责石介一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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