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宏：小议金昌三角城的历史位置与特质_风闻

位于河西走廊中段的甘肃金昌三角城遗址，时代约当春秋战国时期，属于中国青铜时代末期至早期铁器时代的沙井文化。它是迄今所知河西地区最早的城邑遗址，也是这一地区唯一的一处先秦时代城邑。

一

我们可以把这座城址放在当时整个东亚地域历史文化发展的大的时空框架中来考察。

在卷帙浩繁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关于城与筑城的记载不绝于书；至今仍耸立于地面之上的古城墙也不鲜见。至于湮没于地下、经发掘出土者，更是比比皆是。可以说，城是这块战乱频仍、多灾多难的土地上的一大“特产”。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城址的分布与以中原为中心的华夏文明圈是大体重合的。就春秋时期而言，这些城址的绝大部分分布于中原及周边各诸侯国；战国时期则基本上见于“战国七雄”即齐、楚、燕、韩、赵、魏、秦等国的疆域之内。据拙著《先秦城邑考古》截止到２０１７年的统计，此前已公布材料或见于报道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城邑（含无外郭城都邑）遗址达６５７处，主要集中于河南、河北、山西、陕西、内蒙古、山东、安徽、湖北、湖南等省，也即东亚大陆偏东的区域。我们可以把这些城邑称为“华夏农耕礼乐系统城邑群”，或可省称为“华夏城邑群”。

那么它的西限在哪里呢？据考察，这一庞大的“华夏城邑群”的西限与秦文化的分布有密切的关联。位于西汉水上游、甘肃陇南地区的礼县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应属早期秦文化中都邑级的城址。它们与寺洼文化遗存共处于同一区域，关系密切，后者所代表的人群或认为可能属西戎之一支的犬戎。这表明这一带春秋时期城邑的华夏化程度还不是很高，但５座城址均为夯土版筑，应处于“华夏城邑群”的边缘地带。就现有材料看，密集分布、连绵不断的“华夏城邑群”最西的地点，是渭水之滨的春秋时期宝鸡平阳城和凤翔秦都雍城，与上述三座城邑相隔近２００千米。地处陇东的甘肃宁县西沟战国城址，规模较大，面积达１５０万平方米，调查者结合文献记载认为当是义渠戎国的都城。这应已属“华夏城邑群”的外围。

从地理上看，陇东一带还属于东南流的泾河、渭河流域，具典型的黄土高原风貌。再往西，就进入了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沙漠的交汇地带，海拔渐高，大部分地区干旱少雨。这是农业和畜牧业的交错地带，在先秦时期，罕见城邑这种一般以定居和农业为基础的聚落形态。在这样的自然和人文背景下，位于“农耕城址群”５００多千米（直线距离）以西的河西走廊上发现的金昌三角城遗址，无疑像一颗珍稀的明珠，镶嵌于先秦时代中国西北农牧文化的版图上。

二

据研究，金昌三角城遗址所属的沙井文化主要分布在河西走廊的东北部，“已确定的遗址点集中在巴丹吉林沙漠与腾格里沙漠之间的民勤绿洲和永昌盆地之间，民勤沙井子至金昌三角城一线是为该文化的中心区”。民勤盆地位于祁连山内陆水系下游的沙漠终端湖地带，犹同伸向内蒙古沙漠的一支触角。“据河流的走向分析，沙井文化的遗址主要分布在石羊河、金川河下游沿岸和湖沼沿岸的绿洲上”。在战国以前，民勤盆地的河湖演变和绿洲发育完全循自然景观的发展，很少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属自然水系时代。“考虑到该文化居民有比较稳固的聚落，晚期甚至建有相当规模的城堡，说明他们所经营的畜牧业并非纯粹的逐水草而居、来去无定的游牧形式。而是采取一种以较为固定的聚落为中心，循一定的半径活动的驻牧形式。正因为有着相对稳定的生活环境，沙井文化的居民也从事一定规模的农业生产”。要之，历史地理和考古学研究表明，金昌三角城遗址是整个东亚大陆罕见的华夏农耕及礼乐文化圈以外的城邑遗址之一，也是东亚大陆西部地区最早的一处绿洲城址。

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放宽些，可知像金昌三角城这类绿洲城址，与地理上属于中亚的新疆地区的绿洲城址也有一定的相通之处。已有的研究表明，“山地一绿洲一荒漠系统在我国昆仑山北、天山南北、祁连山等地普遍存在，是我国西北干旱区典型的地表景观格局类型，那里的绿洲更是当地人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主要地理环境”。“公元前５世纪之后的天山地区文化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天山以南地区，原来生活在绿洲或绿洲边缘的牧业人群在各种原因的作用下，迈向绿洲城郭国家的阶段。新疆绿洲城市化开始的时间可能相当于中原的战国晚期至秦汉时期。”

但迄今还无法究明上述新疆地区诸城址和金昌三角城之间是否有文化上的直接交流。总体上看，汉代经营西域之前，新疆的城市布局和规划主要是受中亚的影响。比如圆城、多重城墙的城可能是中亚影响的结果。之后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新疆青铜时代的圆形聚落可能来自（哈萨克斯坦草原北部地区的）新塔什塔文化，而战国西汉出现的圆形城市可能是在早期聚落基础上发展的结果，同时也可能是受中亚圆形城市的影响。”显然，新疆地区的城址形态受到了更多西来的文化的影响。

就绿洲城址的属性看，金昌三角城与其以西上千千米以外的新疆绿洲城址既有共又有个性。只有确切把握其时空定位—游离于东亚农耕城址群和新疆绿洲城址群之外、地处二者之间的一处具有鲜明特色的先秦时代农牧文化城址，才能对其多元文化的内涵有更为深人的了解。

三

下面再谈谈“三角城”的问题。

金昌三角城遗址，因“西壁和西北角处，都向外边突出，略呈三角”，故名（图一）。那么，这样的平面形制，有可能有什么意蕴在里面吗？我们不妨从“三角城”的名字入手来做些比较分析。

查迄今已出版的２２套《中国文物地图集》各省市自治区分册，名为“三角城（堡）”的遗址收录情况如表一。

此外，近年考古普查中还新发现了甘肃靖远县五合乡宋代三角城遗址，亦因平面略呈三角形而得名。

由上可知，名为“三角城”的古代城址，主要分布于甘肃和青海两个西北省份，其中甘肃又占了绝大部分，且以河西走廊及邻近地区为多查各城址的实际平面形状，有些名实相副，有些则名不副实，甚至呈长方形就后者而言，三角城可能仅是人们地面观察的印象而已，甚至地名与传说有关，也未可知。无论如何，相当数量的呈类似三角形的城址集中出现于甘青地区，是饶有兴味的。这类城址与其所处的特定的自然环境，应有一定的关联。

显然，金昌三角城是这类城址中时代最早的一处。它的平面形状，可能与永登县民乐乡的宋代三角城遗址最为相近，实际上是呈尖首圭形的，即只有一端呈拐折的凸出状，而另一端则仍呈较规则的矩形。遗憾的是，包括永登三角城遗址在内的诸“三角城（堡）”大都未公布平面图，无法做详细的比较。

地处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克里雅河流域的圆沙古城，可能是一个较为理想的比较标本。据１４Ｃ年代测定和遗物分析，该城的年代在公元前三世纪至前一世纪，其周边墓葬的年代可早到公元前四世纪，故发掘者推测古城的年代上限应不晚于西汉时期，可能更早（图二）。如是，则该城的始建较金昌三角城为晚，二者应有一段时间是共存的。两城的另一个相近之处已如前述，即都是绿洲城址。在圆沙城的周围已发现较为密集的灌溉渠道，表明当地居民的经济生活方式是农牧并举。

不同之处当然也很显著。圆沙城的城垣是“以两排竖插的胡杨棍夹以纵向层层铺柽柳枝为墙体骨架，墙外以泥土块垒砌或胡杨枝、芦苇夹淤泥、畜粪堆积成护坡”；而金昌三角城，“从构造看，此城的墙体利用自然地形和土坯补缺两种方法营建”。同时，这两，种独特的筑城方法，又都不同于长江流域的泥土堆筑、中原地区的黄土版筑和黄河河套、长城地带的石头砌筑城墙的方式。

我们注意到，金昌三角城与于田圆沙城的平面形状极为相似。两城的南部都相对规整，南门的规模都较大，是主要的城门。最相似的是两城的北部城垣都向外凸出，且都偏向西北。前者因北部凸出呈三角形，故当地俗称“三角城”；后者的形状，则被考古工作者描述为“不规则的四边形”。其实，这样的描述也适用于金昌三角城。联系到上引《中国文物地图集》所见“三角城（堡）”遗址的定名，可知如“三角城”之类的现有遗址名或当地村名地名，都不一定能准确地反映城址的实际情况。如果说被称为“三角城”的城址未必有其形，那么没有这一名称的城址未必不具有类似的特征。

由这些地处西北和新疆地区城址的特殊形制，尤其是城址打破常规地向西北凸出的现象，我们推想这种独特的设计布局，是否应是当地居民因地制宜、趋利避害的一种防御性举措。当地西北寒风（风沙）风力较大，破坏性强，而城垣建筑如果正面迎风，阻力会很大，城垣也就容易遭损毁。而将西、北城垣修筑为面向西北的尖角形，从而使风向分流，是否可以减轻风沙对城垣的侵袭剥蚀。

结合上述遗址的发现情况和所处自然环境，我们认为，包括金昌三角城和于田圆沙城在内的西北古城这种独特的设计布局，应是古代先民适应自然环境、处理人地关系的佳例。

附记：本文原为提交给２０１２年８月甘肃金昌“首届沙井文化学术研讨会”的论文，略有增补。